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出生長大的女導演王男栿，2013年端起攝影機跟拍葉海燕（外號流氓燕）時，是紐約大學新聞系研究生。她本能地用英語做工作視頻日記，與西方知名導演和製片人共同創作，將影片首要對話對象定位為非華語的觀眾。在其畢業項目的基礎上修改完成，Hooligan Sparrow（《流氓燕》）將於2016年1月22日在美國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國際紀錄片競賽單元首映。影片三層敘事中的一條主線人物王宇律師，1月13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批捕。同時王宇律師丈夫包龍軍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捕。
《流氓燕》在海南兒童性侵事件背景下，以性工作權益及女權倡導者葉海燕、被抓捕羈押的維權律師王宇，和導演作為人權電影拍攝者自身的經歷為主要線索，刻畫當下中國女權倡導者的一組群象。葉海燕生動的人物性格和曲折的社運、生活經驗，使得影片色調飽滿，不落入政治化的乾澀俗套。和初始版本比較，王宇律師角色分量的提升，是影片對2015年王宇夫婦被抓、其兒子被綁架回國事件的直接回應。整個影片的人物多元、空間和敘事多層次，構成與傳統婦女權益倡導不一樣的新女權面貌。如：來自五湖四海表達支持的網友、秉持公民概念的支持者、身體作為一種存在和抗議的藝術、線上線下融合的活動空間。導演成了影片行動的主角之一，拍攝對象都是直接進行社會行動的、中國語境下的「激進活躍分子」。儘管過程艱難，但人權電影作為社會介入的力量，對生活在美國的年輕導演王男栿來說，似乎天經地義。她輕而易舉地跨越了中國行動主義紀錄片導演普遍背負的政治敏感包袱，有力地彰顯影片人物作為行動者的魅力和影片本身作為社會介入的工具。片中《南華早報》攝影記者採訪葉海燕的片段，對新聞影像報導中操控受訪者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和批判，畫面的荒誕感亦令人捧腹。
2014年，王男栿在紐約大學的老師，也是《流氓燕》一片的創意製片人Peter Lucas 笑着問我：你知道什麼是零預算製片嗎？男栿創造了一層新含義。她在亞馬遜上網購鏡頭和麥克風，和主角一起露宿街頭，完成「I’m another you」項目中流浪漢兒子部分的拍攝，然後在退貨期內將機器寄回亞馬遜。這就是留美學生專業製作的零預算。
第三重身份理解母國議題
作為年輕一代的導演，亦然是世界都市化的寵兒，中國對王男栿來說，既不是文化心理包袱，也不算主要的精神資源，而是──或曰將可能會是──她新聞紀錄片生產過程中，一個可以為世界提供影像奇觀的站點。與中國女性電影作者和獨立女導演相比，王男栿身上呈現了明顯的區隔：國際視野，專業團隊合作，學術後盾，年輕世代的勤奮、聰敏和無畏，去中國化的身份認同，以及遊走於世界和中國之間的輕鬆自信。從粗剪版本到最終的版本，《流氓燕》幾經易名，情感上漸漸疏離了中國本土，敘事上和影像表達上更加世界化。佔據大量戲分的中國便衣警察，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元素。秘密警察介入日常生活帶給中國人影影綽綽的恐懼感，在新聞紀錄片手法的直接表現中，方便了與他者的交流，卻也壓縮了觀眾的情感發酵空間。
綜觀製作過程，《流氓燕》帶給我的疑問，是影展支持和成熟導演製片介入影片後期產生的影響。一方面影片結構上的立體化使得總體敘事更加厚重，另一方面畫面表達上作者的原創性受到削減。更進一步的疑問，是走出中國汲取世界資源的創作者，如何在處理中國題材時保持原創性。它是否意味着要求創作者在母國、在地國的雙重身份之外，創造第三重身份。即現代意義上的「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指第三重身份建立在創作者進入雙重身份、又抽離出雙重身份的基礎上。創作者獲得世界的眼光去理解母國議題，通過這「第三重身份」，使作品既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