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香港研究是靠一班仍然有心的人去撐着，而這群人多多少少都是舊一輩的人。他們那個年代（九十年代），壓迫感沒有那麼大，也普遍有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心態，想參與社會。到了今天2015年，世界變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如是說。
李立峯才40歲，以這年紀，在規定的6年內可以取得終身教職，獲得副教授職級，並再晉升為正教授，算是學術界的罕有例子。但他坦言，不願多提這些事情，不想被描述為所謂「成功」例子。對於這個不利香港研究的大學制度，他其實有點悲觀。
在狹縫中做香港研究
李立峯明言，在現行香港學術界極端追求「國際化」的氣氛下，要研究香港議題並不容易。（編按：詳見端傳媒早前報導）。十多年前他在美國攻讀博士時，曾經試過研究香港烽煙節目（phone-in，即聽眾致電電台發表意見）的發展，投稿予一本美國的政治傳播學學術期刊，當中經歷卻讓他印象尤深。
學術期刊收到投稿後，通常會找來相關領域的學者作評審，決定是否採取該文章。一般來說，評審員不得與投稿者有過合作關係，以免影響中立。由於香港研究的社群細小，在排除與投稿者有合作關係的學者後，很多時候國際學術期刊就無法找到合適的人選，難免只能找來期刊所在地的「國際學者」，然而只要一個評審者不認同，投稿的文章就不會被接受。
當時有三位學者作為李立峯的投稿文章的評審，其他兩位評審都很喜歡他的文章，「但另外一位學者問我為什麼不討論Fairness Doctrine，天啊，Fairness Doctrine是美國曾經很重要的廣播法規，後來在八十年代取消了，對美國傳媒影響很深。可是我的文章是討論香港烽煙節目，這有什麼關係啊？」李立峯說來仍有氣，「你怎會想到，原來個別的國際學者可以有這樣偏狹的地方觀念？」
在這種學術氛圍下，忽略本地研究的問題已經不是香港獨有。「不要說香港，只要不是研究英美世界，舉例說是台灣，新加坡，亞洲也好，要找到相熟這個領域的學者評審都不是易事，結果研究地區議題，自然難以出版。」李立峯無奈地說。
李立峯如何面對這個制度？「你問我如何面對，雖然我今天做研究也盡量把香港的脈絡置入其中，但因為我的學術傳統關係，面對的出版困難其實不算太大。」
他所說的傳統在學術界被稱為「實證主義」，強調理論的普遍性，放諸四海皆準，不受地域影響（acontextual）。「這些理論如果要驗證，作為香港的學者自然在香港進行調查，香港只不過那個研究進行的『場所』。整個研究議題不是從本地社會的關懷出發，而是由國際學術研究領域所給予的，香港本身並不是關注。」最近常在明報撰文討論民意兩極化與媒體關係的李立峯強調，香港研究與國際學術圈所關注的議題重疊並非必然，甚至根本不常發生，「剛巧這個議題是美國政治傳播學近年最熱的討論，同時香港亦面對社會撕裂的問題而已。」
薪火相傳 抱着不滅的火游到岸上
「但在過去兩三年，我也開始多做香港研究，其中一個原因是好些前輩邀請我，既然他們找我，我亦樂意，所以就這樣了。」不過李立峯都坦言，他知道這些研究無法刊於國際學術期刊，「我們最近做一個關於香港人如何看待社區的研究，以地區做單位，比如說沙田啊、太古城、西貢，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你會知道這些好難以英文去寫作的，而且你研究香港都『死啦』（國際學術期刊沒有興趣），何況更小的地區？」
很多年輕的學者並非立心避開公共參與，只是制度不鼓勵的時候，就沒有動力。
李立峯不諱言，更重要的原因是獲得終身教職後，自身壓力稍鬆，因此可多做香港研究。「我為什麼起初強調世代，是因為整個大學制度裏的壓力十幾年來加劇得好厲害，到今天仍在變化之中。」他回憶起十多年前剛入職的時候，研究能刊於國際學術期刊會換來獎勵，但今天只要沒有國際學術期刊的文章履歷，就已經會招來制度的懲罰。
「現在的氣氛就是這樣。」李立峯感嘆，「很多年輕的學者並非立心避開公共參與，只是制度不鼓勵的時候，就沒有動力。」他半開玩笑，「讀完博士（PhD）後，己經是Permanent Head Damage了。在讀博士時他們已經捱了4、5年，入職大學後在終身教職軌底下仍要捱6年，換句話說，很多時候那個人已經（在思想上）死了。」
現時李立峯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研究生部門主任，他希望在利用現在擁有的職權，鼓勵下一代學者為香港研究盡力。每年研究生新生入學，他都會問大家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你要讀研究院？在學術體制內經歷多年的他希望新生們不要放棄最初的理想。
只要大家的火（對香港的關懷）沒有熄滅，假如一天成功上岸（拿到終身教職），是不是可以多做一點制度不鼓勵而又重要的事呢？
「如果做學者只是跟隨遊戲規則行事，做來幹什麼？學者工時長，壓力大，收入不比專業人士高，其實最終大家不過都是對香港抱有關懷。」李立峯說，「只要大家的火（對香港的關懷）沒有熄滅，假如一天成功上岸（拿到終身教職），是不是可以多做一點制度不鼓勵而又重要的事呢？」
「異數」的年輕學者
在李立峯看來，年輕一輩做香港研究的學者，現時少之又少，方志恒算是其中的異數。
現今，大學制度只講求「國際化」，只擁有本地博士學位的方志恒本來已「先天不足」，他自己也承認可以進入學院，到現在仍能處於終身教職的第3年，算是「奇蹟」。
方志恒，36歲，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大學畢業後，他相信研究政治需要理解政府運作，於是投考行政主任。2007年，他稱無法接受政府沉悶的工作環境，兼職讀書，後更辭去工作，在香港城市大學擔任全職講師及兼職博士課程，投身學界。
「我想我能夠生存的原因在於我能夠發表很多國際學術期刊的文章。」方志恒有點尷尬。
方志恒一直着力香港政治研究，卻能成功地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他的方法是「理論包裝」。他舉例，其中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香港與中國並置。「舉例China Quarterly是行內比較頂級的期刊，現在國際學者關注中國，我把我博士論文其中有關中共與香港資本家的一節分拆投稿，梳理八十年代至今兩者之間的政治互動關係，反映香港商業市場背後被控制的問題。由於文章有中國因素、中國視角，自然就有足夠『國際視野』，也自然被接受。」
方志恒這篇關於北京與香港商家互動的文章，甚至獲The China Quarterly 頒發 2014 Gordon White Prize 獎項，表揚該文的原創性及學術價值，對推動中國研究發展有所貢獻。
在學術遊戲之外
我其實只不過想研究香港，但為了足夠『國際化』拿到撥款，唯有搭配其他地區。
方志恒分享，另一個「有助」香港研究刊登「國際性」學術期刊的方法，就是以香港作為中心去與其他地區做比較。「比如我今年拿了一個研資局的研究撥款，研究香港、澳門及台灣三地的財政預算過程比較。我其實只不過想研究香港，但為了足夠『國際化』拿到撥款，唯有搭配其他地區。」方志恒說得有點無奈。
他在傳統的學術遊戲裏玩得成功，才可以做制度不鼓勵甚至限制的事情。方志恒稱那些學術遊戲以外的事為「不務正業」。
什麼是「不務正業」？他最近與一群年青學人編了一本《香港革新論》，馬不停蹄地宣傳。這本書是香港的政治分析，寫本土思潮，不屬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的論文，沒有Impact factor，不夠「國際」，又不是以英文作寫作語言，在學者的升遷條件中，是屬於完全不被考慮的類別。他說之所以要做的原因，是出於對香港的感情，「可能好戇居（天真），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學者有獨特的角色，能夠在社會輿論發揮影響力。在今時今日的環境裏，如果學者都不做點事，難道每次等待學生挺身而出抗爭？」
現在，方志恒「打兩份工」，白天教書，做研究，申請研究撥款，晚上或者週末做新書推廣，分享理念。他說自己幾乎沒有私人時間，連陪伴女兒的時間都少了。
方志恒坦言：「這是一個trade-off（交換），唯有盡量去平衡。」
香港研究學院，重新聚焦香港
做學術與公共參與，最理想是同一回事，可是今天的學者只能以工餘時間去作公共參與。這個問題一度被認為只會繼續惡化下去，但最近正式成立的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學院」（The Academy of Hong Kong Studies）可能為學界帶來一點曙光。
香港研究學院是全港首間專注香港研究的大學研究所，由從事香港研究超過28年的學者呂大樂任學院總監，方志恒為常務副總監。呂大樂曾在香港教育學院的新聞稿中說過「張（仁良）校長曾表示希望推動香港研究，我為此深受感動，遂決定加入教院，盡一分力。」
曾經有報導認為香港研究學院的成立是要配合香港教育學院申請正名為大學的要求，發展多元學科。這是否實情有待證實，亦非重點，問題也許是為什麼其他大學如此不重視香港研究。
香港研究學院在其網頁上聲明，學院的發展策略是「聚焦香港，超越香港」，注重「跨地區比較的、以至全球城市之未來發展為研究議題下的香港研究及相關教育活動」，矢志成為一所「世界級的研究學院」。
時代雖然哄動，卻也需要知識的沉澱。
「我認為香港研究的意思是以香港為本位，借鑑全球城市的經驗解決香港的問題。以這樣的框架作『理論包裝』的話，就可以有『國際性』，卻又是在解決香港正面對的困難，」對於方志恒來說，「理論包裝」香港研究是一條可行的出路，「說到尾，我們最終的焦點也是在香港，可這就算學者要在國際學術發表研究論文也會更容易。」
方志恒說，他希望香港研究學院可以成為一個樞紐，支援各大院校有心做香港研究的朋友。他們打算聘請博士後，主力做香港研究，培訓香港本位的學者；同時打算從兩岸四地甚至其他亞洲地區招收研究生，每年暑假辦暑期學院；亦打算每年辦Asian City Conference（亞洲城市會議），就不同議題把香港的經驗與其他地區參照，互相借鑑。
「當有一定的人數在做香港研究，critical mass（臨界量）就會出現，或許屆時香港研究可以有所起色。時代雖然哄動，卻也需要知識的沉澱。」方志恒這樣總結。
香港研究會否有所起色，這也許一直困擾着香港學界，更理應困擾整個香港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