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想当老师。”
26岁的夏奇拉（Hsar Kee Lar）双眼发亮的说。她在泰缅边境上的汶旁买（Umpiem Mai）难民营已经当了2年的幼儿园教师。她来自一个缅甸山村里随处可见的克伦族家庭，有2个弟妹，5 个兄姊，她排行第6，她的兄姊有几个是被收养的。
11月8日是缅甸大选日，它被视为缅甸迈向民主开放的重要一役。为了争取胜选，现任总统登盛领导的巩发党政府急于在选前缔造他任内的伟大功绩──和少数民族签订和平协议。10月15日，8支武装团体终于签署，8个团体中不仅包括名列少数民族最大族的掸族，其余光克伦族武装势力就有3个之多，显见此协议对克伦族影响甚钜，也意味着边境地区的合法贸易与外来投资即将展开。
拿刀枪杀人所谓何？
只是长年见识血腥暴力的少数民族对政府的“善意”多半心存疑惧──因为这实在不是新鲜事了。包括克伦族在内，此次从停火协议中缺席、北部势力庞大的克钦族过去也都曾与军政府签过停火协议，却不断遭到背叛，战火总能在一夕之间重新引爆。
另一方面，大选初步结果在9日公布，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可望接掌政权，昂山素姬本人过去对少数民族相对寄予同情、近来却也逐渐噤声。未来她是不是敢于承继她的父亲昂山将军奉行的民族平等政策，这一群少数民族人士并不敢太乐观。
在克伦山区，许多孩子根本没上学，他们受不了持续不断的血腥杀戮和饥寒交迫，便加入克伦民族联盟。他们从小看惯了军人、制服和刀枪，干脆也拿起刀枪穿上制服，加入反抗军。
拿起刀枪穿上制服去杀人，有时候是为了保命，有时候是为了反抗。然而真正在对抗的东西看似很清楚，却也很难分得清。自治权究竟是什么，如果赢了要怎么做，边境贸易利益如何分配，许多年轻的克伦兵对此一片茫然。
在持续不断的伤亡与抗争中，苦的却是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如同其他无数流离失所的克伦族家庭，夏奇拉一家也在劫难逃。她的父亲被杀，缅军以暴虐的手法残杀包括克伦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以计划性的强暴和爱滋病来进行种族灭绝，百姓四散奔逃，夏奇拉一家仓惶失措，流离在缅甸湿热瘴疠、危机四伏的丛林里。
夏奇拉的其中一个姊姊后来千辛万苦越过边境，逃到泰国清迈，之后嫁给泰国人，好不容易回头找到了妹妹，便将16岁的夏奇拉接去泰国住。那时候的夏奇拉已经历尽沧桑，看尽乱世中的生离死别，走过一遭人间炼狱。她剩下的6个兄弟姐妹，一个申请上第三国安置移居他国，2个逃至泰缅边境的美索镇（Mae Sot），另外3个和他们的母亲至今还留在缅甸，生死未卜。
夏奇拉姊妹俩后来辗转到了克伦族难民聚居的泰国边城美索，这里距离缅甸只隔了一条大水沟般的湄河，踏上船到对岸只要2分钟。自从缅甸人大举奔逃过来后，美索镇的生机立足在战争的阴影下，竟开始活络起来。
许多流落在泰国的缅甸逃难者会说：“我在边境出生，在边境长大。”好像“边境”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他的全世界。
“边境”是什么概念？在地图上，它只是一条曲折又冰冷的细线。放大到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模糊暧昧、冲击交融、离合流转的临界区。泰国的边境军警在这里随便伸手就能抓到一大票非法移工，干脆也就不抓了。法律在这里要视情况使用，生活与经济活动自成秩序。许多流落在泰国的缅甸逃难者会说：“我在边境出生，在边境长大。”好像“边境”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他的全世界。
1980年代开始，因为无法承受不断出逃的缅甸难民，泰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沿着泰缅边境山区陆续成立难民营，集中管理这些四处窜逃的缅甸流民。十几万人在这些营区里接受微薄的配给，长年在无水无电的破烂竹屋里挣扎求存，濒临溃堤的人道危机使各国NGO（非政府组织）开始进驻营区。
台湾中华人权协会“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从1996年开始投入泰缅边境的难民援助工作，进驻美索镇的三个营，包括全亚洲最大、人数超过4万的美拉难民营（Mae La），以及夏奇拉所待的汶旁买营和较南边的努波营（Nu Po）。
在营区里的克伦族人，不甘于终日困在营区里无所事事、抑郁又焦虑，遂起而组织教育委员会、妇女会等营内社群，和平服务团进驻后便顺势结合过去的援助经验，从克伦族中训练教师，涵养他们自身力量。
和平服务团回应了族人这项需求，在这里着手进行3至5岁学童的学龄前教育，以及教师训练计划。
难民营里的教育天堂
2年前，夏奇拉开始接受教师培训。她甜甜地笑着说：“小时候我们连在缅甸都没机会念书，到了难民营里，竟然发现孩子有书可念，而且我们还能自己教。”夏奇拉欣喜的说。 “我是嫁给了他，才进难民营的。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真的能当老师。”夏奇拉在美索遇见了同样从缅甸逃难过来的先生，很快便怀了一个小男孩，一家三口便到汶旁买难民营中寻求庇护与配给。“边境的生活很辛苦，难民营里也很辛苦，我们的配给少得可怜，只有米、油、盐、木碳等，甚至没有青菜水果和肉。但至少在这里，供给是稳定的，孩子也能念书。”
20年来，教育计划持续推展，许多当初受教育的难民孩子已经成长为青年，营区门口却依然把守着泰国军，且一年比一年严密。青年的本能就是揣想未来，无法步出营区的青年能画出的蓝图却如此有限。这些孩子从和平服务团营运的幼儿园毕业后，有的继续进入其他NGO兴办的小学、中学、高中，就学人数一路往上递减，有的则顺利找到重心，反过来在营内教会或学校里成为青年教师。
“我从小就想当老师，能在这里实现梦想，我觉得很满足。”夏奇拉从来没想过走到了这一步，还有机会作梦，然而真正开始受训后，才发现一点都不容易。一大群3到5岁的孩子疯起来非常难以控制，吵闹、打架、抢玩具、吃饭、做功课、玩游戏、呕吐、生病、穿衣服、上厕所……常常3、5个老师要带70、80个学童，搞得焦头烂额。
“刚开始有点挫折，觉得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我真心觉得很快乐。”夏奇拉开心的说：“我在这里学到怎么用各种不同的活泼方式教小朋友唱歌、学字母，并且跟他们一起讲故事、玩拼字游戏、做劳作，教他们克伦族故事和知识。”
营里的孩子必须学习缅语、克伦语和英语，再长大一些还会学到泰文。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确定在囚笼里学这么多要做什么，这也是愈往上就学率愈低的其中一个原因。然而语言、教育、专业培力，何尝不是建构在“有朝一日”的返乡计划之上？
“我们并没有那么想回去，至少不是现在。”夏奇拉说。
“有一天要回缅甸”这件事，一直是营里行动、话语和所有样貌的终极依归。提供“暂时”庇护的泰国不允许难民使用水泥、钢铁等牢固的建材，以免逃难者从此久居生根，营里因此经常必须耗费大量资源在修缮屡遭祝融与风雨侵蚀的竹条茅草屋；提供粮食的边境联合会（TBC）不断下修每人每月配给量，并且投注大量精力在做农事教育，许多NGO也开始专注技职训练，联合国难民署则紧锣密鼓研究遣返方案……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有一天要回缅甸”所做的准备。
然而那会是哪一天呢？“我父亲在缅甸被杀，我们回去没有土地，也没有家，更没有学历和教师资格。我不知道回去之后能做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孩子能不能继续念书。”夏奇拉说。
“而且那里很可怕，只剩下噩梦。”夏奇拉补了一句。
时间在难民营里停滞，“暂时”成了永久，流离的克伦人在“现状”中寻找意义。如同现在的夏奇拉，她只想要一直这样当老师下去。
夹在两岸问题之间的台湾人，不难体会“有一天要‘回’到某个地方”的历史情结与意识洗脑。而这样的执着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之后，将变得多么纠结复杂又吊诡。后代对父母辈的家乡愈来愈陌生，身份认同出现严重的歧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调查，边境难民营成立至今30多年，营里年轻一辈对未来的冀望，多半已是留在泰国，留在边境，甚或留在难民营，鲜少人满心期待要“早日回到缅甸”。
时间在难民营里停滞，“暂时”成了永久，流离的克伦人在“现状”中寻找意义。如同现在的夏奇拉，她只想要一直这样当老师下去。
“我们每个月都要参加和平服务团召集的教师会议，”夏奇拉说：“我们会跟其他老师和计划人员一起讨论该怎么精进上课方式和教学品质，并且研究教学计划。我们每天也都要写教学日志，回报小朋友的状况，还要跟家长们合作、沟通，关心小朋友家里的状况、注意每个小朋友不同的特质……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事要做，可是我好开心。”
“我想要一辈子当老师，我想要继续学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想要有更多教师训练。我也希望儿子能好好念书。”夏奇拉谈着未来，双眼焕发着希望：“我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很棒、很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未来的领导者。”
（作者为中华人权协会“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计划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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