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學和電影的關係,歷來是備受爭議的。相比這時代的許多寵兒,文學的世界更為縱深、隱晦;許多作家更是隱身在文字背後的另一番世界,你在生活的表象中未必能夠識見。鏡頭可以把他們的世界帶到我們面前嗎?2013年,美國導演Shane Salerno拍攝了《麥田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的紀錄片。文學和電影的相遇,越來越不侷限於文學作品本身,還有創作者的人生。
2009年,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與行人文化實驗室合作成立目宿媒體。創業之作《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希望通過紀錄片為媒介,讓年輕導演的電影語言作為引路人,將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介紹給新一代讀者:「藉此永久記錄作家的重要事蹟,也希望透過這些作品,重燃新一波的書寫復興。」
從導演到投資人,端傳媒推出系列訪問,走近鏡頭裏的文學人生。
時隔三年多,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2》終於在香港上映。第二系列帶來六位導演作品,他們用電影,展現了七位文學大師的魅力。七位大師,白先勇、林文月、洛夫、瘂弦、西西、也斯、劉以鬯,他們的魅力不僅在於文學作品,也在他們的人格、品性,以及他們的人生,同台灣、香港兩個文化多元、身份複雜之地的映照。
是在拍大師的作品,還是拍這個人?「島嶼」系列的每位導演,都有這樣相似的開始。他們知道作家的人生與作品是兩回事,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這些大師的人生,也是生動的文學史。
電影和文學不能互相替代,導演們無意將大師的文字視覺化,也並非要解密他們文字背後的日常生活,滿足好奇心。而是希望文學和電影,在他們的故事中,做一次有意思的對話。
2016年1月7日,香港首映典禮前,端傳媒訪問了四位台灣導演,談他們與各自電影主人公的緣分、互動,拍攝時的趣事,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以及取捨處理的考量。以下是訪談摘要:
鄧勇星:陪伴白先勇先生,走進他姹紫嫣紅的人生花園
白先勇,22歲創辦《現代文學》,小說《台北人》《孽子》是一代人的文學記憶。從投身青春版《牡丹亭》復興崑曲,到近年寫作《父親與民國》、《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追憶歷史,鄧勇星說:「他在看過這麼多人物滄桑,最後沉澱出來的是一絲溫暖。」
(鄧勇星,台灣導演,2002年推出改編自痞子蔡同名小說電影《7-11之戀》;2011年,電影《到阜陽六百里》,獲得第十四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單元最佳導演、第四十八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女配角。)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 最早接觸的白先勇先生作品是哪一部?
鄧勇星(以下簡稱「鄧」):《孽子》,學生時代就看過他的小說。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台灣很有名的作家,那時候也沒有深入研究,就是看一個很好看的小說。
端:拍攝之後對他的感覺有什麼不同?
鄧:之前對他本人沒有什麼想像。慢慢介入開始交流,這也是第一次。他的人格魅力,是值得我們這些從事創作的晚輩學習的。比如溫暖、誠實。他說從事文學,必須要百分之百誠實。任何創作都是一樣的。
端: 在片中著重突出的部份有哪些?
鄧:拍這部片就像寫一本書,他本人就是一本很厚的書。每個篇章都有自己的價值,不太能忽略。他和朋友的感情直接影響他的創作態度;他對父親的感情;他對民國史、對國家的看法;對崑曲文化的使命感......這些都是構成一個完整的白先勇的部份。篇幅上只會因為複雜程度,做一些調整而已。但不能用素材在片中的長短,判斷我們覺得哪部份比較重要。
端: 在拍攝過程中,和他的互動中,你的角色是什麼?
鄧:我更像是一個陪伴的人。不全然是觀察者,也不像我在訪問他。片名《姹紫嫣紅開遍》是《牡丹亭》當中,杜麗娘唱那一段「皂羅袍」。我接觸白老師的人生,就像走進花園的杜麗娘一樣,「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他的一生太燦爛了。我陪伴他,讓他帶著我們在他生命的花園裏走一遭。
其中有很多驚喜。比如我從來不知道崑曲這麼美妙,我因為想要了解他去看崑曲。崑曲在美學上如此細緻、極致,表達情感又奔放又節制,舞台設計又抽象又具體,形成它獨特純粹的美感。這是我以前沒有看過的。
再比如,我又重看了《台北人》,這一次又聽他講這一個個故事。發現這麼多篇章,是有一個統一的影像意念的。這也很讓我驚喜。他在看過這麼多人物滄桑,最後沉澱出來的是一絲溫暖,這也很像他這個人。
端:一直有人改編他的小說成為影視作品,之後會想拍他的作品嗎?
鄧:這個要看緣分,不能強求,我未來創作的過程中,如果和他的作品有交集,那才是恰當的時候。硬要規劃,反而缺少了水到渠成的美感。
王婉柔:追溯洛夫先生的超現實主義創作脈絡
洛夫,台灣詩人,從1959《石室之死亡》至今,一直在尋找、嘗試不同的詩的語言。超現實主義代表詩作影響台灣文壇深遠。2000年,創作三千行長詩《漂木》,打開華人詩壇長詩的歷史新頁。將屆70年的創作生涯,一再突破既有格局。
(王婉柔,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英國Exeter University劇本寫作碩士。自2009年即參與島嶼寫作第一系列製作,曾擔任鄭愁予紀錄電影《如霧起時》製片,周夢蝶紀錄電影《化城再來人》副導演、剪接、訪談人。)
端:最初接觸洛夫先生的作品是什麼時候?
王婉柔(以下簡稱「王」):高中就看他的詩,一直很喜歡。《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一系列就覺得要拍他。但是當時目宿媒體剛成立,洛夫老師在加拿大,我們還沒有十足把握可以應付在國外的拍攝。
端:電影主要內容包括哪幾部份?
王:其實這部片去年在台灣就上映了,龐大的粉絲群也有一些批評意見。主要是因為洛夫的詩作非常多,為什麼我比較集中在他的戰爭題材詩這一塊。
他一直堅持創作,有上千首詩作。我覺得作為一個紀錄片,在有限的篇幅中,還是要找到一個主軸。最重要是我覺得,奠定洛夫老師的地位,就是他在金門寫下的《石室之死亡》。這首超現實主義詩作,也影響了後面很多人。
他自己也在比較晚期的長詩《漂木》的序當中,寫到他的創作,從《石室之死亡》到《漂木》可以畫出一條軸線,這樣一脈相承。從1959《石室之死亡》到現在,他一直在尋找、嘗試不同的詩的語言。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作為主軸。
從金門炮戰到越戰,他都實際到前線,在戰地創作出非常好的作品。這也是他和其他詩人最不同的地方。
片名叫《無岸之河》,這是他詩集中的一本合集,收錄了他早期所有的戰爭詩。從字面上看,「無岸之河」也有一種超現實主義的感覺。從他的作品譜系來看,也緊扣我這部片子的重點:詩與戰爭。
除了文學部份,我們也採訪了他的太太、孩子。一個詩人的家庭會是怎樣的。他太太給他非常大的支持,包攬家中瑣事,把他照顧的很好,讓他可以專心創作。
他的兒子在台灣是一位很有名的歌手,莫凡。莫凡和袁惟仁曾經有一個組合「凡人二重唱」。他談到自己走音樂這條路和父親的衝突,直到後來把父親的詩譜成曲。
他每年會有一個秋季中國行旅,會回衡陽老家。而且他在寫書法,有很多活動,他都把這些集中在秋季。我們跟了一次他的行程。
還有一個意外收穫,是有幸拍到洛夫和日本詩人辻井喬對談。辻井喬本名堤清二,是前西武百貨的大老闆。辻井喬也寫戰爭詩。這段的珍貴之處在於,辻井喬在詩作中,反省自己國家的行為,他和洛夫,兩位同代詩人,關於戰爭、戰爭詩能有這樣一個對話。
端:拍攝當中有哪些困難?
王:每次去拍之前準備訪談都要很久,很難讓他覺察不到,純然去觀察、冷眼旁觀。所以我到了現場,跟攝影討論一下鏡位,就要集中精力訪談,他也不會讓我們全天可以跟著他拍。
2012年開始採訪他的時候,他84歲,兩年多拍攝。他這輩子大概被問過太多次,關於他戰爭經驗,和他戰爭詩的關係。所以我們在採訪過程中,有點像隔著一層東西,還觸及不到他感受的最裏面,就是他當時的狀態。
這也是我覺得這部片有點遺憾的地方。甚至我們帶他回去,當時在金門寫下《石室之死亡》的那個坑道。但就算回到那個現場,我們還是抓不到他年輕時候創作的那個感受,因為時間太久遠了。
關於戰爭,詩人自己講出來是一個層面,他的詩作是一個層面,而我如何理解他的話語和詩作又是另一個層面。所以我處理的時候,特別小心,不要把詩作視覺化,那個做不好出來會很拙劣。畫面上我儘量寫實,而不是模擬他的詩作。
而在寫實層面,怎麼表達他的「超現實主義」?我選擇儘量不要去解讀他的「超現實主義」,而是去追溯他的「超現實主義」是在什麼脈絡下產生的。我找到了他當時接觸的「超現實主義」材料,台灣一些詩刊翻譯的法國的詩,還有他看過的里爾克詩集。在這些材料中,發現了一些他常用的意象的來源。比如,台灣很少看到「豹」,但他的詩中有,在里爾克的詩中也看到了這個。
「超現實主義」還有另一條線索是從日本來的。台灣南部那時有個詩社,風車詩社,其中的很多詩人去日本留學。我們採訪到一位成員林亨泰,他是直接接觸日本的超現實主義。我去追溯這些脈絡如何影響洛夫,而不是解讀他的超現實主義詩作。
齊怡:林文月老師的心境,讓她的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林文月,台灣史家連橫之後,生於上海日租界,12歲以前是「日本籍」,光復之後舉家返台。家學淵源的她被譽為「台大第一景」,更是散文與翻譯大家。
(齊怡,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作品包括電視製作「再見美麗島」、「看見臺灣-美學臺灣」紀錄片,分別獲得亞洲電視節最佳新聞節目及入圍國際艾美獎。另有「誠:董陽孜移動中的雕塑」、「回頭看決策–蕭萬長公職之路五十年」等十餘部紀錄片。)
端:最早讀過的林文月老師的作品是什麼?
齊怡(以下簡稱「齊」):《飲膳札記》。她不是在寫食譜,而是鉅細靡遺在寫人。她覺得做一道菜和寫一篇文章,是異曲同工的。從充分準備材料,到完成的過程,她都很享受。
端:拍攝前後對她的印象有什麼變化?
齊:看她的文字和拍她,最重要的兩個東西,一個是情,一個是生活。她在生命的每一個轉彎處,跟人溫暖相遇的這些美麗的場景。
她的美麗也是台大當年一景,是很多人的美好回憶。她雖然性格溫婉,但文字是剛毅、堅強的。《源氏物語》她翻譯了五年半,66期沒有一期間斷。這需要很大的毅力、耐力跟恒心。《源氏物語》當中所有的插畫都是她畫的,素描功底非常好。
她優雅,但也有一點小叛逆,比如考大學時把志願從「外文系」臨時改成「中文系」;不顧父母反對,選擇嫁給當時還是窮畫家的郭豫伦先生。
她喜歡在家宴客。那時餐廳打烊早,聚會的文人們還沒有盡興,她就常在家做菜,讓大家比較自在。當時家宴的座上賓有臺靜農先生、鄭騫先生、孔德成先生等等,三毛、林海音、齊邦媛也都是常客。所以1970年代,林文月家的餐桌,是台北重要的一處文化風景。
她為了宴客準備不同的菜,都要寫卡片。每次請客前,她都會寫下客人名單、要準備哪幾道菜、上菜的順序、哪些菜可以先擺好的。上一次有誰來吃過了的菜,這次會換一道新的,她可以細緻到這個程度。每個人愛吃什麼她都記得。除了做菜的具體做法,她寫飲膳更是回憶每一次客人的面孔。
端:拍攝當中遇到哪些困難?
齊:「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一系列就有邀請林老師,但她兩次都婉拒了。2012年,她獲得台灣行政院文化獎,我剛好在拍,就試試看能不能繼續拍下去。但她還是沒點頭。
將近四個月過去了,後來我專門去了她童年在上海的家,按照她寫上海童年的散文中的路徑、視角,走了一遍她生活過的地方,回來發了6封email給她。但還是沒能打動她。
我知道她每年過年會做蘿蔔糕,很想拍到這個場景,但她還沒有同意拍攝。直到隔年的1月31號,她終於回覆了我,只有一行字:「我們會在家裏等你們,請放心。」
在拍攝的三年當中,我一共和她通了50多封email,因為她常住美國,我們很難見面。我希望她能了解我們的誠意,也希望通過她最熟悉的文字方式,和她交流,多了解她。
她是一個優雅、不疾不徐的人,到我們快要殺青,她才告訴我們,其實她心裏在替我們著急,怎麼還沒有完成。她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是和我們同一團隊的人了。
畢竟她不習慣面對鏡頭,所以比較難的地方,是我們要有技巧的帶她入戲。請她不要武裝、不要表演,自然地進入情境。
端:電影的關鍵內容有哪些?
齊:我們一直說她有五隻筆:寫散文的筆、寫論文的筆、翻譯的筆、教書的粉筆、畫筆,還有一隻鍋鏟。
她是台灣人,但出生在上海。二戰時期的台灣人是算作日本人,所以她從小念日本小學,母語是日文和上海話。等到小學六年級回到台灣,日本宣佈戰敗,她以為自己是戰敗國的人,就一直哭。
隔兩天,被告訴說原來她是戰勝國的人。身份認同的衝擊和多元文化的影響,這種繁複的生命歷程在她的身上,都成了創作的養分和能量。
她在香港出過一本自選集,叫《生活可以如此美好》。關鍵詞是「可以」,她的經歷中其實有很多磨難,但是她自己的心境,讓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殖民地的身份,讓她從小好像知道一點什麼,又不全然了解,只知道自己不純粹是上海人,或台灣人,或日本人。身份認同的迷思一直伴隨她成長。她記得8歲時,聽到梧桐葉掉落在石板路上清脆的聲響,那聲音讓她心頭微微收緊的感覺。她是敏感、早熟的。
她經歷的改朝換代、歷史空間轉換,也和台灣這個島嶼曲折的身份認同,是扣合在一起的。但她一直想要活出的人生是心地寬朗、美好的。
時空不湊巧的交疊,在她心中落下一個淺灰色的陰影。我問她,你的淺灰色陰影是什麼?她說,淺灰色不也是一種顏色嗎?她很慶倖生命中有淺灰色,這讓她的生命更完整。她有寬闊的心胸,所以她的文字可以打動任何年紀、境遇的人。
陳懷恩:用電影和瘂弦老師的詩,做一次有意思的共同創作
瘂弦,台灣詩人,自1966年後不再公開發表詩作,但一首《如歌的行板》,教人永遠記得他詩人的身份。寫就這首人人琅琅上口的詩行,此後投身編輯工作,從上一世紀中至今,影響力仍在擴散。
(陳懷恩,台灣導演,從事電影工作三十年,包括場記、劇照、副導演、攝影等等,與楊德昌、侯孝賢、張作驥等多位台灣知名導演合作。2007年自編自導第一部電影《練習曲》,溫暖抒情地呈現台灣景觀風貌。)
端:拍攝瘂弦老師遇到什麼困難?
陳懷恩(以下簡稱「陳」):拍了快兩年,開始比較苦惱的部份是,他一直在溫哥華。他這麼豐富的人生,我們卻只有一點溫哥華的素材。有三、四個月被迫要想出新辦法,怎麼去呈現。隔年2月,他突然說要回台灣,我們就又調整。才發展出他比較特別的訪友行程,也是片子比較特別的地方。
端:瘂弦老師給你的感受?
陳:片中會看到他去拜訪很多人。通常德高望重的傳主,都是人家來拜訪他。他很體貼,怕麻煩人家幫忙他的影片,所以他更樂於去拜訪人家。他讓晚輩都很自在。這部片子讓看的人也感到輕鬆自在。
其實從頭到尾根本搞不清我在幹什麼,他有擔憂,但並沒有拒絕。他很體貼的配合我們。「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一系列六位作家,大概有四部,他都有出鏡作為訪談對象,講這些老友的故事。我們當時開玩笑說,我們可以直接拍他,就可以知道所有人的故事。
而且他非常會講,講到每位作家最精彩的部份。他的確是非常棒的台灣文學發展的見證者,這當之無愧,很少人有這個接觸面和角度。這和他長期在副刊工作的經歷有關。他看著很多作家成長、成熟。這也是我們最早覺得他最有趣的部份。倒沒有想去解構、分析他的詩作。
他看完片子說,文學和電影,在他的故事裏,做了一次有意思的對話,在輕鬆和樂的氣氛下完成。
端:這部片的拍攝構想有哪些調整?
陳:瘂弦老師是個很特別的文學家,他最重要的作品集中在13年的創作時間,1953到1966。這段時間的作品完成了他的詩集《瘂弦詩抄》。他傳奇的地方是,並不高產,但三十年間都名列台灣前十大詩人。
他的作品不管什麼年代去看,都有很獨特和創新的地方。即使現在讀,也不會覺得他的詩很老舊。雖然他的作品不多,但這88首詩的樣貌非常豐富。所以他可以一直是桂冠詩人。我們拍文學家,不想像定論那樣給他一個評論、肯定。
如果我對他作品有明確的解讀,要按照一個規劃去拍,我也會很小心。因為這不是劇情片,我們不知道作家會展現什麼。所以我不想帶一個鮮明的主觀印象去拍。
瘂弦老師和人相處很隨和、容易溝通,但他的作品中也會有固執、甚至高傲的東西。他的作品很多是很年輕的時候寫的。我開玩笑說,觀眾都被片子騙了。
因為看完你不會留意,他創作的時間很短,寫的作品不算多。因為片子內容很豐富,大家可能也覺得他的作品很多。反而他有限的作品,蠻能把他的一生展現出來。
他的兩個詩人朋友吳晟、席慕蓉,背景非常不一樣,他們的交集就是瘂弦。瘂弦能兼容他們的詩,他自己的作品中同時有兩個方向的關照,比如《印度》和《紅玉米》。《印度》在講甘地,《紅玉米》是他思鄉的感受,看似全然無關的創作方向。
當吳晟和席慕蓉分別來談他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這就是台灣獨特的文化現象。台灣承載的多種文化的衝突,嘗試去尋找和諧、互相包容,但可能一開口就會吵架。我們只是用電影去展現事情本身的風貌,沒有註解,主觀評斷。
剛開始,還沒有正式拍他的時候,沒有把他和台灣不同文化對話這個角度聯繫在一起。當時只是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想像力的現代詩作者。他的詩有很多不一樣的主題、形象、語彙。
詩作從字面看,和朗誦出來,會產生很不一樣的效果。四下無人,在一個很安靜的空間,把一首詩讀出來,那個東西可能和你產生某種撞擊,那是令人享受的被觸動的感覺。
那不一定是理解、讀懂這首詩在講什麼。我們開始接觸瘂弦,也是被他的詩觸動,覺得很有趣,但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沒剪進片子裏的素材,我們找了一些喜歡瘂弦詩作的文學界的朋友做訪談,也請他們唸詩。直到我們請瘂弦老師自己唸,赫然發現那是另外一個東西。
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創作的過程很特別,這影響了詩的呈現。這部份是他口述,我整理之後的理解,沒有放進片子。不想一個影片太高傲,有種看透一切、解讀一切的感覺。我不想做所謂揭露瘂弦創作秘辛。
簡單來說,他的詩和他小時候聽到的地方戲曲很有關係。他會反覆朗誦,用很多聲音來檢驗用字。他平時講普通話,但唸詩是用像唱戲一樣的調子。所以後來有很多評論說他的詩很甜,充滿音樂性,其實都和這個有關。
至於他的創作題材,很難說盡,他作為一個媒體人,什麼事情都關心,比較博學。兩小時的電影,怎麼可能把一個作家一生的東西全部表現出來。
我們只能是從一個我們能理解的、表現的角度,去分享我們對這個作家的感受和想法。這不是一個文學研究評論或者生平傳記,更像是電影和文學做的一個有趣的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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