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瑟芬：台灣同運的軌跡與阻力（上）

今年秋，台灣的天空特別彩虹。

十月下旬，國際同志聯合會亞洲雙年會（ILGA-ASIA）在台北盛大舉行。年會由歐洲經貿辦事處贊助、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共同主辦，共有超過三十國、三百多位性別運動工作者參與。同時間，還有「亞洲同志合唱音樂節」，與第二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相互輝映。

台灣同志的公開活動早已跨出台北；在中部、南部、東部都舉辦了在地遊行。而今年，首次有地方開放同性伴侶參與集團婚禮，台北、高雄與台中三個城市，也都開放同性伴侶關係的戶政註記。雖然礙於中央法令限制，以上措施都僅有象徵意義，無法有確切的法律效益，但已是值得紀念的突破。

此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公開以影片表態，支持婚姻平權。以其單身女性的身份做此表達，實屬勇氣過人。同志社群除表示歡迎，也期待蔡女士提出具體政策，並敦促過去在此議題表現不佳的同黨國會黨團，能配合落實。對比於民進黨只有少數委員願意為此努力，去年太陽花運動後興起的第三勢力新政黨，則爭相提出更具體關照同志權益的修法目標。

十月最後一天，第十三屆台灣同志大遊行舉行，七萬人湧向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也是台北主要的社運抗爭據點。大小彩虹旗飄揚在街頭，象徵對各種少數、邊緣族群與議題的包容。

不忘櫃中孤單

今年主題「年齡不設限－解放暗櫃・青春自主 No Age Limit.」，引領大家反省，當前社會如何透過年齡、性別等框架，來規範個人。這個訴求，直接挑戰華人社會保守恐性的文化；其指出家庭與學校場域不重視性教育、總是隱諱迴避，卻製造更多問題（例如師長同儕對同志的霸凌）的現況。

因年齡而飽受限制的，也不只被「兒少保護」約束的青少年；老年病殘者，更在生活各個層面被「去性化」。如果「性」是人類的本能，那麼不只同志的性需要去污名，所有人的情慾需求都應被正視。這兩年積極提倡身障者性權的「殘酷兒」組織，與他們推動的「手天使運動」（幫助身障者抒發情慾的志願服務），就是在這個「不放棄任何人」的脈絡下產生。

這類乍看「激進」的反省，絕非突然蹦出來的，而是緊扣着台灣同志運動的起始精神：不忘邊緣弱勢。2003年首屆同志大遊行數百人的隊伍中，除有婦運和人權團體，還有日日春（支持性工作權的社運組織）與台灣末代公娼；有些不敢出櫃的同志就緊緊跟着日日春的隊伍，表示若不幸被媒體拍到，可以說自己是來支持公娼工作權的。性工作者和同志同為邊緣弱勢，緊緊相依的畫面，令人揪心。

台灣同志遊行聯盟始終謹記：不管是LGBTIQA、性工作者、還是不願被去性化對待的青少年或身障人士，他們的「櫃子」也許不同，但櫃子的素材卻是相似的「偏見、恐性文化、獎勵生殖的傳統、歧視、不斷堆加且複製的污名」。正因如此，所有離開衣櫃的人一旦有力氣站出來，都不該忘記曾在櫃子裏的孤單，更不該放棄那些仍在櫃子裏忍受、努力求生的人們。

驕傲背後的血淚

30年來台灣同志平權運動的軌跡，似乎成了整個華人世界、甚至亞洲國家同運嚮往的指標。但其實不是台灣的同志運動者特別敢衝，而是一次次被壓迫到走投無路的絕望，才催逼出每一項關於權利的意識。台灣同運者的步伐背後，其實是一個個受到壓迫、甚而付出生命的面容。

早在1980年前後，文壇有如白先勇、邱妙津、林懷民、朱天文、李昂等人，不分性傾向、以創作規避道德撻伐，碰觸同志許多難以言明的創傷，寬慰櫃子裏的靈魂。80年代中，有祈家威先生與同性伴侶前往法院登記結婚被拒、田啟元因感染愛滋被媒體曝光、而被師範大學拒絕入學等事件。

1990年代，媒體為滿足大眾獵奇心態，以刻意用聳動手法處理同志相關的社會新聞，甚至數度潛入同志酒吧偷拍，導致部分同志曝光承受重大壓力、甚至自殺。警察對同志的偏見，更是直接化為惡意舉動；荷槍實彈臨檢、強驗愛滋、洩露身份給媒體等侵犯人權之舉，屢見不鮮。

同志社群長年被污名的壓抑，終於爆發，匯聚成組織倡議團體，集結發聲的意識。「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由四個同運團體整合成，以助人工作（社工）的角度出發，從電話諮商逐漸轉型為全方位的同志平權和教育組織。其它同志行動者或如陳俊志等投入藝文創作，軟性影響着社會觀感；或如女權會、婦女新知等開始探討親密關係民主化、同性伴侶間家暴與法律爭議實務；或如同家會等組織，致力同志家庭的生育權、親權、婚姻權、伴侶權；或如TG蝶園專注於跨性別者在身份轉換中所受到的為難、職場與社會歧視；更有像性別人權協會這類，致力於去除愛滋污名宣導的工作者。1996年，台灣甚至出現亞洲第一個為同志成立基督教會「同光同志長老教會」。

2000年，台北市民政局編列官方預算，舉辦第一屆「台北同玩節」，也間接促成日後同志大遊行的組織。同年九月，陳水扁總統會見來台參與遊行的美籍代表與台灣同志社團時，公開表示「同性戀不是罪，也不是疾病」。2001年，在人權與司法改革團體多年努力後，終於促使大法官會議頒布釋字第535號解釋文，明確指出警察不得不顧時地及對象任意臨檢。隔年立法院也通過了《警察職權行使法》，不只為同志，也為所有公民，在走出威權國家陰影的人權保障之路，邁進一大步。

官方態度雖看似鬆動，但壓迫仍見於社會許多角落。2000年四月，屏東國中生葉永鋕下課前提前上廁所，卻離奇陳屍於廁所中，原因不明。當時學校匆促結案，但記錄片導演陳俊志鍥而不捨地以影像記錄介入，台灣人權促進會的顧立雄律師也在家屬委託下介入調查，才發現：葉永鋕因「女性化」而遭校園霸凌，才會在下課前提前上廁所，導致其死亡無人目擊。雖然其死因仍未偵破，但咸認為校園霸凌是致其死亡的間接因素。

這起事件在台灣社會，特別是教育界引起震撼。葉同學的悲劇，從報紙一角無人注意的地方事件，最後促成延宕多時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正式立法實施。

同運在台灣歷史的鑲嵌

回顧台灣同運崛起的年代，正逢民主化浪潮，黨禁報禁逐漸解除，社會也開始熱衷於本土化、建立主體意識。當年工運、農運、婦女、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不少同志在出櫃投入平權運動前，已是其中重要推手。因為這個起點，台灣的同志運動者從未自外於社會整體之外，總是在街頭、在各種戰場裏支持着弱勢者。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無整個社會經歷的民主化歷程，同志平權運動恐怕也不會是如今的軌跡和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