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區議會選舉 觀點 蛇齋餅糉之外

黃英琦:讓今次選舉推動區議會創新與年輕化

在英國,有白天不開店的酒吧願意騰出午市和下午茶時段,讓酒吧空間成為退休老人的「俱樂部」和他們的社企餅店,在黃昏happy hour時才「打回原形」。


黃英琦:當議員看見路政署不問因由斬掉石牆樹,他們可以做的不只是無力反對一番,而是與居民共創新點子。圖為香港堅尼地城科士街石牆樹。攝:盧翊銘/端傳媒
黃英琦:當議員看見路政署不問因由斬掉石牆樹,他們可以做的不只是無力反對一番,而是與居民共創新點子。圖為香港堅尼地城科士街石牆樹。攝:盧翊銘/端傳媒

我們多用政治勢力分佈去理解區議會:有多少議員是建制派、泛民或素人,未來的議會是藍、綠還是黃,這些當然可製圖及點評。可是,日常的地方議政大都不涉及大是大非,而是民主如何落實在生活當中;是區議會能否與居民同行,洞悉和理解區內問題,向政府建言,用創不同的手法解決。

因此,區議會可有多樣顏色,以及更重要的「協同」議政文化,透過協作和創新,跨越黨派利益和狹隘的零和遊戲,成功推動政府處事手法的改變,讓政策得以更新,社區面貌和每個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區議會必須聯同政府、地區商界、非牟利組織和居民一起推動社會創新。

什麼是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是透過新的點子、理念和協作方法,為複雜的社會問題尋找有效的解決新方法。若醫療的創新能為人類找到治癒不同重病的藥方,科技的創新和融合讓我們即時知道天下事,社會創新則是能夠回應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讓社區接納多元,加強信任的新意念、商業模式、產品和社會項目。

它必然是個由下而上過程。社會創新的層面很廣,它包含創新的社區經濟,例如為較人性化的社會企業和小店提供空間和機會;它也是善用區內閒置空間和人才的項目,例如設置市集讓更多人可以擺攤創業,自食其力;它還是多元的民間自發創新項目,例如具社區的「共享經濟」:在英國,有白天不開店的酒吧願意騰出午市和下午茶時段,讓酒吧空間成為退休老人的「俱樂部」和他們的社企餅店,在黃昏happy hour時才「打回原形」。這方法應可在香港複製!

社會創新也可觸及文化和保育,讓藝術為市民充權,市民有信心設計創新的公共服務,參與社會,不自我劃地為牢。社會創新也必然是跨界的,議員不只是代議士,他們可成為民商官之間的橋樑,發揮影響力。任何區議會條例沒說議會不能做的,議員都可以做,突破「諮詢」局限和蛇齋餅糭的宿命。

當然,我不會低估這轉型的困難,但事在人為。要改變,不如由思考區議會的功能開始。

區議會的功能和意義在哪裏?

許多人誤以為地方行政能影響的都是芝麻綠豆的小事,況且香港的區議會無行政權,只是諮詢組織,於是連本地學者都不願花時間研究區議會,學歷高的選民也傾向不在區議會選舉投票。

但區議會是樁柱,是城市和社區的根。我們要改變的是這樁柱的功能,而不是藐視它。

區內無小事,小小的規劃改變也是街坊和小區內的大事。例如我在任灣仔區議會主席時,市建局和房協欲把石水渠街「藍屋」的街坊都趕走,然後把這幢戰前唐樓復修成為旅遊景點,內有茶館和水療;當時我和灣仔區議會能做到的,是不做橡皮圖章,與區內志願團體攜手,透過「藍屋保育運動」聆聽居民故事,研究藍屋的歷史,再讓被充權的街坊直接向發展局反映他們「留屋留人」的意願,最後達至居民認同的保育方案。

又例如社區內老樹很多,當議員看見路政署不問因由斬掉石牆樹,他們可以做的不只是無力反對一番,而是與居民共創新點子:我看過外地的公民科學團體設計了社區居民可免費下載的手機程式,讓每位街坊都成為「護樹」的一分子,定期為樹木量度和拍照,監察樹木健康,並把資料放在app內。若有這類的公民參與app,相信政府也願意與區議會合作,不會無理斬樹。

社會創新的目標是以新方法解決問題,不限於二元對立的反對或支持。我相信這才是區議會的功能:用聰明的方法影響社區,思考不落俗套的解決方案。作為選民,我們是否也應對區議會的功能有新想像,要求區議員改變犬儒的議事文化?

青年人參選區議會

地方議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孕育政治人才的平台。社會的改變往往由年輕人帶動,青年參與區議會可有兩方面的得着:政策知識的提升和政治的歷練。

如上面提及的創新方案,都能讓每位議員學習什麼是政策,政策在社區層面如何靈活落實執行,什麼時候需要創新,以回應社區的新需要?這樣的政策歷練才能令青年議員更上一層樓。

政治的歷練,是鍛鍊胸襟和求同存異的領導力。區議員不能認為「他們比居民強」,要懂得鼓勵居民參與,謙卑聆聽社區的多元聲音,並尋求共識,組織倡議行動,加上承擔和創意,慢慢提升社區意識和社會資本,讓居民變得更聰明,減少自怨自艾的投訴,社區才有更強的好能量。

過去多年,區議會的處事手法不時貽笑大方,源起是心態。以往區議會和擔任秘書處的民政處職員皆強調其諮詢角色,因此部分議員並不熱衷於研究和思考解決方案,更不在乎「魔鬼在細節裏」。我期待年輕議員能帶入新的承擔文化。

「不能避雨亭」出現的背後,是「求其」(馬虎)的區議員,再加上貪「平靚正」的民政總署。地區小工程由固定承建商負責,價低者得,設計不實用,議員和政府都不上心,認為只是例行公事,總之把錢用完。敷衍求其的心態才是禍根。

年輕的議員也許能改變這種犬儒,引入新思維,主動創新,相信地區的智慧。面對地區小工程的撥款,他們應與居民商議:避雨亭足夠了嗎?街坊需要什麼?不如找地方建個人人可受惠的「社區維修站和工具借用館」?居民偶然有需要在牆上鑽個洞,現時是社區缺乏共享意識,「家家有電鑽」,卻是嚴重浪費資源。維修站是社區物資和工具可共用及循環再用的地方。我在台北的小區就看到了街角的「小白屋」維修站,羨慕非常。

總結

我擔任地區議員十多年的啟示,是區議會條例「沒說不能做的都可以做」。

區議員是沒有實權,但區議會也可有勇氣的推動新做法,成為試點和先鋒。當年灣仔北海旁的寵物公園已被認為是成功個案,已在其他社區複製。

社會創新是溫和及具創意的改變,它可梳理社區矛盾,重建社區撕裂。若區議會能轉型,理解和擁護社會創新,再加上區議會的年輕化,市民也許能與區議會有緊密的共創關係(而不只參與活動和嘉年華和希望得到蛇齋餅糉),一起為他們的家出謀獻策,官民商可以合作,每個人都為社區作貢獻。

以後,聰明的市民和社會要評價區議會的成效,就可以「創新」為尺。

(黃英琦,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

2015香港區議會選舉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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