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週，端傳媒對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進行了專訪，請他解讀目前中國GDP增速減慢，經濟放緩給中國模式下的產能轉型和勞動力市場帶來的影響和危機。
施展，中國新生代政治學學者，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國際政治、歷史社會學等。專著有《邁斯特政治哲學研究: 鮮血、大地與主權》。
在談話中，施展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完整闡述關於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幾個關鍵問題： 一，如何解讀通常所說的中國經濟「奇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勞動力和土地的要素價格較之上世紀80、90年代更高，製造業卻以更高的速度發展，這該如何解釋？二，如何透徹理解目前的中國經濟轉型？三，如何理解中國模式下的土地財政和互聯網創業大潮？四，中國真正需要面對的危機是什麼？
如何解讀中國經濟奇蹟？為何二十一世紀之後，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持續走高的情況下中國的製造業仍可以加速增長？
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3-14年，中國經濟基本上保持着8%到10%的增長速度，創下差不多是一個斜率不變的線性增速。被稱作是「中國奇蹟」。 我們過去對經濟高增速的解釋，認為首要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與土地成本便宜。
但仔細看中國經濟內部結構，在線性GDP增速中，中國的製造業部門卻進入非線性的高速增長。在2000年，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比1980年代已經高出許多。 為什麼這個時候其製造業卻可以更大的速度增長？這個問題是無法簡單地用要素價格這個單一原因來解釋的。
我給出的結論是：這是因為兩個或者三個事情的時間耦合。第一個事情是中國加入WTO，但WTO只是錦上添花。真正重要的兩個原因：一個是西方世界進入了創新經濟的時代，帶來了製造業流程的大規模外包，向全球範圍內尋求製造業大規模外包對象，另一個是中國的土地財政，這兩個事件的時間耦合才能夠解釋中國在21世紀如此之高的製造業發展速度。
西方創新經濟時代的到來
先來看製造業大規模外包。大規模外包需求的出現，首先是基於西方進入創新經濟時代。在此之前，經濟狀況的一大特徵是，大部分人還處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滿足的階段。這裏所謂「基本需求」是廣義的，不僅是指有吃有穿，也包括隨着技術、生活水平的發展，過去一些不存在的需求也會被納入基本需求之列。
比如，在過去，人們沒有對移動電話的需求，但移動技術相當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使得能夠移動起來打電話也成為人們的基本需求之一。在這種基本需求還沒有被滿足的時候，能最有效佔據市場的產品是什麼類型的呢？一定是流水線上生產的均質化、廉價、非常皮實耐用的大眾化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哪個企業把這一點做到極致，它就能成為王者。
諾基亞模式V.S 蘋果模式
比如在手機領域裏，智能手機出現之前，諾基亞(Nokia)是業界王者。但是諾基亞產品的廉價、耐用、功能簡單易懂不會壞，更新換代率低。這種生產高效率，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卻會帶來新的問題：一旦你把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滿足了，你就走到了邏輯的終點。2007年出現了iPhone，Apple蘋果公司開啟智能手機時代，手機領域開始進入創新經濟時代。 諾基亞雖然也不甘人後，發布了智能手機，但還是在短短几年後便轟然倒塌。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當時諾基亞是所有還活着的大的手機廠商中，唯一一個有着自己完整生產線的廠商。這就意味着諾基亞的創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為生產線是按照之前產品的需求設計的，想創新，整條生產線都得調整，成本極高，於是諾基亞便無法跟上創新經濟的步伐了。而勇敢闖入創新經濟領域的公司，則必須把生產流程外包，把生產流程轉型的成本全部甩給別人，這樣才有可能有效的進行創新。蘋果公司就是創新經濟時代非常典型的一個企業。它自己完全不生產，只負責創新、負責品牌和渠道的維護，生產流程全部外包出去。
發包-承包關係當中，承包方面臨的效率-彈性的矛盾
Apple這樣的公司作為發包方，對應地就需要有承包方。那麼承包方有兩個需求必須同時滿足。第一，生產過程必須有效率。但是有效率的前提是專業化，而一旦它高度專業化以後，上游發包方的創意一變，馬上這個承包方就會死掉。因為它沒有辦法迅速轉型，所有風險都在自己身上。為了不迅速死掉，承包方的生產過程又必須要有彈性，但有彈性的前提是不能專業化，而不能專業化，就會使得生產的效率欠佳，一開始就根本不會拿到這個訂單。所以這兩個任務必須同時達成，但它們又是彼此矛盾的，這就帶來了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剛好，中國解決了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中國如何解決的呢？它把彈性與效率這兩個需求放到了兩個不同的位階上處理，分別是，就單個企業的層面，每個企業都極度專業到一個無以復加的程度；而無數個極度專業化的企業彼此互為配套關係構成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以實現彈性。
打個比方，過去某廠是生產螺釘螺母的公司，後來只生產螺釘了，再後來只生產五毫米口徑螺釘了，再再後來只生產特定材料的五毫米口徑螺釘了，這就專業化到了極致，不可能再專業化了，此時其效率也達到了極致。類似這種企業有無數個，所有的企業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係，並且這些配套關係在不斷地動態重組，有可能上游發來甲任務，此時ABCDE幾家企業互為配套關係把甲任務完成；結果上游的創意變了，發來另外的乙任務，ABC幾家參與不進來了，DEFGH幾家企業則會互為配套把它完成；丙任務又來了，ABCDEFG這些企業可能都參與不進來了，WZKLN等幾家企業又互為配套把丙任務完成了；ABCDEFG則分頭參與到從其他渠道陸續到來的丁任務、戊任務、己任務……當中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把彈性與效率放到了兩個位階上完成了。即以單個的企業為單位確保了效率，而所有這些企業加在一塊構成的龐大供應鏈網絡為單位，確保了彈性。效率和彈性就可以兼得了。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這個供應鏈內部的配套關係是在不斷地動態重組，而且這種動態重組的過程一定是分布式運轉的，分布式決策、分布式完成，絕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大腦能設計得出來的，完全是一個市場自然的均衡過程。並且能夠如此之迅速，以如此的效率來形成配套關係的企業，只能是靈活的民營企業，不可能是決策機制沉滯的國營企業。
為什麼中國模式的土地財政消解了中等收入陷阱？
而供應鏈網絡的重要性浮現出來之後，定性地說，它很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製造業成本構成結構。過去我們說經濟的成本包含三個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通過觀察要素價格來討論成本問題。但是供應鏈管理能力的重要性以一種目前很難量化的方式使得成本控制的關鍵發生了變化，假如不能有效地實現供應鏈管理的話，則成本控制將無法做好。當然這裏所謂的供應鏈管理，不是中央集權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指一個製造業企業是否能把自己有效地嵌入到供應鏈體系當中，一旦有效嵌入，則這個供應鏈將自動運轉起來滿足你的需求。一旦把供應鏈管理能力這個要素納入進來，我們就會發現勞動力、土地的價格事實上已經不構成成本中決定性的要素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較之上世紀80年代已經大幅上升的21世紀，製造業卻能更快速地發展的原因所在。
在這個基礎上，我甚至產生一個大膽的假想，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伴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已經被取消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不過是對20世紀中後期以來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的經驗性觀察，它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這些追求現代化、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其製造業過程都是以國家為單位，每個國家自己搞一攤，各國的成本構成結構都是一樣的。在這個背景下，一旦某國達到中等收入，此時其勞動力價格上漲了，土地價格一定也會上漲，總成本就會相應上漲。而旁邊還沒有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它的總成本仍然比較低，製造業自然會轉移到那些地方，於是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現了。而供應鏈管理能力這一要素的出現，很有可能使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被取消了。
就供應鏈網絡而言，它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量，就是其規模。供應鏈網絡的規模越大，它內部的節點就越多，互為配套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網絡的彈性越好；其中單個企業專業化分工的深度就越深，效率也就越高，由於每個企業都是與極大量的其他企業互為配套關係，即使它只是生產非常專門的東西，也能夠達到甚至是世界級的量產，這在過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同時，供應鏈的規模足夠大，就可以養成一個龐大的工程師蓄水池，使得即使有上萬家企業倒閉了，失業的工程師也能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只有這樣，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工程師被培養出來，供應鏈網絡也才運轉得起來。
大規模外包的需求與供應鏈網絡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使得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經濟的製造業部分迅猛崛起。而這又和西方世界產生的互聯網有很大的關聯。
第一，互聯網時代的出現， 互聯網獲得廣泛應用，與我們前面所說的大部分人滿足了硬件意義上的基本需求，這三個階段，是同時到來的，從而有創新經濟的需求。其二，大規模外包時，作為發包方必須要能夠對生產過程有着較為及時的了解，才能根據市場變化迅速地調整創意，迅速調整各種發包任務的安排。這就要求高速的信息傳遞能力和大規模的數據處理能力，否則無法對生產端形成有效的了解。而這兩個能力剛好伴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全部具備了。所以此時大規模外包的需求在這個時候才真正轉化為現實，這就在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此後，中低端製造業以很快的速度大量轉移到中國來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發生了時間耦合的兩個事情之一，即大規模外包需求的出現。
中國土地財政的邏輯：與西方相反的歷史節奏
另一個事情是土地財政，這直接關乎到供應鏈網絡的成長問題。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若要成立的話，前提是網絡裏的這些高度專業化的企業要近乎同時成長起來，或者說必須要有足夠多同時長起來的企業來構成一個供應鏈網絡。網絡內部具體的企業不斷在新陳代謝，但在一開始，一定要有足夠數量的，分工足夠深的企業近乎同時成長起來，形成一個具有自身運轉能力的供應鏈網絡。這麼多企業近乎同時長起來的一個前提要求就是，是否有很多建設得非常好的、規模很大、基礎設施已經非常到位的工業開發區——這也算廣義上的城市化——已經建設起來，但是裏面又沒有相應的工業能力進駐；換句話說，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開發區等着企業進駐。只有這樣的地方存在，供應鏈網絡才能生長起來，而且可以想見，其分布式的生長速度一定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剛好，中國基於土地財政，而有了有這樣大片近乎空白的開發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財權上交中央，事權仍然留在地方，這使得地方不得不通過土地財政來籌集税收財政無法滿足的財政需求。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我們所知道的各種中國特色，地方政府領導發現土地財政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於是大量的開發區新建起來，到21世紀初期初見成效。這個過程帶來了很有趣的一個後果，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走了一個相反的歷史節奏。西方國家的歷史節奏一定是工業化引導城市化。西方從來都是工業化引導城市化，經濟發展使得財政能力先具備了，城市才最終成型。
但中國土地財政的邏輯是城市化先於工業化，是否工業能力能夠進駐則不一定——當然在建時是假設能進駐的，但是當無數個城市都在建時，形成的總的容納能力就遠遠超過當時想象的吸納能力了。有可能一個開發區建成了，計劃容納一千家，但最終其招商能力只能招到一百家，空了九百家，就相當於這開發區近乎是空白的（編注：即「鬼城」)。倘若工業進駐能力跟不上，當償債週期到來之後，各個地方的經濟便有可能會陷入一個極為可怕的危機，經濟呈現斷崖式的下跌。這種可能性本來是不小的，但是沒想到，在土地財政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初見成效時，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的需求到來了。
再加上這時中國入世了，幾個因素加在一塊，使得中國經濟的製造業部分以一種無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並且拉動起整體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原本可能到來的經濟危機，卻在這個過程中被消弭於無形。
進一步後果：兩種製造業向外轉移
這還帶來進一步的後果。世界其他地方若是沒有類似於中國的供應鏈，製造業便很難向那裏轉移，即便其勞動與土地成本很低。只有兩種製造業能夠向外轉移，一種是對供應鏈要求不高，銷售半徑不以全球為單位的製造業，比如低標號水泥是可以向外轉的。我在非洲考察時看到中國人在那裏開辦的低標號水泥廠經營得非常之好。再一種是向東南亞轉移，但這嚴格說來不算是從中國向外轉走，而是相當於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絡的半徑在進一步擴大了，擴大為整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比如在2012年之前，耐克鞋的最大出口國是中國，之後則成為了越南。這並不是說耐克鞋的整個生產流程都在越南完成，只是最終的耐克鞋粘接裝箱等工序在越南完成，其出口計入越南的經濟統計數據等等。但實際上，這裏面有大量其他國家匿名的經濟存在。
這類似於，幾年前人們一直在講中國對美國有鉅額的貿易順差，每年有比如兩千多億美元；但實際上這兩千多億美元順差裏面還包含着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一千幾百億美元的逆差，中國是代表着整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形成了對美國的順差。今天，就耐克鞋這個產品而言，越南對於世界有巨大的順差，但實際上，越南在這產品上有對其他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國家的逆差，它是代表着整個集聚區形成了對耐克鞋這單個產品的順差。越南在此過程中必須有效融入整個東亞製造業集聚區的供應鏈網絡當中，才有可能使得耐克鞋的生產效率最大化。所以我們可以說，製造業向東南亞的轉移，就相當於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絡的半徑進一步擴大了，這會進一步加大網絡的效率與彈性，從而使得製造業向東亞製造業集聚區之外的轉移變得越發困難。
這裏有一個例證。我三年前曾經在坦桑尼亞的首都達累斯薩拉姆郊外很偏遠的一個地攤上，看到當地人在賣書包，我們開着車從地攤旁遠遠地路過，我也一眼就能看出那書包是Made in China，因為書包上印的圖案是灰太狼。這是在離首都有點距離的地方了，物流頗有些成本了，但對當地人來說還是把書包從中國運過去比它在本地生產更划算。
中國的產能過剩，是針對全球需求的過剩
基於前述一切，我產生了一個假想，就是中國，或者說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製造業集聚區，其中低端製造業的供給能力某種程度上已經超過全球的吸納能力。這就形成了產能過剩——不僅僅是對中國而言，而是對世界而言。那麼，一旦世界經濟處在下行曲線上，中國經濟便一定會下行。
所以去年以來我們所看的中國製造業有大量的企業破產，經濟不斷下行，在我看來都是非常正常的現象。這是中國經濟退燒必經的過程，而不是什麼製造業轉移帶來的問題。
中國互聯網商業模式：羊毛出在狗身上，由豬來付費
但同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另外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正在浮現出來。中國經濟在21世紀這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之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從而形成了一個巨大規模的市場。這個巨大的市場使得互聯網企業在中國形成了一種在其他國家無法形成的商業模式，即「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付費」。
以360（殺毒軟件）為例。在過去，用戶若想用殺毒軟件，就要為軟件本身付費，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商業模式。但360則將其殺毒軟件全部免費，一下子就贏得了最多的裝機量，擁有了幾億個用戶。以此為基礎，360就擁有了關於幾億人的消費習慣、上網習慣等等方面的數據。而這個龐大的數據本身就形成了商業價值，自然會有第三方來為這個數據買單。所以，在這個商業模式裏，安裝360的用戶，是「羊」；因此形成的龐大數據，是「狗」；接下來為它買單的人，是「豬」。「羊-狗-豬」的互聯網商業邏輯，其前提一定是巨量的市場規模，沒有這麼大的市場規模，這事情肯定做不到。
互聯網對於消費習慣的重構，以及進一步拉動的供應鏈重構
我們在最近這兩三年間能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基於巨量的市場規模，中國的互聯網經濟帶動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服務業的發展，而且這種服務業在相當程度上正在重構着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比如像滴滴打車已經徹底的改變了我的打車習慣，我相信在中國的城市裏它也改變了大部分人的打車習慣。類似的東西還有很多，比如團購網站，比如大眾點評，等等，都徹底改變着人們的消費習慣。並且，還繼續會有更多的消費習慣之改變的出現，因為一方面互聯網時代各種網絡生態圈的迭代演化速度太快，方向也太多元，我們坐在這裏很難想象的；另一方面，作為網絡原住民的90後、00後，陸續也開始形成消費能力，他們的消費習慣一開始就是互聯網式的，並且與互聯網同步演化着，隨着他們成為消費的主力，這會讓中國市場的未來出現更多的我們現在很難想象出來的變化。
中國最近幾年又掀起了創業大潮，儘管其中大部分都會失敗（這也是創業的常態），但是我們卻可以從中看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徵，就是它們都有着深刻的互聯網屬性，或者其本身就是互聯網，或者是基於某種互聯網思維來對傳統產業進行重構。這個過程形成了對需求端的完整的重構，而需求端的重構一定逆向地驅動着供給端也被重構；我們在前面說過的供應鏈的邏輯仍然會存在，但供應鏈的運作樣態也會因為需求端的重構而被重構。
中國經濟將持續下行，經濟轉型節點到來
我們現在看到最近一兩年中國大量製造業企業的破產，相當程度上是一個退燒的過程，但其中也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為供應鏈的重構而付出的某種代價。儘管我們現在能看到大量製造業企業的破產，但未來我們也一定能看到很多更有意思的新企業被創立。同時，大量製造業企業的破產也並不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長期失業，因為會有伴隨需求端重構而來的大量新的服務業企業的出現，就業結構於是也會進入一個轉型的過程。當然這其中一定會出現一些結構性失業，失業者很難再就業，這種失業應該用某些社會再分配的辦法來應對；但我覺得結構性失業不會是最大量的，最大數量的一定是短期的摩擦性失業，並在未來伴隨着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而獲得消化。
所以最近這一兩年中國經濟下行的階段，在我眼中是一個經濟轉型的節點到了。此前人們一直說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健康，第二產業的比重過重，第三產業不發達，但作為成本黑洞般的世界工廠不斷地從全世界吸納工業能力的過程中，第二產業比重過重是必然的。真正發達健康的第三產業一定是基於發達的第二產業，像印度那種產業結構實在是太特殊了，實際上那種結構對印度而言也是頭疼的問題。中國的第二產業已經超過了全球市場的吸納能力之後，有可能我們就走到了一個轉型的節點之上。我們看中國經濟的統計數據也能看到，2015年中國的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第一次超過了一半，達到50.5%，發達的第三產業已經在路上了。
中國經濟發展及轉型過程中，民營企業的根本作用
從最近這兩三年的互聯網的創業大潮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值得注意的現象，併為未來打開了更多的想象空間。這些有想象力的創業大潮使得中國經濟獲得了一個更強大的，更加有持續性的發展動力。但是這種意義上的創業大潮，誰能夠最有效率的站在潮頭呢？一定是民營經濟，而不會是國有經濟。因為只有民營經濟才能有如此之高的創新效率，國有企業因為其宂長笨重的決策機制以及各種其他原因，是無法如此打開想象力以及對市場做出迅速反應的。
國有經濟的定位該如何呢？有些國有企業掌握着關乎國家戰略安全的東西，那麼它們不應該以營利為目的，而只應該以安全為目的。而其他的一些國有企業，比如像聯通、移動這一類企業，則應該對自己重新定位，轉型成某種意義上的公益企業，即成為一個互聯網經濟時代最重要的管道工。它們所有的光纖、所有的基站，都應該作為管道工式的存在，為互聯網提供最便捷的通道，為我們豐富、蓬勃、擁有巨大活力的，由互聯網引導的全方位、健康的經濟轉型，提供準公益性的基礎設施，那麼中國經濟才可以獲得真正光輝的明天。
在未來兩三年之內，我們仍然會看到中國經濟的下行狀態，可能還會看到更多的製造業產業的破產，因為經濟轉型還是需要一些時間週期的。但是從五到十年為單位的長線看，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還是樂觀的，最起碼是謹慎樂觀的。
互聯網特徵的社會，如何成為克服當下中國最大挑戰的前提
基於前述，在我看來，目前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之類，而是在其他方面。這包含着很多種危機，比如現在大家頭痛不已的環境危機，各種意義上的資源危機，我們都可感受到的道德危機，導因於貧富分化的社會危機，以及合法性危機，等等。這種種危機，假如操作得當的話，會因為基於中國經濟的轉型而衍生出來的新的可能性，而大致平穩地度過去的。但前提一定是我們要能夠有效的理解正在轉型的這個經濟。
這個轉型的最大特徵是什麼？它是基於互聯網特徵的。我眼中的互聯網，不僅僅是個技術，它更是對人類秩序的演化邏輯的一個技術模擬。近代以來的人類秩序，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路數，一種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還有一種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構秩序，但任何一個建構秩序都要在與其他多個建構秩序彼此之間不斷的博弈、磨合的過程中展開，磨合出來的結果仍然是一個自生秩序，建構秩序只不過是這更大的自生秩序內部的參與者之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社會的秩序在本質上而言就是一種分布式決策、分布式運動的過程，通過各種各樣的分享、互聯、重組等等，聚合為世界秩序。互聯網剛好就是對人類秩序的這種演化邏輯的一個非常漂亮的技術模擬，並且可以因為這種技術的出現，而進一步地使得人類秩序的演化節奏大幅加快。
中國的經濟轉型，便是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互聯網式重構的過程，這個過程必定是高度地分布式展開的，而不可能集中式展開。任何試圖集中式對其進行控制的努力，都只不過會為轉型過程徒增阻力；甚至是不那麼強調控制的努力，姑且稱之為集中式的引導，也不可能成功，而只會徒增摩擦。因為分布式演化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其方向不可預知，任何一種有計劃的努力，都會在一個更大的分布式網絡當中被轉化出事先預想不到的結果。
所以，為了能夠讓經濟的轉型儘可能的平滑，以便儘量平穩地度過各種危機，條件反倒是政府要儘可能地減少管制，放手讓民間去幹，同時提供一個儘可能公平的規則平台，讓每一個參與者對於規則都能夠形成穩定預期，這樣才能讓經濟轉型更加有效率地展開。
簡單說就是，讓經濟的回歸經濟、社會的回歸社會、政治的回歸政治、法律的回歸法律，則中國社會自會內生性地湧現出各種可能性，帶給我們各種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