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想當老師。」
26歲的夏奇拉（Hsar Kee Lar）雙眼發亮的說。她在泰緬邊境上的汶旁買（Umpiem Mai）難民營已經當了2年的幼兒園教師。她來自一個緬甸山村裏隨處可見的克倫族家庭，有2個弟妹，5 個兄姊，她排行第6，她的兄姊有幾個是被收養的。
11月8日是緬甸大選日，它被視為緬甸邁向民主開放的重要一役。為了爭取勝選，現任總統登盛領導的鞏發黨政府急於在選前締造他任內的偉大功績──和少數民族簽訂和平協議。10月15日，8支武裝團體終於簽署，8個團體中不僅包括名列少數民族最大族的撣族，其餘光克倫族武裝勢力就有3個之多，顯見此協議對克倫族影響甚鉅，也意味着邊境地區的合法貿易與外來投資即將展開。
拿刀槍殺人所謂何？
只是長年見識血腥暴力的少數民族對政府的「善意」多半心存疑懼──因為這實在不是新鮮事了。包括克倫族在內，此次從停火協議中缺席、北部勢力龐大的克欽族過去也都曾與軍政府簽過停火協議，卻不斷遭到背叛，戰火總能在一夕之間重新引爆。
另一方面，大選初步結果在9日公布，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可望接掌政權，昂山素姬本人過去對少數民族相對寄予同情、近來卻也逐漸噤聲。未來她是不是敢於承繼她的父親昂山將軍奉行的民族平等政策，這一群少數民族人士並不敢太樂觀。
在克倫山區，許多孩子根本沒上學，他們受不了持續不斷的血腥殺戮和饑寒交迫，便加入克倫民族聯盟。他們從小看慣了軍人、制服和刀槍，乾脆也拿起刀槍穿上制服，加入反抗軍。
拿起刀槍穿上制服去殺人，有時候是為了保命，有時候是為了反抗。然而真正在對抗的東西看似很清楚，卻也很難分得清。自治權究竟是什麼，如果贏了要怎麼做，邊境貿易利益如何分配，許多年輕的克倫兵對此一片茫然。
在持續不斷的傷亡與抗爭中，苦的卻是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如同其他無數流離失所的克倫族家庭，夏奇拉一家也在劫難逃。她的父親被殺，緬軍以暴虐的手法殘殺包括克倫族在內的少數民族，以計畫性的強暴和愛滋病來進行種族滅絕，百姓四散奔逃，夏奇拉一家倉惶失措，流離在緬甸溼熱瘴癘、危機四伏的叢林裏。
夏奇拉的其中一個姊姊後來千辛萬苦越過邊境，逃到泰國清邁，之後嫁給泰國人，好不容易回頭找到了妹妹，便將16歲的夏奇拉接去泰國住。那時候的夏奇拉已經歷盡滄桑，看盡亂世中的生離死別，走過一遭人間煉獄。她剩下的6個兄弟姐妹，一個申請上第三國安置移居他國，2個逃至泰緬邊境的美索鎮（Mae Sot），另外3個和他們的母親至今還留在緬甸，生死未卜。
夏奇拉姊妹倆後來輾轉到了克倫族難民聚居的泰國邊城美索，這裏距離緬甸只隔了一條大水溝般的湄河，踏上船到對岸只要2分鐘。自從緬甸人大舉奔逃過來後，美索鎮的生機立足在戰爭的陰影下，竟開始活絡起來。
許多流落在泰國的緬甸逃難者會說：「我在邊境出生，在邊境長大。」好像「邊境」就是一個國家，就是他的全世界。
「邊境」是什麼概念？在地圖上，它只是一條曲折又冰冷的細線。放大到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模糊曖昧、衝擊交融、離合流轉的臨界區。泰國的邊境軍警在這裏隨便伸手就能抓到一大票非法移工，乾脆也就不抓了。法律在這裏要視情況使用，生活與經濟活動自成秩序。許多流落在泰國的緬甸逃難者會說：「我在邊境出生，在邊境長大。」好像「邊境」就是一個國家，就是他的全世界。
1980年代開始，因為無法承受不斷出逃的緬甸難民，泰國政府與聯合國難民署沿着泰緬邊境山區陸續成立難民營，集中管理這些四處竄逃的緬甸流民。十幾萬人在這些營區裏接受微薄的配給，長年在無水無電的破爛竹屋裏掙扎求存，瀕臨潰堤的人道危機使各國NGO（非政府組織）開始進駐營區。
台灣中華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從1996年開始投入泰緬邊境的難民援助工作，進駐美索鎮的三個營，包括全亞洲最大、人數超過4萬的美拉難民營（Mae La），以及夏奇拉所待的汶旁買營和較南邊的努波營（Nu Po）。
在營區裏的克倫族人，不甘於終日困在營區裏無所事事、抑鬱又焦慮，遂起而組織教育委員會、婦女會等營內社群，和平服務團進駐後便順勢結合過去的援助經驗，從克倫族中訓練教師，涵養他們自身力量。
和平服務團回應了族人這項需求，在這裏着手進行3至5歲學童的學齡前教育，以及教師訓練計畫。
難民營裏的教育天堂
2年前，夏奇拉開始接受教師培訓。她甜甜地笑着說：「小時候我們連在緬甸都沒機會唸書，到了難民營裏，竟然發現孩子有書可唸，而且我們還能自己教。」夏奇拉欣喜的說。 「我是嫁給了他，才進難民營的。從來沒想過有一天真的能當老師。」夏奇拉在美索遇見了同樣從緬甸逃難過來的先生，很快便懷了一個小男孩，一家三口便到汶旁買難民營中尋求庇護與配給。「邊境的生活很辛苦，難民營裏也很辛苦，我們的配給少得可憐，只有米、油、鹽、木碳等，甚至沒有青菜水果和肉。但至少在這裏，供給是穩定的，孩子也能唸書。」
20年來，教育計畫持續推展，許多當初受教育的難民孩子已經成長為青年，營區門口卻依然把守着泰國軍，且一年比一年嚴密。青年的本能就是揣想未來，無法步出營區的青年能畫出的藍圖卻如此有限。這些孩子從和平服務團營運的幼兒園畢業後，有的繼續進入其他NGO興辦的小學、中學、高中，就學人數一路往上遞減，有的則順利找到重心，反過來在營內教會或學校裏成為青年教師。
「我從小就想當老師，能在這裏實現夢想，我覺得很滿足。」夏奇拉從來沒想過走到了這一步，還有機會作夢，然而真正開始受訓後，才發現一點都不容易。一大群3到5歲的孩子瘋起來非常難以控制，吵鬧、打架、搶玩具、吃飯、做功課、玩遊戲、嘔吐、生病、穿衣服、上廁所……常常3、5個老師要帶70、80個學童，搞得焦頭爛額。
「剛開始有點挫折，覺得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但我真心覺得很快樂。」夏奇拉開心的說：「我在這裏學到怎麼用各種不同的活潑方式教小朋友唱歌、學字母，並且跟他們一起講故事、玩拼字遊戲、做勞作，教他們克倫族故事和知識。」
營裏的孩子必須學習緬語、克倫語和英語，再長大一些還會學到泰文。有時候就連他們自己，都不確定在囚籠裏學這麼多要做什麼，這也是愈往上就學率愈低的其中一個原因。然而語言、教育、專業培力，何嘗不是建構在「有朝一日」的返鄉計畫之上？
「我們並沒有那麼想回去，至少不是現在。」夏奇拉說。
「有一天要回緬甸」這件事，一直是營裏行動、話語和所有樣貌的終極依歸。提供「暫時」庇護的泰國不允許難民使用水泥、鋼鐵等牢固的建材，以免逃難者從此久居生根，營裏因此經常必須耗費大量資源在修繕屢遭祝融與風雨侵蝕的竹條茅草屋；提供糧食的邊境聯合會（TBC）不斷下修每人每月配給量，並且投注大量精力在做農事教育，許多NGO也開始專注技職訓練，聯合國難民署則緊鑼密鼓研究遣返方案……所有這一切，全都是為了「有一天要回緬甸」所做的準備。
然而那會是哪一天呢？「我父親在緬甸被殺，我們回去沒有土地，也沒有家，更沒有學歷和教師資格。我不知道回去之後能做什麼，也不知道我的孩子能不能繼續唸書。」夏奇拉說。
「而且那裏很可怕，只剩下噩夢。」夏奇拉補了一句。
時間在難民營裏停滯，「暫時」成了永久，流離的克倫人在「現狀」中尋找意義。如同現在的夏奇拉，她只想要一直這樣當老師下去。
夾在兩岸問題之間的台灣人，不難體會「有一天要『回』到某個地方」的歷史情結與意識洗腦。而這樣的執着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之後，將變得多麼糾結複雜又弔詭。後代對父母輩的家鄉愈來愈陌生，身份認同出現嚴重的歧異。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調查，邊境難民營成立至今30多年，營裏年輕一輩對未來的冀望，多半已是留在泰國，留在邊境，甚或留在難民營，鮮少人滿心期待要「早日回到緬甸」。
時間在難民營裏停滯，「暫時」成了永久，流離的克倫人在「現狀」中尋找意義。如同現在的夏奇拉，她只想要一直這樣當老師下去。
「我們每個月都要參加和平服務團召集的教師會議，」夏奇拉說：「我們會跟其他老師和計畫人員一起討論該怎麼精進上課方式和教學品質，並且研究教學計畫。我們每天也都要寫教學日誌，回報小朋友的狀況，還要跟家長們合作、溝通，關心小朋友家裏的狀況、注意每個小朋友不同的特質……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事要做，可是我好開心。」
「我想要一輩子當老師，我想要繼續學很多很多的東西，我想要有更多教師訓練。我也希望兒子能好好唸書。」夏奇拉談着未來，雙眼煥發着希望：「我希望兒子將來能成為一個很棒、很有用的人，成為一個未來的領導者。」
（作者為中華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計畫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