评论|曾昭明: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新兴资本帝国的集结号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儒教资本帝国”的出生证明——然后,我们也该立即补充说明:它们并且也将是中国此后的“帝国危机”的开端。
2016年1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开业仪式。

编注:本文稍早版本曾以〈新兴资本帝国的集结号: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为题,刊于台湾清华大学出版之《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第24期。感谢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作者授权《端传媒》转载。本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增补部分段落。

2015年3月31日晚,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青年团体,针对国安高层会议决定向中国送交加入亚投行的参与意向书,在总统府前发起抗议行动。抗争者发表联合行动声明指出:中国筹备亚投行目的,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金融的新霸主,并试图增加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其将对开发中国家带来经济制约、剥削与干涉内政的效果,无论对台湾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不是好事。

超越资本主义霸权,还是帝国主义实践?

针对这个抗争行动与声明,诸多台湾与中国的左翼知识人,纷纷表达了各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例如汪晖与卢荻等学者,将中南海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看作是“超克资本主义的根本出路”。这种论断与其反对的抗议声明至少在存在着一个“共识”:中南海推动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但构成“以人民币取代美元的金融霸权”的策略性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还真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以新资本霸权取代旧资本霸权的“世界史立场”论断,无法妥适回答一个基本疑难:中国的方案为何不是一种西方帝国主义实践的复制或者山寨?

相对于此,若干左翼评论则强调:黑岛青等的抗议是受民粹台独思维所驱动,因为中国目前仍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但同时,这种评论也承认:中国内部确实存在着推动“帝国式崛起”的“天朝主义帝利派”。这种评论立场暗示了一个有待厘清的问题:假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方案不是帝国主义的实践,那么,它是什么?

设若依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的帝国主义分析,上述两种论述显然都有可质疑之处。

就经济层面而言,中南海之所以盛大推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方案,首先源自本身严峻的经济情势,带有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浓重内部期待。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无疑是中国借由转换“资本循环”的空间坐标(外向积累)与时间坐标(拉长资本循环的周期),将内部经济问题“外部化”,来舒缓“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经济策略。但问题的症结是:中南海可能将自身“世纪性的经济危机”,转化为全球资本主义新的成长动能吗?

政治层面上,对中国的菁英权贵阶级而言,中国现今经济策略与国家策略的基本问题,本质上可以浓缩为一个问号:如何延续或扩大“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版本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

从“中国梦”到“欧亚梦”,中国要同时成为海权与陆权帝国?

21世纪的中国不是19世纪的美国;当代中国已经没有“新边疆”可以开拓、殖民。帝国方案不得不提早应运而生,来为培育中国自身的内需市场(也即是,真正的美式帝国经济体制)争取时间。面对这个“早产儿”,中国菁英权贵阶级经过几年的尝试、挫败和酝酿,浮现出来的解决方案是:向欧亚大陆投射中国式的“粗放型资本积累形态”(extensive accumulation regime),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经济圈”。

对中南海的高层政策幕僚而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际霸权已呈疲态,缺乏足够财力和信誉来支撑“美国领导下的和平秩序”(Pax Americana);其也为中国的帝国式崛起,铺陈出宽松的国际环境。况且从经济层面来说,中国自身外汇持续增长,产业部门却面临产能过剩,以国家力量对外拓展市场,从而舒缓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原本就是经济管理上的策略选项。

不过,就在这个中南海觉得必须“有所作为”,以强化、巩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主导权的时刻,华盛顿也采取了“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的策略转进。更糟糕的是,中国建构自身“新门罗主义”(“东亚是中国的东亚”)的初步阶段,就在2014 年遭逢连续挫败。首先在台湾,遇到反服贸协议的 318 公民运动;接着在越南,碰到针对南海主权议题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暴动;甚而连在家门内,还都必须与香港的“雨伞革命”就政改议题对决。

即便在初期阶段就碰到这些阻难,中南海迄今尚未出现对这些政策,进行重大策略调整的迹象。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他要求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的呼召,终于在一带一路策略和亚投行计划,觅得物质性的体现、依托和象征。北京的知识分子也因而受到鼓舞,突然发觉该修改中国的“新门罗主义”的定义了:中国的梦想,不该只是停留在“东亚是中国的东亚”,而该大气地提升到更高远的层次——“欧亚大陆是中国的欧亚大陆”,而“中国梦”就是“欧亚梦”。

按照2015年3月28日,中国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策略,不但借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华夏帝国史上深植人心的历史意象,同时还包含新的陆上丝路与新的海上丝路。一带一路策略,企图要海陆并进,贯穿欧亚大陆,来连结东边的东亚经济圈与西边的欧洲经济圈。

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在目标上宣称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和“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然则,这种“发展策略的对接”,乃是以中国的帝国本体与周边国家在基础建设上的“共商、共建、共用”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同时也是以“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前提的。

客观地说,这确实是个构思雄伟、气质阳刚的资本帝国建设方案,但费解的是: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可以说拥有当时的“海上丝路”,而后起的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则是企图以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路”来回击。

从来还没有一个资本帝国方案,会设定要同时成为海权与陆权帝国。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与德意志帝国,从 19 世纪后半到 20世纪初的“全球化”历程中都做不到的事情,中南海究竟打算如何做到呢?

“一带一路”是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二阶段

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在论述上强调“坚持市场运作”的市场自由主义学理:“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但这个在论述上强调“市场规律”的计划,不同于一般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其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其中特别显眼的,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

据说,目前光是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策略建立的资料库里,就有牵涉 64 个国家的 900 个项目,投资总额 8900 亿美元。为支撑这个庞大的计划金额,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不但希望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也希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能参与其中。而中国另行成立的“丝路基金”(它的正式名称是“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注册成立),不但对外标榜自己是“投资周期更长的 PE(私募股权基金)”,还特别希望引进阿拉伯方面的私募基金,和若干国家的主权基金,共同“做大做强”。从这个对全球金融资本的多重复式动员格局来看,一带一路可谓是对全球金融资本发出的集结号。

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一带一路策略最大的奥秘,就在于所谓的“市场运作原理”。它实际的内容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上的“资金缺口”为大义名号,借由“新天下帝国”与周边国家在基础建设上的“共商、共建、共用”,展开跨国性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帝国建设,从而延续和深化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术——例如 BOT 和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公私协力伙伴关系)等。

因此,一带一路策略,绝对不是若干左翼论述想像中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究其实,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加入和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第二阶段,是中国经由吸收国际资本壮大后,中国资本“走出去”(传统左翼帝国主义论中所谓的“资本输出”),结合全球金融资本来共同操作、共同获利的资本积累策略。

“儒教资本帝国”的诞生与危机

虽然中南海与许多中国学者,都强调“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是“南南合作”理念的体现和典范,不过,这种说法同时遮蔽了国家政策在促进资本积累的意涵,从而也遮蔽了这些大型的跨国基础建设方案,可能在人权、社会、生态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冲击。

特别是,中国这种资本帝国方案与市场自由主义的关系,到底要定位成借由市场化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型自由主义”(developmental liberalism),还是结合国营企业与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式的凯因斯主义”(liberal Keynesianism)?甚至我们或许应该说:不同于教科书上结合西方保守政治与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这是新形态的,带有中国本土保守政治主义色彩的,“有儒教面孔的自由主义”?

可是这么一来,原本在中国自身脉络下,环绕儒家话语而形成的“国家权威主义”(statist authoritarianism)论述与行为,如何能被镶嵌进国际基础建设计划中?如何可能在不同文化与政治脉络下展开而不会受到挑战?是否会让“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同时变成中国“输出中国模式”,借以在国际社会建立“软实力”的管道?这种种问题值得后续密切观察。

统言之,“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在资本逻辑上,是移转中国内部的资本积累危机,拓展资本积累基盘的经济策略;同时在帝国逻辑上,也是中南海以欧亚大陆为基盘,设定今后的“全球治理”游戏规则,争取主导权的国家策略。

对这个性质复杂而又操作细致的大型策略,如果要暂且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这么说最好: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儒教资本帝国”的出生证明——然后,我们也该立即补充说明:它们并且也将是中国此后的“帝国危机”的开端。

(曾昭明,曾担任总统秘书室咨议、经建会主委秘书、青辅会研究委员、台湾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秘书长。现为企业社会责任顾问,以各种“责任型经济”的倡议为关怀重点。)

读者评论 0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目前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