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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瑟芬:台灣同運的軌跡與阻力(下)

如何面對亞洲價值與全球保守勢力的結盟,不只是全世界所有自由主義者、左派政治工作者的難題;也會是同志平權運動者最大、最艱鉅的挑戰。


2015年10月31日,台北,數千群眾參與同志遊行。攝:Chiang Ying-ying/AP

本文上篇回顧了台灣同運的歷史,指出運動軌跡與整體社會脈絡的鑲嵌。本文下篇,將聚焦討論台灣同志運動遭遇的兩個來自保守陣營的挑戰。

傳統價值與新自由主義合流

台灣同運最大的阻力根源,是華人文化對傳宗接代的執着、對家庭價值的重視;直到今天,「單身」始終被視為社會問題,也或多或少是一個家庭的「羞辱」。不論是否因性傾向而單身,單身者在社會階級上都倍受貶抑,甚至由國家制度帶頭行之。例如在台灣,單身者的健康保險費用就比同級數有家庭者來得高,稅制上的減免也很少。

自新自由主義襲捲全球以來,許多國家的公部門爭相追求管理效益。傳統上抗拒社會福利的右派政黨,致力以企業績效管理邏輯,將社福與弱勢扶助外包給私人慈善機構,弱化政府角色。各國都有政黨主張將盡可能將公共服務私有化,範圍含蓋教育、醫療、社福,乃至消防與治安等等。

在此背景下,鼓勵婚家制度對執政者有重要政策價值。一般咸認婚姻家庭有益於社會穩定,自不待言;強調「家庭價值」,以家庭作為課稅和服務單位,更能減化行政系統負擔。最重要的是,其能讓政府規避人口老化、少子化帶來的社會壓力。至到今天,台灣政府仍疏於強化社會安全網,將幼老病的照顧責任,轉嫁到家中女性或社經地位弱勢者、甚至是女性外籍看護移工身上。政策和文化制約的雙管其下,讓照護責任繼續留在核心家庭。

婚家制度的穩固另一個主要的得益者,則是跨國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方式。當大家族瓦解,一份工作對小家庭的維繫就更形重要,使人不敢脫離這種「生產─消費」模式,只得成為資本市場的螺絲釘與消費者。

而對高社經地位者而言,現行婚家制度,能確保家族產業得以傳承到自身後代,甚至,透過同樣社經地位者的婚姻結盟,穩固其家族的階級地位。同志運動者因為位處邊緣,長年被排除在婚家制度外,反而得以看清國家與資本合流,藉制度與深植人心的文化影響力,與其造成社會控制、持續壟斷財富的形勢。

美國基督教右派的影響

同志平權運動另一個勁敵,是來自美國的宗教右派。其透過金錢與政治影響力,強力輸出自身信仰。在政治上,這類混合靈恩與基要福音神學觀的教會,以「屬靈聖戰」之名支持着小布殊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同時也戮力推動反同性戀、反墮胎、反女性平權、反婚前性行為、校園禱告,並阻擋平權性質的性教育。

宗教右派不只在美國遊說,以政治獻金和選票影響候選人,還運用經濟資源,在海外推行其價值觀。例如《上帝眷顧烏干達》一片就紀錄了美國極端教會人士如何挾龐大政經資源,介入烏干達政治,促其在2013年底通過《反同法案》,讓同性間的性行為可處以終身監禁(更早的草案中甚至考慮過死刑)。後雖在國際組織與人權團體的關注下,烏干達憲法法庭於隔年八月宣布該法無效,但烏干達同志的處境仍然嚴峻。

宗教右派進入亞洲,呼應亞洲統治者偏愛的儒家版本造就的高服從性,及重視傳宗接代的價值,更能輕易挑動社會(特別是中產階級)對秩序的懷念、對性少數的恐懼。這個跨國恐同宗教集團號召群眾的核心,正是「維護家庭價值」,讓家庭成為所有社會危機投射、寄望的目標,遮蔽勞工權益與社會正義等議題——而其正符合宗教右派背後金主的切身利益。

這股宗教信念藉着喚起大眾危機感,得以堂而皇之介入公共政策,也使主流基督教會成為保守政治勢力最佳盟友,全球皆然。是以,性別運動成了近年來右派運動中受創最深的領域之一:同性戀、墮胎、女性主義,既是宗教右派用來祭旗、也是吸引中產階級與企業家奉獻金錢的最佳利器。

婚家制度的根本反省

在保守主義與同志運動的戰線上,「婚姻平權」無疑是近來最重要的爭點,也是世界各國同志運動的重要指標。筆者此刻也在其他平台為同性婚姻辯護然而需提醒的是,「婚權」絕不是解決同志困境的唯一解藥。甚至在某些國家的經驗中,因推動婚權吸納多數資源,反而進一步邊緣化無法或不願進入婚家體制者,或非典型家庭。對婚家制度、主流價值保持警覺,對各種邊緣弱勢保持同理,是同運工作者必須有的良心和使命。

如果我們願意承認,如今性少數所受到的壓迫,源於有個由多數人所建構的「異性戀正典」,透過擠壓、排除他者來確保既得利益;那麼解構這個霸權的方式,怎麼可能只是要求霸權把框架打開一點,讓多點人進去現行的婚家制度?如果我們都同意,性傾向、性別認同,甚至性的表現方式與喜好,都存在多樣的光譜,那麼運動的目標,就應該是廢除那個正典框架,將其還原成只是其中一種「選擇」。

左派酷兒從上述的基礎出發,提出「毀家廢婚」的主張,要廢的並不是人類對愛的本能、或生活支持系統的需求,而是認為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都不該過度介入私人的情愛選擇或關係模式。其更不能接受的,是當今制度只獎勵選擇特定模式的人們,卻在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社會氛圍上,變相懲罰、歧視不同選擇的人們。

正因如此,他們對資本市場因利己目的塑造出來的家庭與真愛神話反感,更反對把某一種狹隘的異性戀視角所高舉的「一對一、一生一世」,當成最好、最高的價值,畢竟,那正是一切壓迫產生的源頭。如果失去對源頭的反省,平權運動將不再是以解放為終極目標的運動,而會在短期的政治利益交換中迷失,讓被壓迫者轉身壓迫他人的歷史,一再重演。當政治制度和傳統文化聯手,把愛限縮在由血緣和性組成的家庭中,當然是平權運動者需要致力打破的思維。

代結語:同志運動需要的國際視野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當政治情勢動盪不安、經濟衰退時,社會對極右思想和種族主義的容忍力也越高,甚至樂於擁抱,好為不安與經濟上的困頓找到替罪羊。而同志平權運動絕不會是極右主義樂見的存在。近年,穆斯林難民湧入,促成了歐洲極右勢力的成長,二戰以後,他們從國家的罪人,再度成為某些人民心中「敢說真話」的英雄;宗教右派勢力在亞洲與非洲的成功經驗,更印證了這個歷史慣性。

未來,同志平權運動亟須深入理解,跨國宗教右派的價值譜系,去思考大眾、特別是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否則關於平權議題的公眾溝通,恐會陷入各說各話、激烈對壘的死胡同。

平權運動者也需要警惕,新自由主義與亞洲傳統文化的結盟,造成的種種障礙。尤其在台灣,缺乏左派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加上文化上對性的禁錮與恐懼,平權運動更不易獲得社會資源挹注。相反的,宗教右派結合保守政治勢力,卻能輕易藉金錢攻勢、政治動員來弱化平權的各項訴求。

在全球經濟尚處停滯、貧富差距難以縮小、社會不安因子日益增大的此刻,如何面對亞洲價值與全球保守勢力的結盟,不只是全世界所有自由主義者、左派政治工作者的難題;也會是同志平權運動者最大、最艱鉅的挑戰。

(喬瑟芬,伴侶盟理事、媒體與表演藝術行政工作者)

喬瑟芬 LGBTQ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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