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上篇回顧了台灣同運的歷史，指出運動軌跡與整體社會脈絡的鑲嵌。本文下篇，將聚焦討論台灣同志運動遭遇的兩個來自保守陣營的挑戰。
傳統價值與新自由主義合流
台灣同運最大的阻力根源，是華人文化對傳宗接代的執着、對家庭價值的重視；直到今天，「單身」始終被視為社會問題，也或多或少是一個家庭的「羞辱」。不論是否因性傾向而單身，單身者在社會階級上都倍受貶抑，甚至由國家制度帶頭行之。例如在台灣，單身者的健康保險費用就比同級數有家庭者來得高，稅制上的減免也很少。
自新自由主義襲捲全球以來，許多國家的公部門爭相追求管理效益。傳統上抗拒社會福利的右派政黨，致力以企業績效管理邏輯，將社福與弱勢扶助外包給私人慈善機構，弱化政府角色。各國都有政黨主張將盡可能將公共服務私有化，範圍含蓋教育、醫療、社福，乃至消防與治安等等。
在此背景下，鼓勵婚家制度對執政者有重要政策價值。一般咸認婚姻家庭有益於社會穩定，自不待言；強調「家庭價值」，以家庭作為課稅和服務單位，更能減化行政系統負擔。最重要的是，其能讓政府規避人口老化、少子化帶來的社會壓力。至到今天，台灣政府仍疏於強化社會安全網，將幼老病的照顧責任，轉嫁到家中女性或社經地位弱勢者、甚至是女性外籍看護移工身上。政策和文化制約的雙管其下，讓照護責任繼續留在核心家庭。
婚家制度的穩固另一個主要的得益者，則是跨國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方式。當大家族瓦解，一份工作對小家庭的維繫就更形重要，使人不敢脫離這種「生產─消費」模式，只得成為資本市場的螺絲釘與消費者。
而對高社經地位者而言，現行婚家制度，能確保家族產業得以傳承到自身後代，甚至，透過同樣社經地位者的婚姻結盟，穩固其家族的階級地位。同志運動者因為位處邊緣，長年被排除在婚家制度外，反而得以看清國家與資本合流，藉制度與深植人心的文化影響力，與其造成社會控制、持續壟斷財富的形勢。
美國基督教右派的影響
同志平權運動另一個勁敵，是來自美國的宗教右派。其透過金錢與政治影響力，強力輸出自身信仰。在政治上，這類混合靈恩與基要福音神學觀的教會，以「屬靈聖戰」之名支持着小布殊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同時也戮力推動反同性戀、反墮胎、反女性平權、反婚前性行為、校園禱告，並阻擋平權性質的性教育。
宗教右派不只在美國遊說，以政治獻金和選票影響候選人，還運用經濟資源，在海外推行其價值觀。例如《上帝眷顧烏干達》一片就紀錄了美國極端教會人士如何挾龐大政經資源，介入烏干達政治，促其在2013年底通過《反同法案》，讓同性間的性行為可處以終身監禁（更早的草案中甚至考慮過死刑）。後雖在國際組織與人權團體的關注下，烏干達憲法法庭於隔年八月宣布該法無效，但烏干達同志的處境仍然嚴峻。
宗教右派進入亞洲，呼應亞洲統治者偏愛的儒家版本造就的高服從性，及重視傳宗接代的價值，更能輕易挑動社會（特別是中產階級）對秩序的懷念、對性少數的恐懼。這個跨國恐同宗教集團號召群眾的核心，正是「維護家庭價值」，讓家庭成為所有社會危機投射、寄望的目標，遮蔽勞工權益與社會正義等議題——而其正符合宗教右派背後金主的切身利益。
這股宗教信念藉着喚起大眾危機感，得以堂而皇之介入公共政策，也使主流基督教會成為保守政治勢力最佳盟友，全球皆然。是以，性別運動成了近年來右派運動中受創最深的領域之一：同性戀、墮胎、女性主義，既是宗教右派用來祭旗、也是吸引中產階級與企業家奉獻金錢的最佳利器。
婚家制度的根本反省
在保守主義與同志運動的戰線上，「婚姻平權」無疑是近來最重要的爭點，也是世界各國同志運動的重要指標。筆者此刻也在其他平台為同性婚姻辯護。然而需提醒的是，「婚權」絕不是解決同志困境的唯一解藥。甚至在某些國家的經驗中，因推動婚權吸納多數資源，反而進一步邊緣化無法或不願進入婚家體制者，或非典型家庭。對婚家制度、主流價值保持警覺，對各種邊緣弱勢保持同理，是同運工作者必須有的良心和使命。
如果我們願意承認，如今性少數所受到的壓迫，源於有個由多數人所建構的「異性戀正典」，透過擠壓、排除他者來確保既得利益；那麼解構這個霸權的方式，怎麼可能只是要求霸權把框架打開一點，讓多點人進去現行的婚家制度？如果我們都同意，性傾向、性別認同，甚至性的表現方式與喜好，都存在多樣的光譜，那麼運動的目標，就應該是廢除那個正典框架，將其還原成只是其中一種「選擇」。
左派酷兒從上述的基礎出發，提出「毀家廢婚」的主張，要廢的並不是人類對愛的本能、或生活支持系統的需求，而是認為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都不該過度介入私人的情愛選擇或關係模式。其更不能接受的，是當今制度只獎勵選擇特定模式的人們，卻在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社會氛圍上，變相懲罰、歧視不同選擇的人們。
正因如此，他們對資本市場因利己目的塑造出來的家庭與真愛神話反感，更反對把某一種狹隘的異性戀視角所高舉的「一對一、一生一世」，當成最好、最高的價值，畢竟，那正是一切壓迫產生的源頭。如果失去對源頭的反省，平權運動將不再是以解放為終極目標的運動，而會在短期的政治利益交換中迷失，讓被壓迫者轉身壓迫他人的歷史，一再重演。當政治制度和傳統文化聯手，把愛限縮在由血緣和性組成的家庭中，當然是平權運動者需要致力打破的思維。
代結語：同志運動需要的國際視野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當政治情勢動盪不安、經濟衰退時，社會對極右思想和種族主義的容忍力也越高，甚至樂於擁抱，好為不安與經濟上的困頓找到替罪羊。而同志平權運動絕不會是極右主義樂見的存在。近年，穆斯林難民湧入，促成了歐洲極右勢力的成長，二戰以後，他們從國家的罪人，再度成為某些人民心中「敢說真話」的英雄；宗教右派勢力在亞洲與非洲的成功經驗，更印證了這個歷史慣性。
未來，同志平權運動亟須深入理解，跨國宗教右派的價值譜系，去思考大眾、特別是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否則關於平權議題的公眾溝通，恐會陷入各說各話、激烈對壘的死胡同。
平權運動者也需要警惕，新自由主義與亞洲傳統文化的結盟，造成的種種障礙。尤其在台灣，缺乏左派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加上文化上對性的禁錮與恐懼，平權運動更不易獲得社會資源挹注。相反的，宗教右派結合保守政治勢力，卻能輕易藉金錢攻勢、政治動員來弱化平權的各項訴求。
在全球經濟尚處停滯、貧富差距難以縮小、社會不安因子日益增大的此刻，如何面對亞洲價值與全球保守勢力的結盟，不只是全世界所有自由主義者、左派政治工作者的難題；也會是同志平權運動者最大、最艱鉅的挑戰。
（喬瑟芬，伴侶盟理事、媒體與表演藝術行政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