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陳丹燕寫都柏林:一朵雲竟是永恆

在圓堡平台上斯蒂芬望見一朵雲。幾十公里之外的都柏林城裏,幾小時後,漫遊到多賽爾街上的布魯姆也在遇到這朵雲。而我,在差一天就一百零九年時,作為讀者的我,也望見一朵雲。

特約撰稿人 陳丹燕 發自上海

刊登於 2015-12-13

陳丹燕 | 作家,曾出版《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等作品,新作《蓮生與阿玉》。

圖:新宮前
圖:新宮前

1 沙灣

2013年的6月15日下午的都柏林,陽光異常溫暖。沙灣如今已是昂貴的住宅區,家家院子裏都探出營養良好,枝條從不亂戳的花枝,紫色和白色的丁香,搖搖欲墜的白牡丹,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海島之花。主街上的咖啡館玻璃門上貼出嶄新的廣告:明天布魯姆日,供應特色早餐:圓堡裏的早餐,或者布魯姆早餐。顯然它早已不是1904年故事裏的「船記」。

有人在窗裏桌邊吃着一塊新鮮的檸檬塔,他已換上小說裏的衣服,細布條紋襯衣,褐色底子上夾着赭紅色和墨綠色細條的彈力吊褲帶,從襯衣胸貼袋裏,掛出來一條亮晃晃的懷錶鍊子──耶穌會長康米神父在第十章裏用過的懷錶哦,不知這是否暗示着他的宗教背景。

參加每年6月16日布魯姆式漫遊的人,傳統上都喜歡扮成書裏第十章中出現的人物。

有個年輕瘦削的女人擦過我身邊,捧着一束搖曳不停的雛菊,走到店堂外面的遮陽傘下落座。看上去,她比喬伊斯中心裏掛着的諾拉肖像要瘦削硬朗多了,黑色短髮貼着小巧的頭顱和面頰,看上去她不一定受得了喬伊斯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自私。她放在桌面上的雛菊,應該出典於康米神父在路上見到過的那對情侶。

參加每年6月16日布魯姆式漫遊的人,傳統上都喜歡扮成書裏第十章中出現的人物,這也算是一種動員身體一起參加的賞玩吧,好像明天一早有人要專門去吃烤羊腰子一樣。

沿着斯蒂芬故事裏的沙灘和大海邊上,到岩石上的圓堡那一路,處處能看到小說裏的各種痕跡,這種痕跡帶來了節日前夕般不安又期待的氣氛。特別是在夏季陽光普照的下午,吃下午點心的時分。

2013年初夏的沙灣四十步潭。攝:陳丹燕
2013年初夏的沙灣四十步潭。

因為一本長久以來被都柏林拒絕出版的小說,如今這地方變得古色古香。而且的確很難說,這種漸漸成為城市傳統的文學漫遊日,到底是集體附庸風雅呢,還是讀者的歡樂聚會。其中的許多人未必讀完了天書,卻不影響他在衣櫃裏備一套復古衣裳,再配上一副喬伊斯式小圓眼鏡。

事情有時會變得戲劇性。

海邊礁石外,就是四十步潭。1904年的男子浴場如今早已男女共用,兩對男女在深藍色散發着涼氣的海水中嬉戲,女人一冬未曬到太陽的身體被海水冰過之後白得耀眼。潔白背脊的少年雙手長長地吊在礁石的尖角上,一點點往下爬,在接近水面的時候仰面長嘯一聲,仰面倒進顏色依然很暗的水潭中央,想必經歷了整整一個嚴冬,還沒吸飽陽光暖意的海水是刺骨的。

顏色陰沉的圓堡,為了防禦傳說中拿破崙的進攻。但法國軍隊從未來過,所以,這些圓堡終於無所作為。可是,它們中的這一個命定會變得著名,那是因為喬伊斯。

但陽光為海水帶來明媚的顏色。

站在如今還是彎彎曲曲的岔道上,望向灰色大石頭疊起來的圓堡,似乎第一章裏那三個青年仍在這裏度過1904年那個陰霾的早上。喬伊斯把地理位置寫得太清楚了,清楚得似乎他始終在場。聽說他為了準確,根本拿了裁縫用的軟尺量。句子之間仍保留着他的角度和方位,所以總是能感受到他的存在,奇妙的感受,作者和故事發生地都在原地等待着在讀者的閱讀中再活一次,像一杯溫熱的水那樣真實可感地流進讀者的食道。

愛爾蘭海岸線上有不少大石頭疊起來的,顏色陰沉的圓堡,為了防禦傳說中拿破崙的進攻。但法國軍隊從未來過,所以,這些圓堡終於無所作為。可是,它們中的這一個命定會變得著名,那是因為喬伊斯,他去住過,而且把它寫進了小說裏。從四十步潭到圓堡,在文字上建立起來的方位感,讓人覺得這裏似曾相識。一種這是在自己記憶中模糊了的往事的感受,還有舊地重遊般的對照與思襯,這些都在心裏油然而升。

2 圓堡

圓堡平台上什麼人也沒有,但天上有一大朵雲等着,一百零九年差一天的一朵雲,一動不動。攝:陳丹燕
圓堡平台上什麼人也沒有,但天上有一大朵雲等着,一百零九年差一天的一朵雲,一動不動。

按理說,一朵雲沒什麼了不起,大西洋邊上的海島上空,成天飄浮着一萬朵雲。但這朵雲卻給與我在相同地理環境裏索引的樂趣。在圓堡平台上斯蒂芬望見一朵雲。幾十公里之外的都柏林城裏,幾小時後,漫遊到多賽爾街上的布魯姆也在遇到這朵雲。而我,在差一天就一百零九年時,作為讀者的我,也望見一朵雲。

平台上有雲,沒人。

愛爾蘭面向大西洋的海岸線上,類似的圓塔都叫拿破崙塔,只有這裏叫喬伊斯塔。這座圓塔由一個《尤利西斯》書迷買下,捐獻出來,作為《尤利西斯》紀念館。二樓布置成第一章裏描寫過的模樣。

強烈的潮濕氣味從窄小的單人床的被褥上源源不絕地散發出來,也從木頭桌子上攤開的一本精裝書的紙張中散發出來。沒有別人,所以我得以在那裏讀了一會第一章。但是坐不下來,太濕了,連紀念捐贈圓塔書迷的黃銅牌子,都在牆上長出一層綠鏽。

當我最終讀到莫莉那一章意識的奔騰澎湃,已經是1994年以後,在蕭乾夫婦的全譯本裏。我仍能感受到裏面強有力的肉慾渴念,巨大的,潮濕而溫暖的心理真實感,帶着令人感到絕望的沉重。

接待我的沙灣退休老師羅恩上樓來看我,他是喬伊斯協會的志願者。他很稀罕地端詳着我正在讀的中文版,比我把自己安置在塔裏讀書還更稀罕些。「喬伊斯竟然如此國際化了。」他感慨地望著喬伊斯翻譯成中文的名字。

我向他說起自己第一次知道喬伊斯的大學時代。1981年,中文系的歐洲文學史課上到現代部分,教授們都沒有正式的教材。剛好袁可嘉主編的《西方現代派作品選》在上海出版,那套書就成了我們的教材。它就是帶領我們走向世界文學的摩西。在介紹意識流作家的那一冊,我讀到《尤利西斯》中最平穩乾淨的第二章,金惿節譯本。

斯蒂芬在沙灣的學校裏教書,羅恩也在沙灣的學校裏教書,我大學時代似懂非懂地讀過的,正是沙灣老師在學校中的描寫,第二章。

羅恩戴了一副喬伊斯式的小圓眼鏡。他閃閃發光的眼睛被鏡片放大,顯出非常嚴正而循循善誘的樣子,全世界的教師都是這樣的聖徒臉相。他聽到我回憶八十年代初的中國中文系讀書生涯,若有所思地點着頭,說:「這麼說,中國人還是很審慎地選擇比較乾淨的章節來介紹給學生看。」

但是教授在上課時說到,這本書最傑出的部分是莫莉的意識流動,那一章通篇沒一個標點,模擬意識流動的狀況。八十年代在中國曾與佛洛伊德齊名的心理學家榮格為這一章又愛又恨的背書,讓八十年代初的文科學生都非常神往。那個時代研究潛意識的心理學家比喬伊斯更令人服膺,但當我最終讀到莫莉那一章意識的奔騰澎湃,已經是1994年以後,在蕭乾夫婦的全譯本裏。我仍能感受到裏面強有力的肉慾渴念,巨大的,潮濕而溫暖的心理真實感,帶着令人感到絕望的沉重。

那是一代令人難忘的教授們,他們從未離開過中國卻精湛的外語,以及沒有口音的朗讀,他們在閉門鎖國的中國如涸澤之魚,卻承接了兩次世界大戰前歐美知識精英的精神氣質。

「這麼說來,中國人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審慎的民族。」羅恩老師仍在體會袁可嘉選本的深意,卻並不知道他在那個時代眾所周知的苦衷。八十年代初,要在中國介紹《尤利西斯》,也只有用第二章來走走鋼絲。

還有他那一輩在中國的外國文學教授對外國文學忍不住的關懷與使命感。那是一代令人難忘的教授們,他們從未離開過中國卻精湛的外語,以及沒有口音的朗讀,他們在閉門鎖國的中國如涸澤之魚,卻承接了兩次世界大戰前歐美知識精英的精神氣質。袁老師臉上有着溫和低調卻孜孜以求的微笑,那是典型的七十年代臭老九式微笑,卻非常準確地把握了西方文學的基本思潮與寫作成就,並未因為1981年的版本而成為後來的井底之蛙。至今那套書仍然有用,只是變得經典了。

好像我不認識斯蒂芬一樣,我也不認識袁可嘉老師。

羅恩幫我打開了二樓的木門,從外面湧入溫暖的新鮮空氣使皮膚和肺部變得舒服了。他又到牆邊打開屋頂的燈,這是老師習慣做的事,他也習慣了。

羅恩是沙灣學校的老師,書中的斯蒂芬也是。

圓堡裏復原的喬伊斯塔:1904年他與朋友曾在此小住。1914年他開始寫《尤利西斯》第一章時,將這裏作為故事發生地。七十年代在此成立《尤利西斯》紀念地,桌上的三隻杯子便是第一章裏出現的斯蒂芬與兩個朋友用的,旁邊的牛奶壺裏盛的就是村裏不會講凱爾特語的老太婆送來的新鮮牛奶。攝:陳丹燕
圓堡裏復原的喬伊斯塔:1904年他與朋友曾在此小住。1914年他開始寫《尤利西斯》第一章時,將這裏作為故事發生地。七十年代在此成立《尤利西斯》紀念地,桌上的三隻杯子便是第一章裏出現的斯蒂芬與兩個朋友用的,旁邊的牛奶壺裏盛的就是村裏不會講凱爾特語的老太婆送來的新鮮牛奶。

我曾希望自己能在圓堡裏住一晚,從容地讀完一些章節,但事實上我不喜歡海邊過於鹹濕的房子。

「啊,我在這裏倒是住過一夜。」羅恩老師說,「修房子時需要看一下紀念館。當時你來申請到圓堡裏來住一夜,我就想,上帝呀,這個中國人把它當成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了。」

「就睡這張床?」我點點牆邊那張古老的床,草綠色的床罩霉漬斑斑,似乎能擰出水來。

自己年輕時,在十九世紀歐洲各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的包圍下,剛剛從經歷了收聽短波即為死罪的時代逃出,以那時候我精神上的飢渴和無知,大概那個分冊裏的大多數作品都沒真的看懂。

「不是,我住在樓下大門旁。用睡袋。」羅恩對那張床扁了扁嘴。

明白了,那裏才是整個建築裏最乾燥的一小塊地方。

羅恩很高興我沒再繼續要求住在這裏。他急着回家換衣服,然後到城裏伯爵北街上的館子裏,跟喬伊斯協會的人碰面,明天對他們協會來說是一年中的大日子。

我獨自留在圓堡裏的時候,想起自己許多年來一直把那套《西方現代派作品選》奉為指路明燈,它們一直放在我自己常用的書櫃裏,卻一直沒再細讀過。它們的書頁漸漸泛黃,並且長出了受潮後的黃斑。即使它們是這樣難忘,但我想,自己年輕時,在十九世紀歐洲各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的包圍下,剛剛從經歷了收聽短波即為死罪的時代逃出,以那時候我精神上的飢渴和無知,大概那個分冊裏的大多數作品都沒真的看懂。

許多人說到馬爾克斯讓他們知道小說如何開頭,喬伊斯和沃爾夫以及普魯斯特讓我知道小說應該如何建立空間。

喬伊斯,普魯斯特,沃爾夫,福克納和橫光利一,這些遙遠的名字當時在第二分冊裏,像太陽一樣照耀過77級中文系學生的寫作。雖然他們當時只是在我心中一晃而過,就像遠方的霞光一樣。可有趣的是,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卻一直都是我寫作的基礎,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背叛的。這樣看來,又好像當時是真的讀懂了的。

與許多後來被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震撼的作家不一樣,我的源泉來自第二分冊的作家們。許多人說到馬爾克斯讓他們知道小說如何開頭,喬伊斯和沃爾夫以及普魯斯特讓我知道小說應該如何建立空間。

袁可嘉去世的消息在報紙上只佔了小小一個角落,但在我心裏,卻是一聲巨響。

袁老師就像我照相機裏,平台上方的那一朵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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