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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夫婦 烽火中的家常話: 譚駿賢 黃瑞紅

一個是關注人權的大律師,一個是區議員新丁兼社運老將。這對夫婦檔既一直站在大時代前,也在伴侶關係中永恆的未解決裏,努力同行。


「我有一個印象,談及家庭時,你倆常常用上『愧疚』二字。作為記者,我很想跟你們重塑伴侶關係的最初,乃至你們現在的狀態。一對站在社會前線的夫婦,如何在萬難中經營家庭?是有點私人,但請你們考慮。」

去年十二月這通電郵,為我向一對非常忙碌的夫妻檔爭取到一個跨年訪問。黃瑞紅是大律師,曾在香港反國教運動的風風火火中絕食,也在很多具爭議的案件中留下身影,包括支援佔中期間畫連儂牆被捕的粉筆少女。

譚駿賢是工黨秘書長,廿年來因抗爭被捕不知凡幾。他最近成功把某建制派議員拉下馬,成為新鮮熱辣的屯門區議員。

但這趟我們談的不是社會事件,而是他倆一路走來,從戀人到家人乃至同為父母的伴侶關係——雖然這段關係的背景上,盡是一幕又一幕大時代。

相識大時代

1997年,譚駿賢在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工作,黃瑞紅休學一年專注香港大學學生會的組織工作。社會躁動,民間活躍。自自然然,他和她都知道對方。

譚駿賢有這個印象:六月四日凌晨的港大校門前,他跟示威者築成人鏈承受警衞衝擊,而他們要護送的國殤之柱正架在貨車上,車上站着一個手執擴音器的年輕女子。

他偶爾不放心地瞄向她,心想:男生都跑到哪裏去了?為什麼要讓一個女生在那兒獨撐着?清晨時份,國殤之柱終於成功豎起,眾人歡呼,他特地上前向她鼓勵:厲害﹗

今日譚駿賢笑着承認:「現在回想,那時的想法挺保守。」

黃瑞紅對那句打氣沒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我更發現,這位心思慎密的大律師在私事上是不折不扣的小迷糊),她只記得現場兵慌馬亂,談不上任何兒女私情。

她開始留意他,始於那年稍後的韓農反世貿行動。9月21日,五名示威者在灣仔被捕,是回歸後首次,引起很大迴響。他和她都在其中。

「預備上庭期間最磨人,非常不安,是一種手足無措的狀態。從個人前途,到大環境的人權狀況,都有很多憂慮。」黃瑞紅是港大首位被捕的法律系學生,對於案底會否影響日後執業,當時沒人說得準。

而在惶恐中望見譚駿賢,原來會心安。「那時覺得這人真厲害,活像沒事兒似的。他不是大無畏的那種,但會實實在在處理事情,冷靜清晰,鎮得住場面,像身體力行的長輩,讓我從觀察中學習。果然是高幾屆的中大學生會會長。」

一邊是慌張的小妹,一邊是扮演定海神針的大哥哥——我以為這是安慰的最佳時機,但事情沒這樣發生。譚駿賢說:「那時我也面對很多超乎自己想像的處境。我不是很成熟,也不大懂得安慰,只不過能做的盡量做。」

儘管如此,幾個月神奇歷程足教他倆愈走愈近。只是兩人各有顧慮——譚駿賢走出一段不理想的關係後不久,正享受自由,未確定應否重新牽手;黃瑞紅已經有赴澳洲讀書的計劃,計劃中沒有歸期。

他們猶猶疑疑,腦袋跟心房拉据,但情人節還是相約出來,沿海傍一路從灣仔步行到西環。整個晚上,什麼都沒發生。

沿途談國家大事社會新聞嗎?我不禁追問。答案是,話很少,沉默很多,也沒搭理不識趣走來兜售玫瑰的商販,總之小心翼翼,不把關係逾越一步。

好尷尬好尷尬。

兩人各自回家後,像被蟻咬。

「人家一個女仔那日肯出來,本身已經是信息,我不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他說。

「我不開心,覺得自己實在想不清楚。但那晚以後我告訴自己,聽從感覺就對了,反正不把那一步走下去的話,我會更不開心。我是這種人。」她說。

終於,這格畫面在黃瑞紅的記憶中凝成定格:幾日後,尖東海傍,他說:「不如我們試試吧」,然後握着她的手。

痛裏明白愛

接下來要進入快鏡程式——他倆很快便進入熱戀期,也很快開展同居關係,兩年間一切都來得很順,順利得她不只一次甜蜜地說:「我們真的好合拍﹗」也沒把稍後的分離看成一回事⋯⋯

「我們低估了距離的挑戰,也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譚駿賢說。

黃瑞紅終於跨越太平洋去唸書,距離帶來孤獨,而孤獨又迫逼譚駿賢思考彼此距離——地理外的距離,「我們的話題愈來愈窄,她談她在律師行的實習,我談我的工運。我們本來就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日後她是大律師,而我不過是工會份子,會有很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圈子。我想,這些是否也是戀人該考慮的距離?」

猶幸,走到瀕臨分手前,他倆止步,反過來努力經營。她用反問來測試自己:分手會教我痛嗎?這念頭果然揪心,「我是透過痛去明白愛的,不知這叫不叫變態⋯⋯嘿嘿。」

回頭看,黃瑞紅說,多得那兩年,「開始時一切都美,只是不深刻也不夠錐心。澳洲的挑戰卻把兩個人完完整整地呈現出來,有惱怒有失望也有吵架⋯⋯對我來說,這些那些湊起來,才叫愛,也鞏固了愛。」

譚駿賢則在危機中發現,他們的關係可以超越分歧--也許說得明白一點,是階級分歧。「我平日在屋邨工作見的是什麼人?別說幾十元吃一個餐,有些連吃都成問題。

但在她的大律師圈子裏,幾百元一餐是等閒。那時她挑一間比較貴的餐廳一起吃飯,我也有罪咎感。」說時眉頭皺得好緊。

「但現在我學會接受,她有她的專業,她的成長背景,她的生活方式;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態度。甚至可以拿來開玩笑了。」

黃瑞紅回港後第三年,他倆結婚——結婚是剛巧趕上了SARS後特別平價酒席的最後一班車(那時酒店設宴才六千多元一席),結婚是他被灌得不省人事。

結婚是翌日歸還婚紗、拆人禮金、是償還銀行貸款忙得一頭煙;結婚是回家後首個睡醒的早上除了累癱,還有驚訝:怎麼一切如常,啥都沒變?

原來最大的轉變,不來自「丈夫太太」這組新身份,而是「爸爸媽媽」。

結婚時已彷彿「老夫老妻」,但是學運老鬼回到母校拍婚紗,感覺還是強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結婚時已彷彿「老夫老妻」,但是學運老鬼回到母校拍婚紗,感覺還是強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強大的荷爾蒙

黃瑞虹用「奇妙」來形容懷孕體驗,「兒子在我肚皮下第一趟『蓬~~﹗』的一下動作,現在想來都起雞皮疙瘩,一輩子不會忘記。」然而,孩子甫出生,事情便急轉直下——說的是她的情緒。

譚駿賢記得那是兒子知行出生翌日。趁外母來醫院陪伴,他趕到餐廳吃飯,但中途接到舅仔十萬火急的電話:「Linda很不妥當,你趕快回來﹗」

他當下胃口全消,匆匆扒進兩匙飯,便又跑上病房。原來她正向外母大吵大鬧。

「從未試過鬧成這樣,哭瘋了⋯⋯」她回想時猶有餘悸。「我彷彿變成另一個人,其實是很恐怖的經驗。而他是受苦那個,把我的黑暗面看全了。」

當時譚駿賢很快便知道,自己進入了很多丈夫都經歷過的「黑暗時期」。黃瑞紅知道得晚一點,因為她身在局中——那個局叫「強大的荷爾蒙作用」。

「那時她很暴躁,要求高,易怪責身邊人。經歷幾次後,我學乖了,覺得不該再跟她講道理。她還弄了幾個專門放奶樽(編按:奶瓶)的架子,連嬰兒床塞入房間,家裏像難民營⋯⋯這些都要硬吞下去。」

無疑是考驗,猶幸譚駿賢心態健康,「又或者這樣想,如果你同意不該只由媽媽來承受生養孩子的所有變化,那麼爸爸承受什麼?就是這些囉﹗」

但可曾擔心,溫柔堅定的黃瑞紅從此消失?黑暗隧道沒有盡頭?

譚駿賢說那時倒沒想這些,但她確實慢慢回來了——花了半年。後來某個社交場合上,太太跟老朋友侃侃而談,自信開朗一如既往,他看着就知道,黃瑞紅歸位了。

謝天謝地。

「那次我更肯定,在孩子和家庭外,她很需要追求她認為重要的價值,她自己的生活和圈子是她很重要的部份。」他說。

但這不代表實踐起來時,沒有張力。

「沒什麼事早點回家﹗」

黃瑞紅深刻記得復工第一日的畫面:她坐桌前,眼睛橫掃房間,那道風景包括一個個厚重的文件夾,跟被困家中是兩碼子事。「好棒,現在我偶爾也會萌生這種感覺。」

她知道自己離不開工作,但又想多陪伴孩子,兩邊拉扯得緊,非常痛苦。然後還有丈夫那句:「沒什麼事早點回家﹗」

這話,常常令黃瑞紅一下子火冒三丈。

譚駿賢急得打岔:「如果只是工作我沒問題,但你加入了維權律師關注組、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小學校董會、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佔中支援律師團⋯⋯你自己數數看﹗我不是不認同,問題是,可不可以減一點?」

一兩年前,這常常成為吵架的導火線,一個想對方多留在家看孩子,一個難以割捨人生中一些有意義的經歷。

黃瑞紅坦言:「我也想陪孩子,但有時忍不住鬥氣,為什麼你的工作是工作,我的就不是?我認為自己支持有意義的事情,也是工作一種。」但她也承認自己很怕令人失望,尤其在有意義的事情上。

我見證過那種期望的殷切。在某個關注組蘊釀初期,其中一個討論焦點竟是該動員誰(包括譚駿賢)去說服黃瑞紅入組。那時我未認識她,卻清楚感到,她該是能產生關鍵作用的一號人物。有這樣的太太,丈夫該很自豪吧?

譚駿賢帶點為難地說:「心情很矛盾,譬如反國教(編按:2012年,香港反對國民教育運動)時她絕食,我很擔心──她真的沒跟我討論過,但《大公報》還是說我煽動她出來﹗但又像你說的,有這樣願意犧牲自己站出來的太太,我很自豪。」

黃瑞紅絕食時,我寫下這些——

「九一那夜,才剛完成了晚會統籌工作的女子,撐着累透身驅加入絕食,然後頭痛來了、胃痛來了、低血糖來了。她坐着累,躺着胃痛,但是一路撐過來。她說,因為這一切已經踰越她作為母親的底線。

這位媽媽有一個牙牙學語的兒子,那雙小手曾奮力地四度要把媽媽拉回家。現在,他的媽媽終於可以退下,接力是另一個孩子的爸爸。

讓我們先來一趟致敬,再記住Linda的溫柔,也記住她的堅定。這場戰役未完成。」

譚駿賢說:「那時不單我倆之間有衝突,即使我自己內部,也一樣在衝突。我猜她也一樣。」

中午跑回家的爸爸

這是一對非常忙碌的爸爸媽媽。但如果說媽媽對兒子愧疚,爸爸更甚。

「那種愧疚不是一時三刻,而是對他整個生命的一種感覺──我們究竟給了他幾多?媽媽跟他一起的時間其實已經比我多(她忙不迭在旁補充:「多很多﹗」)我就是連回家吃飯行公園踩單車這些最基本的,也很少做到。」

最嚴重是區選前兩、三個月,他朝五晚十,回來時知行已經睡了。「那時我覺得,這樣日復日撐下去對兒子不好,對我不好,對選情也不見得好。回想起來也可能是因為愧疚,但當時沒想太多,只是很想很想見他﹗」

為見兒子一面,選舉前兩個禮拜,忙碌爸爸開始每日中午從屯門趕回家,飯後再趕回屯門工作。知行果然非常驚喜,連問:「怎麼你在?」父子倆有時玩玩具,有時寫寫字。

累了,爸爸上床稍息,兒子也躺上來,或滾來滾去或靜靜相伴。漸漸的,譚駿賢精神好轉,胃口也好轉,「之前天天碟頭飯,很累的時候,望着食物想嘔。」

黃瑞紅逮到機會,連忙換上化粧品廣告口吻笑說:「是兒子滋潤了你⋯⋯你那時⋯⋯好dry⋯⋯精神上和生理上都是。『生人勿近』,一如我們產後抑鬱。」

選前譚駿賢評估自己勝算不高,曾打定主意落選後退下崗位,多投入家庭,多照顧孩子。他把新生活描繪得歴歴在目,沒想到竟然勝出。

當上媽媽,有了兒子知行,成為兩口子家庭生活的最大改變。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當上媽媽,有了兒子知行,成為兩口子家庭生活的最大改變。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生活在「未解決」中前進

這兩年,黃瑞紅的生活起了一些變化,包括割捨了不少義務工作。她笑說:「我今日才跟Kelvin Yam(法政思匯組織的任建峰)說,未來會為兒子enforced disappearance(被迫失蹤)。」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知行——五歲了,漸漸知道別的孩子都有爸媽陪伴,愈來愈懂得比較,也懂得要求。但黃瑞紅還要多謝雨傘運動,因為冒出一批關心社會的年輕律師,更多人合力挑擔子。

「現在我可以把周六日都交給兒子,自己還有時間做運動。這狀態不錯。」她滿足地說。

連譚駿賢也戒掉「你沒事便早點回來」這話。他笑了起來,「因為我發覺不說這句話,無論實質或理念上都是正確的,反正愈講愈留不住她,何必呢?」

當選後回家湊仔(編按:照看孩子)夢滅,但比起選戰時的緊繃,譚駿賢無疑輕鬆了點,也終於可以努力實踐他口中「為人父母的基本要求」了。

選舉也為兩人的關係帶來意外收獲。

她說:「選戰很棘手,期間我看到他很需要也很願意和我談,包括落選的話如何走下去。我的幫忙未必很多很實際,但過程中覺得自己有參與、被需要、也了解他。正如以前,我在人生、在工作上迷惘時問他意見,每次他都讓我明白,他真是最了解我的人,我們都重視對方。」

他說:「這幾年我又發現,我們雖然身處不同崗位,但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通點,特別是面對社會事件,她(作為大律師)助我看得更清。去年雨傘運動後,我有強烈的無力感,譬如粉筆少女(被捕),我可以做什麼?什麼都做不到﹗但她在她的位置上能幫到更多。這些都是讓我們愈來愈親近的經歷。

「最近我在問自己,怎樣描述目前的關係,我想告訴你一個諷刺的答案:我們就像家人。真的,回想起來,我們以前好像都不似家人,做情侶時關係不鞏固,像戰友時都在外面風風火火,最缺乏的卻是——朝早起來沒事,帶兒子踏單車後飲茶——這一種關係。不要很戲劇化,也不只有美好,有時吵架有時沮喪。這是什麼生活?家人的生活。

「又譬如,有事沒事第一個想到找她聊,是什麼關係?就是最親密的關係。這段日子感覺最強烈。以前很多話題都是『公家』的(社會事務),現在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兒子的未來,而且比重愈來愈高--『喂,阿仔的中文很差,我們想想怎辦。』」

如果把時光調到三十年後,對於以後的伴侶關係,有什麼想像?

她笑了,說:「我希望我們都健健康康。這是我最近集中火力轟炸他的事情,投訴他不重視自己身體,提醒他這也是對兒子的責任,但他一直迴避。」

他沉吟一會,說:「我覺得可以牽手逛公園,就是最好的三十年後了。有時在公園見到手拉手的公公婆婆,我覺得自己就是要那個畫面。」他一頓,望一望她,終於說:「這個跟健康有關。」

但接下來是一輪托詞「工作總要交人啦」、「我覺得要死不會病」、「都是健康產品公司拿出來騙中產階級做gym(到健身院)的」⋯⋯

每段家庭關係都有懸而未決的事情,生活就在一堆未解決中前進。

「我會繼續鬥爭」,溫柔堅定的人權大律黃瑞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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