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連『星際大戰』也成了你筆下的題材？」2015年12月11日，誠品信義店的簽書會上，有人問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這位美國當代最重要的法學學者回應道：「因為我覺得那很有趣，是個關於『選擇的自由』的議題。當然許多星戰迷可能不會認同。」
桑思汀曾任歐巴馬政府中預算管理局（OMB)下的「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OIRA）主任，被媒體名嘴奉為「美國最危險的人」。他曾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教超過27年，並為哈佛大學Robert Walmsley University Professor（目前哈佛僅24位教授獲得此一榮譽）。
他的著作範疇從法律到行為經濟學，甚至包括「星際大戰」。這幾年的寫作大都指向一個核心命題──選擇與自由。
2008年，桑思汀與經濟學家理查德 · 塞勒(Richard Thaler)合著的《推力》(Nudge)受到各國政府重視，包括美國、英國與德國，紛紛成立相關組織，研究如何透過制度設計，讓政策朝著全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前進。
2014年，桑思汀出版了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陰謀論及其他危險的想法」）。2015年中文版，台灣衛城出版社引進這本書時，改以其中一章論及「權衡」（trimming）的概念，作為中文版的主題。書名定為：《剪裁歧見》。
「權衡」，或許正是台灣現今社會正缺乏的要素。如何在分歧的意見中找到解決之道，讓眾人繼續往前走？桑思汀的思想，或許能為台灣社會帶來啟示。
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
出版時間：2015年12月
出版社：衛城出版
作者：Cass R. Sunstein
譯者：堯嘉寧
政策背後的成本效益分析
從《推力》到《剪裁歧見》，桑思汀的討論都涉及到「如何打造一個更好的政府機制」：以最少的成本和風險，獲得最佳的效益。為達到這樣的目的，政府必須做出精確的「成本效益分析」。這是政策推動的前提。
「成本效益分析」只是以金錢為單位換算一切這麼簡單嗎？「如何量化」是一個重要的癥結。「舉例來說，一個家庭照顧者得到「喘息服務」（編按：喘息服務指提供照顧者依階段期間的休息機會，以減輕照顧者壓力為目的。）的效益，該怎麼被計算？這是人類社會中最難被計算，卻也最需要計算的。」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丞儀說道。他曾是桑思汀的學生。
很多人質疑，人類社會中有太多東西無法量化，用「成本效益分析」來計算政策效益，似乎是一種保守。桑思汀解釋，政府必須作出評估，假設一個食品安全相關的政策，必須耗費高昂成本，它的效益包括：能預防多少疾病，多少死亡。假設這項政策僅能預防幾個病例發生，政策便不應執行：「我們需要知道成本與效益的規模，如果不做成本效益評估，我們只能猜測。」
缺少科學的分析，政府有可能將資源投入在錯誤或不必要的地方。「成本效益分析的效果，是讓錯誤的恐懼，必須受到某種技術專家式的監督，以確保大眾對管制的需求不是基於一些缺乏根據的說法。同時也要確保，就算公眾沒有提出要求，政府還是對真正的風險進行管制。」桑思汀說到。
為了精確計算效益與成本，桑思汀強調各個領域的專家都得納入決策過程中，「不過這裏絕不能有利益團體的人。」談起如何避免「人為因素」影響評估結果，甚至左右政策走向，桑思汀拉高了音量：「在OIRA（編按：White Hous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我們在乎的是給人民的結果，不在乎利益團體。利益團體如果有意見或資訊，我們會聽聽。但他們是否希望某個政策推行，並不在我們考慮的範疇。」為降低利益團體插手決策過程的風險，「決定性的成員絕不能有利益團體的人摻入。」
理性討論是否可能
當專業理性的論述能夠被充分討論，「權衡」出一個保留各方優勢的結論才有可能。但這樣理性討論的空間究竟是否存在？
桑思汀以同性婚姻為例，在美國，婚姻是給男人和女人；民事結合（Civil Union）則是給同性伴侶。「民事結合就是權衡的一種體現，」他強調，權衡的爭議點在於，我們不知道真正的權利是什麼？所以要試圖尋找一個解決方式，尊重不同的聲音。
「成本效益分析的一項好處是，它要求從整體來看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的行動的各種結果，從而克服人通常只關注問題一角的侷限。」《剪裁歧見》一書中，桑思汀闡述了片面的知識，如何影響人的判斷與訊息的傳遞；缺乏理性計算，又如何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而透過「成本效益分析」，可以降低因為誤判而魯莽做出決策的可能。
片面的知識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知情」是減少公眾誤判的途徑之一。「必須讓人民和政府知道彼此在做什麼。」桑思汀說。在歐巴馬政府任職期間，他堅持這一原則。例如美國會對例如空氣汙染或食品安全相關規定進行影響分析。「影響分析呈現得相當清楚，也易取得，有些摘要甚至從報紙就能看到，這些都是告知民眾的方法。有政策，就告訴民眾；有什麼效果，也告訴大眾。」
「成本效益分析」讓政府可以在利益最大化之下，更有效率地往前走。不過桑思汀也強調，政府依舊保留公眾「選擇的自由」。他將這樣的政府定義為「新進步主義」（New Progressivism），一個積極但不過度干預的政府。
有趣的是，看似崇尚溫和理性路線的桑思汀，卻相當推崇小羅斯福這樣大刀闊斧型的總統。《剪裁歧見》中，桑思汀特別介紹了小羅斯福提出的「第二權利清單」。桑思汀認為小羅斯福關注的是兩件事：所有人能獲得合宜的機會與最低限度的安全。他強調：「要讓真正的機會得以存在，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避免私人或公家的壟斷者。」
因此，當桑思汀一邊談論「新進步主義」政府在面對失業問題，不會為了保障勞工權益，直接介入管制基本工資，而是選擇提高工人自我幫助的能力，提供訓練與教育；一邊也強調，政府必須提供基本的社會安全保障，讓窮人有享有健保的權利，照顧無法工作者，滿足他們基本的生活需求。
「參與式民主」與「審議民主」
2014年台灣「三一八學運」，正是對於政府黑箱作業的反感，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後，提高了「參與式民主」在台灣的能見度。桑思汀也一直倡導「審議民主」，不過所謂的「審議民主」卻和台灣這一年來風起雲湧的「參與式民主」有所不同。
對桑思汀而言，「審議民主」並非把「決策權」放置到每個人身上。而是透過制度設計，讓每個人能夠進入決策過程。參與其中的人透過討論，增進彼此的智識，憑藉更廣泛的認識，做出更合適的判斷。但最後決策仍要回歸決策者身上。
「『參與式民主』讓個人能夠有直接參與的管道。但有時我們會覺得，現代公民好忙喔，每個領域都要去理解、去參與，那還要代議制度幹嘛？」黃丞儀笑了笑說。政府有責任建立一個可以討論的架構、平台，這個架構可能是政府內部專家的「風險效益分析」討論。在這個平台上，有意義的討論才能夠發展的。
政府雖然有打造「審議民主」平台的責任，但台灣行政體制相對弱化，行政部門無法施展能力，遑論負起責任。「當它無法做出好的決策時，這個社會將無法走向任何地方。」黃丞儀表示憂心，「這完全脫離民主之下，『自我治理』的精神。」行政體制改革需要領導人決心，台灣的公民社會在這幾年，逐漸不再期待透過選舉，找出一個好的領導人，帶來行政的革新與創造，更好的公民生活。
桑思汀討論「星際大戰」，包括「在某個時刻下，黑武士是否能選擇不成為黑武士」，人類是否有選擇的自由意志，是個亙古以來爭論不休的議題。在政治範疇中，領導者是否有機會選擇成為懷抱遠大理想的開創者？領導者終究是”one of the people”，當公民不再期待透過選票找出更好的領導者時，好的領導者也難以在這樣的環境中產出。
台灣當前的困境，便是將選票當成懲罰的工具，懲罰另一個不受信任的政黨，卻失去了期待擁有更好的政府體制的公民社會。
此時此刻《剪裁歧見》對於台灣社會的意義，或許在於公民如何可以更積極地拋出質疑，質問並要求總統候選人提出如何打造一個政府體制。讓台灣社會能夠在分歧的立場中，找到繼續往前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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