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江湖已逝,俠客轉行──四個中國調查記者的轉型樣本(上)

四名原籍湖南的調查記者,從中國調查報導的黃金時代一路走來,或轉行、創業或投身新媒體,他們的故事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前調查記者羅昌平、鄧飛、龍志和歐陽洪亮(左至右)。攝:Nicola Longobardi/端傳媒
前調查記者羅昌平、鄧飛、龍志和歐陽洪亮(左至右)。攝:Nicola Longobardi/端傳媒

他們約在北京朝外大街一家叫「湘味兒」的餐廳見面。這是一家裝修略簡陋的湘菜館,小二樓,牆上掛着粉色和紫色的花卉畫。

聚會共有四個人:一個在中德合作的網站任CEO;一個是擁有508萬微博粉絲的公益人;第三個在中國五大互聯網公司之一做新媒體中心總監;還有一個在剛上線的新媒體任執行總裁。他們都來自湖南、生於1980年前後,並曾是這片大陸上名聲雀躍的調查記者。因為經常「扒」家鄉湖南的「糞」,攪得湖南官場雞飛狗跳,四人一度被冠以「湖南四害」的稱號。他們是羅昌平、鄧飛、龍志和歐陽洪亮。

在紙媒無限風光的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四人憑藉天賦和努力從不知名的湖南鄉鎮來到北京、廣州,在發行量過百萬的報章上紀錄下社會變革中的輕狂、無序、殘忍及貪婪。

他們是那個時代調查記者的縮影,熱情、勇敢、吃苦耐勞,可以整夜整夜地聊選題、談報導,也會為了採訪進到深山中迷了路,或跑去省紀委書記的辦公室裏質問對方「是不是在包庇」。他們是這片大陸有史以來最接近「無冕之王」稱號的記者群體,揭露礦難、調查貪腐、報導黑監獄,寫過撼動時代的報導,亦嘗過一呼百應的滋味。

而在時代的起伏蜿蜒裏,四人都先後變換軌道,或徹底離開,或去往新媒體開拓疆域。曾經的聲名變成新航道的墊腳石,「湖南四害」的稱號隨着紙媒時代的分崩離析消散於江湖。

2015年7月27日晚,已過而立之年的四人圍坐在一張小桌前吃他們最愛的乾鍋魚。酒精爐在鐵鍋下燃着藍色的火焰,乾鍋魚發出滋滋的聲響,浮起淡淡的白色熱氣。

這是一個在他們生命中重覆出現的場景,只是江湖已逝,俠客們都轉行了。

1. 出湖

「我們湖南有些話,把出去叫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慢慢地出湖就演化為出息,我們祖輩說你這個人有沒有出湖,就是你這個人有沒有出息。」歐陽洪亮說,能走出洞庭湖的人,就是有出息的人。

歐陽洪亮身材瘦削,濃眉、高鼻樑、尖下巴,衣著頗時髦,騎拉風的摩托車。羅昌平說,洪亮在學校裏很受女孩子歡迎。

1979年,歐陽洪亮生於湖南婁底的一個小鄉村。他父親是一名石匠,時常主持村裏的紅白喜事。村民們遇到糾紛,「找村幹部沒什麼用的」,常常會去找歐陽洪亮的父親解決,「他把事情很公平地調和好。」這種樸素的公平正義是歐陽洪亮心裏的一根標尺。

他對「大官」的印象來自「老鄉」曾國藩,這位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建立起足以摧毀太平天國的「湘軍」。歐陽洪亮記得,從老家婁底到南岳要路過曾國藩的老家,「很遠就能看到那個房子,車子開了很久了還能看到那個房子。」

「湖南人關心政治,可能跟毛澤東、曾國藩有點關係。」羅昌平練達,健談。他個頭不高,膚色較深,圓眼方臉,「很多人認為當官是人生最大的成就,然後就是商人。記者是僅次於官員,最接近權力中心的,同時又能作為一個觀察者。」

這種說法在現實中得到了印證。據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張志安在2014年發表的《調查記者的職業忠誠度及影響因素》,整個中國大陸湖南籍的調查記者最多,約佔總人數的14%。

1996年,18歲的鄧飛在填報志願時廢棄了原本想讀的貿易專業,轉而學習新聞。因為爸爸的一個朋友說:「做記者有尊嚴,是個好職業。」

歐陽洪亮至今還記得第一眼看到鄧飛的樣子,「眉毛很濃,目光很敏銳。他盯着我看了幾秒,然後才開始說話。這是他的習慣。」鄧飛待人接物都顯得很鬆弛,一副盡在把握的架勢,和羅昌平一樣,他對時代有着極其敏銳的嗅覺。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媒體步入市場化進程,原本靠政府養活的各類黨報紛紛被趕去市場裏賺錢,與此同時,商業性報紙在各大城市迅速興起,一邊爭奪話語權,一邊搶食廣告市場。1991年,發行量僅13.8萬份的《深圳特區報》以3000萬元人民幣的廣告收入打敗了發行量172萬份的全國性報紙《工人日報》,後者的廣告收入僅有1000萬。

市場的巨大潛力催生了更多的報紙。1993年底,中國的報紙總數從1991年的1500多家上升至1993年的2039家。同年,創刊於1984年的《南方週末》發行量突破100萬。

1996年,鄧飛入讀湖南大學新聞系時,《南方週末》完成了第二次擴版──從對開8版擴大為對開16版。

隸屬於廣東省委機關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是中國報紙走向市場化的先驅,其旗下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21世紀經濟報導》等報紙曾以高度市場化、敢言和優秀的寫作領跑這片大陸的報業。

2002年,美國《紐約時報》將《南方週末》稱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報紙」。當時中國共有2137種報紙,總印數超過367億份。報紙成為僅次於電視台的最賺錢的媒體,廣告經營額達188億元。僅一年後,這個數據突破200億。彼時網絡媒體的廣告營業額約為10億。

繁榮的市場亦催生出龐大的人力需求。2002年,湖南工業大學包裝設計專業大二學生龍志進入湖南省株洲市委機關報《株洲日報》,破格轉正。他記得那兩年株洲報社大規模地招聘剛畢業的大學生。

龍志生得壯實,戴眼鏡,長年頂一個棒球帽。他低調沉默,聲音沙啞,像是從一口甕中傳出來的。「他不會太多地跟人去打交道,他也不喜歡。」鄧飛說,「但是他內心裏面特別秀。」

2002年,24歲的鄧飛已是湖南《今日女報》的首席記者,並在《南方週末》發表了三篇調查報導。「那個時候《南方週末》名聲很大。」鄧飛說,《南方週末》的編輯會從各個省挑最好的記者過去,「當時我的夢想就是去《南方週末》。」

出湖──在年輕記者鄧飛看來,是證明實力的一種方式。他出生於湖南沅江市的一個小鄉鎮,幼時被寄養在農村的爺爺家。80年代的中國鄉村,鄧飛能讀到的書只有武俠小說和故事會,那些故事在他心中種下了行俠仗義的情懷,他嚮往更大的江湖。

彼時20歲的羅昌平在湖南省電力廳一家專業電力雜誌工作。中專讀水利水電工程的羅昌平最初想做一名報紙副刊的主編,寫寫「文藝中老年的散文詩歌」,直到他發現做新聞「不光帶來迷戀文字的快樂,還有很大的影響力」。2001年,羅昌平辭去工作,去北京的《中國商報》做記者。他成為「湖南四害」中第一個「出湖」的人。

2003年,鄧飛沒有加入自己一直嚮往的《南方週末》而選擇了當時尚無名氣的香港《鳳凰週刊》,他相信這本香港血統的雜誌將給他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他的判斷在日後得到了印證。

2003年,發生了一件令龍志印象深刻的事。《南方都市報》發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報導在廣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沒有暫住證,被警察送到收容站,遭毆打致死。這是中國調查報導黃金時代的開山之作,它讓21歲的龍志熱血沸騰。

「這個事情太大了,全國開始關停收容站,改成救助站。」看完這篇報導,龍志跑去株洲的收容站,他看到工作人員正在粉刷牆上的血跡,收容站的牌子也拿下來了,「我覺得這才是調查報導。」

2005年,23歲的龍志發表《張衡生之死》。精神病人張衡生在國道邊被撞斷腿,當地居民多次報案求助,無人受理,張衡生最終在飢寒交迫中死去。

報導發表後引起了全國熱議。龍志接到了鄧飛的電話,鄧飛說:「我跟你的軌跡是一樣的,你必須離開湖南。」

龍志並不是沒有想過出湖。彼時他在湖南省發行量最大的《瀟湘晨報》特稿部做記者,卻漸漸感覺到平台的狹小。「做調查報導是有癮的,走上這條不歸路,你就做不了其他稿。」龍志說,「剛開始你監督的是一個小部門,後來你監督越來越高的部門,這個時候報社的抗壓性就沒那麼好。」

歷經數次稿子在印發前被撤換的沮喪後,2005年,龍志收拾行囊南下廣州,加入《南方都市報》深度報導組。

同一年,龍志在《瀟湘晨報》的同事歐陽洪亮接到羅昌平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彼時,23歲的羅昌平在《新京報》深度報導部做主編,他邀請歐陽洪亮來《新京報》做記者。

至此,「湖南四害」全員出湖。

多年以後,鄧飛對羅昌平說:「我們這幫人都是被湖南淘汰的。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優秀,而是因為那個平台已經承載不了我們這樣的人。」

羅昌平對此感觸頗深:「我們四人一樣的出身、一樣在省城奮鬥,很快就頂到天花板。然後我們迅速做了選擇,去了一個更大的平台,剛好也趕上一個大的風口。」

他們即將乘着那個風口大展拳腳。

2013年1月1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攝:ImagineChina via AFP
2013年1月1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攝:ImagineChina via AFP

2. 風生水起

當鄧飛2003年加入《鳳凰週刊》時,這本隸屬於鳳凰衛視的雜誌剛創刊三年,在國內的知名度尚未完全打開。「但她擁有制度文明,我會得到更多的自由空間。」鄧飛說。後來,《鳳凰週刊》的平台成為他統領調查記者江湖的原動力。

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宣部分別下發文件,封殺「異地監督」和「跨行業監督」。身為境外媒體的鄧飛因為沒有採訪權限,遇到重重阻力。他於是組建了QQ群「小刀」,將全國各地的調查記者吸納進來。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當地記者幫助他掩飾身份、提供線索。

容量為200人的小刀群很快滿員,鄧飛另開了「藍衣」群,不久就達到500人的上限。

在各地報社茁壯發展的背景下,調查報導作為提高美譽度的新聞產品得到了一致重視。每當有突發事件或重大新聞發生時,一個人在群裏吼一聲,全國各地的記者便會迅速集結在事發地,完成線上到線下的無縫對接。

「大家都很有幹勁。」龍志回憶道。藍衣群讓他感到調查記者群體蘊含的巨大能量,「消息對接、要誰的電話,都能在群裏找到。」

「(我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歐陽洪亮回憶道,「就像一群江湖武士到處遊蕩,經常在同一個題材碰到一起。」

任職《鳳凰週刊》的鄧飛感受到了身份的優越性。當內地報社遭遇禁令或迫於壓力不敢曝光一些新聞時,藍衣群裏的記者就會把新聞線索、採訪內容交給鄧飛。「結果我就迅速收穫紅利,這是我的第一桶金。」

「鄧飛就是一個抽水泵。」龍志說,「我把朋友介紹給他,下一秒這個人就變成鄧飛的資源,跟鄧飛去合作了。」

他常常會在北京的一個小四合院裏組織藍衣群記者的聚會,一個飯局就有60多個人參加。這些人在日後成為鄧飛事業版圖的人脈基石。

在這一時期,湖南四害分別做了大量針對湖南的調查報導。以2006至2007年為例,羅昌平和龍志對「郴州官場地震」(2006年,湖南郴州原市委書記李大倫被查,引起多米諾效應,波及當地上百位涉及貪腐的官商)進行了持續報導;歐陽洪亮發表《湘中第一黑幫》,還原湖南新化縣黑幫老大劉俊勇從販毒、組織賣淫到開設賭場的地下經濟脈絡;鄧飛的《湘西州長的北京一夜》則揭露了湖南湘西州州長杜崇煙涉嫌性醜聞。

「好的題材基本上我們這幫人就消化掉了。如果時間對不上或我們對這個題材不感興趣,藍衣群也會把它消化掉。」羅昌平回憶道,「所以湖南不會有被捂下來的新聞,一定有通道把它給報出來。」

「湖南四害」的稱號逐漸在江湖上興起。2007年,鄧飛第一次聽到這個稱號,「應該是宣傳部的人去告狀,說我們湖南有四個害蟲,不停寫自己家鄉。」

這是一個並不緊密的四人組合。「相互成就,相互借助。」鄧飛如此概括。他們有時會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吃飯、打麻將,也會喝酒、聊聊情傷。更多時候,他們穿行在這片大陸的曲徑深幽處,揭貪腐、曝黑幕,憑藉一篇篇紮實的調查報導,在遠離家鄉的大城市收穫了社會和經濟地位。

2007年,羅昌平和歐陽洪亮相繼入職《財經》。《財經》被《金融時報》譽為「中國最受尊崇的財經刊物」,發行量一度超過30萬。羅昌平在《財經》操作了一系列重磅調查報導,包括上海社保案、藥監局腐敗案以及甕安群體性事件。

「骨子裏頭喜歡做這個。」羅昌平說。他特別認同一個朋友對他的評價,「每次發一個很敏感的報導,就是丟了一個石頭在池塘裏頭,然後坐在邊上看熱鬧。」

這些丟進池塘裏的「石頭」為羅昌平奠定了業界地位,並帶來寬鬆的經濟環境。「家裏小時候窮,所以我工作勤奮,收入還算可以。」羅昌平如今在北京有兩套房,一套在二環邊上,一套在城市北邊,有個60多平方米的院子。

「好多方面我是趕上了一個比較好的時機。」羅昌平說。2009年,年僅29歲的他升任《財經》副主編。

「昌平屬於政治敏感性很強的人,他會有很多沉默的事情在心裏。」龍志說,「我們四個人當中,你最不知道他心裏想什麼的就是昌平。」鄧飛的評價則更加簡潔:「昌平專注,他快。」

和其他三位相比,歐陽洪亮的職業生涯稍顯滯後。「洪亮比較大大咧咧,可以浪費可以留白。」鄧飛說。

2009年,歐陽洪亮迎來記者生涯的高峰。他發表封面報導《器官何來》和《央視大火「燒出」工程腐敗,審計署介入》,名聲大噪。前者揭露貴州省興義市「殺人盜器官」案,後者直指央視高層瀆職和腐敗。

2010年,大陸南端的廣州,龍志在《南方都市報》發表《北京截訪「黑監獄」安元鼎調查》,揭露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設立「黑監獄」,關押上訪者。

彼時龍志已是《南方都市報》最知名的記者之一,拿了三、四座《南方都市報》年度大獎。「同行、內部記者對你的尊敬,那時候你能實實在在地感覺到。」

「龍志是一個韜光養晦的人。他比較低調,但他是一個做事情的人。」歐陽洪亮說。

龍志享受到紙媒為數不多的好時光。2010年8月,世界報業與新聞工作者協會發布《2010年世界日報發行量前100名排行榜》,《南方都市報》以140萬份的發行量入駐榜單第30位。2009至2010年度廣告收入超過10億元。

龍志記得,他當時打算花一年時間調查安元鼎,他在北京雙井租了公寓,「沒考慮成本,什麼都報銷。」

2010年,享譽大江南北的《南方都市報》和它的同行們遭遇到一個強大的對手──微博,它們至今未找到反擊的方法。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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