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次，政府官員談起一件拖了好久的開發案。那天主管不知道吃錯什麼藥，讓我去仔細問問當事人。」
《蘋果日報》記者阿文（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回憶，那次訪問完當事人、了解脈絡後，他卻坐在桌前遲遲無法下筆，「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處理一個這麼完整的故事了，每天處理的即時新聞都是一些去脈絡的片段、口水。很久沒有寫一篇有人味的文章。」想起這段故事，阿文神色顯得黯淡，「每天寫即時，記者的能力都被弱化了。」
追「梗」！新聞片段化
除去事件脈絡的即時新聞，在《蘋果日報》被操作到爐火純青。同為《蘋果》記者的阿翔（化名）說，每一則新聞，內部主管都會要求簡短就好，結果一篇新聞往往只有三、四百字的篇幅，「前因後果根本沒辦法交代，加上主管又會要求有『梗』的東西，最後就是只抓有『梗』的幾段來做。」
加上活動一結束，記者就得趕着發稿，即時新聞發完，採訪對象也走光了，想再追問都找不到人，後頭又有下一個行程得趕。「很多時候你明明覺得可以深入做，但也只能放手。」新聞只剩表面的說法和片段的內容，阿文和阿翔異口同聲地感慨，這樣的東西根本「既沒營養又沒價值。」
阿翔口中的「梗」，是表演藝術圈的一句老詞「哏」，意思是吸引閱聽人注意的亮點。在即時新聞裏，它可能是政客的一句失言、一個酒後胡鬧的莽漢、街頭監視器裏被撞飛的騎士，或者內衣走光的女明星。但最重要的是，它最終必須要化成一個最能吸引讀者觸動滑鼠的標題。
為了刺激點閱，只得增加新聞數量，這也讓新聞被分割得相當細碎。「新聞變的多如牛毛、越做越小，最後就是大事不報。你說主管心裏知不知道嚴肅新聞重要？當然知道。但做不做？不做。」看着媒體報導越來越趨向軟性、娛樂，同時瑣碎沒營養，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無奈地說，嚴肅新聞耗時難做又沒有點閱率，久了主管當然不敢碰。
而另一個更殘酷的現實：當各家媒體都學會改寫其他媒體新聞轉化成自產內容後，「獨家只能活兩秒鐘，你花這麼多力氣去寫一個專題，馬上被別人抄去，抄的點閱率還比你高，久了主管當然覺得專題、深度報導的投資報酬率很低。」阿文看着遠方幽幽說，「我好羨慕雜誌記者可以好好採訪一個題目喔……」
電視台為了增加新聞量，甚至也開始出現「假live」（假連線）。
縮時、增量，讓媒體大量依賴網路訊息，這樣的做法同樣拉低了新聞品質。一個最近的著名例子是今年8月17日晚間曼谷發生大爆炸，這起舉世關注的意外，讓台灣媒體陷入瘋狂的即時新聞戰。而且不論單位，全數動員，只要和曼谷爆炸有關，撿到籃子就是新聞。
就在爆炸發生隔天傍晚，台灣《蘋果日報》由地方中心發出一則打着「獨家」字樣的「即時新聞」，〈曼谷炸彈客疑犯落網 泰警追動機、同夥〉甚至還有讀者提供了這名「疑犯」的照片。但放眼全文，所有的消息來源只有一位「泰國當地知情人士」，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的再查證訊息，整個後端的把關、編審機制在「即時」的壓力下完全被架空、繞開，形同虛設。
不久之後，果然證明這起「世界大獨家」是一條烏龍新聞。雖然《蘋果日報》之後用另發「澄清」新聞的方式，更正了先前的報導。但這則新聞本身，直到筆者寫稿這一刻為止，都還在壹傳媒集團的網路上查得到。
同樣體現後端把關失靈的事件，還有《自由時報》電子報版刊登了記者鍾智凱撰寫的〈李艷秋其實是A書女主角〉。這起公然辱侮一位女性公眾人物的案件，《自由時報》社方最後以報導記者記大過，核稿編輯和副總各記小過兩支和一支向社會交待。
評論者黃哲斌在個人臉書上針對本案寫道：「此事反映『即時新聞』軍備競賽帶來的土石流效應，競相追逐無意義流量的結果，就是將岌岌可危的媒體公信力，一腳踢下懸崖。……始作俑者的《蘋果日報》與其他跟隨者，難道不應重新認真思考『即時新聞』的真正意義，及其危害威脅？」
與此同時，電視台為了增加新聞量，甚至也開始出現「假live」（假連線）。「有天我看到新聞台在播一個『行車記錄器』畫面，然後記者配音講解。這則新聞最後居然說是live，live在哪裏？根本是看圖說故事啊！」已有8年資歷的電視台記者阿顧（化名）說，過去live是用在緊急事件上，「我曾經半夜接到主管電話，要我趕去醫院採訪。衝到現場時，簡直就像接力賽，一邊接過耳機一邊跑，耳機那頭還聽到棚內導播急着催我就定位。等到上氣不接下氣的就定位後，你還得1秒掌握狀況，立即講解現場。」
回憶起過去做live的刺激，阿顧眼神發亮地說，那才是考驗記者實力與應變能力的戰場，也才是「真正的」即時新聞。但現在的「假live」，阿顧早已說不出那到底算不算新聞，更遑論記者能從中展現什麼價值了。
KPI，被量化的記者
即時新聞當道，改變了評價記者的方式，長久以來認定一個「好記者」的標準大半被顛覆、改寫。端傳媒取得了台灣聯合報系考核記者的「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 ）：
1.即時新聞及格則數：每月20則
2.同時以獎勵方式，鼓勵即新聞加配圖及影音：1則即時加照片，可抵2則文字即時；1則即時加影音，可抵3則文字即時
3.影音新聞，每月2則。
4.獎勵：由聯合新聞網及各報即時新聞處理負責人呈報，檢驗指標包括速度、角度、完整性及點閱率。
提供這份KPI材料的記者，對它的評價簡單而直白：「搞得記者人在新聞事件現場，又要忙着採訪筆記、又要搶發即時，還得分神拍影音。」
聯合報系是最早設定完整的即時新聞KPI的傳媒機構。其他如《中國時報》和《蘋果》均未有一定標準，但前線記者不時就會接到來自即時新聞部門的指令；《自由時報》則別出心裁，不以「則」，而是以「每月6萬次點擊數」作為標準。
網路媒體在這波爭奪點閱率的戰爭中，一樣傷痕纍纍。
2011年開站的東森新聞雲（ETtoday），或可說是台灣的網路媒體中，經營的相當有聲有色的一個。小童（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說：「我們每個組都會被要求每週、每月要到達一定點閱率。像是影劇組，每個人每月都要達到總點閱率1千萬才行。每週開會都會檢討，點閱率最好跟沒達到標準的都會被抓出來講。」除了檢討點閱率總數，公司內部也會分析點閱率攀升的時間點，滾動式的調整發稿時間來刺激點閱率。
小童說，網站營收與點閱率高度相關，因此，公司內部對於點閱率變動相當敏感，對於吸引讀者也相當有一套。「公司的口號就是『讀者只有3秒鐘』，在這種企業文化下，旗下記者也練就一身相當會找梗的功力。」
在公司高層為了點閱率而改變許多政策後，她的工作變的不堪負荷。自己手上老卡着一堆專題和專訪，覺得事情永遠做不完。一開始對於工作的熱情，早已蕩然無存。
網站的點閱率相當依賴Facebook（臉書）推播，「所以當Facebook變更運算模式，每20分鐘發1則都不夠了以後，只能越發越多。為了搾乾記者的能量，我們改變記者計算KPI的模式。」當時每個記者的工作下限是每月最少100則新聞，影劇、要聞和體育中心每一組每月要有20則以上的專訪、還得處理影音，更被要求半年內粉絲業按讚人數得有所成長。
回首進入新聞界之初，小童記得自己一開始很快樂，追逐新聞的刺激讓她很有收穫，每天都想工作，有時甚至晚上回家還會寫稿。但在公司高層為了點閱率而改變許多政策後，她的工作變的不堪負荷。自己手上老卡着一堆專題和專訪，覺得事情永遠做不完。一開始對於工作的熱情，早已蕩然無存。
曾在網路媒體NOWnews任職的阿凱（化名）說，自己當時的工作量，一天最少發8則新聞，「每天早上6點起床，先看一下早報，整理別家媒體內容就先發1則新聞。加上你同時得顧好幾場活動，所以我以練就一身『在A現場處理B現場新聞』的能力。這邊台上的人在講話，我電腦在整理另一個記者會的新聞，耳朵還能自動抓出有梗的對話。」
當記者的日常工作逐漸以「數量」和「時效」取代了「品質」時，報社經營層要求記者以有限人力作無限的事，前線記者的勞動條件快速惡化。
「我曾經在同一天，因為1則即時新聞接到4個單位主管的來電。」阿翔苦笑着說，由於《蘋果日報》底下有「網路即時」和「動新聞」，加上那天經手的新聞確定會登上隔天的紙本，還有自己單位負責的「動即時」，因此4個單位的主管分別打給他詢問內容細節；「因為每個單位需求不同，像動新聞那邊就要跟他們講解圖要怎麼做。同一件新聞情節解釋4遍，解釋完我都累了。」
阿文也說，自己每天處理紙本的內容，還要不停發即時，每週還得報專題，每天平均工時超過10小時，「但我從來沒領過加班費。」
「選舉期間更誇張，我們還得輪班盯着政論節目，以防政治人物在上面突然宣布重要訊息。睡前再檢查一下政治人物的Facebook，看看他/她有沒有講什麼重要的東西。」《自由時報》記者王禹（化名）垂着頭說，一天幾乎工作12小時，工時過長，卻又只是瞎忙的日子，讓他快要喘不過氣。
爭權益！勞資關係緊張
工作繁重與工時長，讓線上記者叫苦連天，不少年輕一代記者共組「媒體勞動權益小組」開始關注記者作為勞工身份，應該享有的勞動權益與保障。2014年小組以問卷方式邀請記者自我填寫，了解記者這行究竟會衍生出哪些疾病。回收後的155份問卷中，小組發現「脊椎側彎」、「腸胃毛病」名列記者常見疾病，而在通訊軟體越來越便捷的年代，記者更經常出現幻聽、焦慮等精神疾病症狀。
「每次Line一響，你都會以為是不是有即時新聞自己沒跟到，主管傳訊息來罵人了，身體馬上進入備戰狀態。」《自由時報》工會理事鄭鴻達說，更慘的是，打開手機一看，如果只是家人朋友傳的訊息，他還會忍不住生氣，心裏想說：「沒事不要傳訊息來好不好！」不少記者則是手機放在口袋裏，老是幻聽以為它在響，時不時的拿起來檢查一番。媒體過度血汗已是同業間心照不宣的秘密。
2014年底地方縣市首長改選，新上任的台北市政府團隊點名媒體業作為第一波勞檢對象。一檢查才發現，第一波受檢的34家媒體全數違規，最常見的違規項目包括：未依法給予加班費、工時超過12小時、缺乏勞工出缺勤記錄等。最後，罰金總計竟高達1600萬元。
為了明確記錄工時，隨後勞動部也推出「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明訂像記者這類不在辦公室工作的勞動者，若遇上超過法定工時的加班，「應記載交付工作之起始時間。勞工可自行記錄工作起訖時間，輔以通訊紀錄等送交雇主補登」，以便記錄實際工時長短。
但面對工時爭議，不少媒體也紛紛推出因應之道，「像《蘋果》一開始是要我們自己填上下班時間，但內部要求你工時只能填10小時，就是造假啦。現在則是有個『壹卡鐘App』讓記者打卡，同時打開衛星定位，讓公司知道你人在哪邊。」阿翔說道。
能否真實的記錄工時，維持記者的勞動權益，1997年成立的獨立媒體「苦勞網」創辦人之一的孫窮理強調，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風氣中，若要能逼迫資方確切認定記者工時，或許得依靠工會和廣大的「內部吹哨者」，一次又一次的檢舉個案，逼迫媒體高層妥協。而勞檢結束後，東森電視台與《自由時報》也陸續組成工會，開始從內部監督資方。
在這場追逐即時新聞、新聞品質惡化和勞動條件低落的惡性循環中，早已有不少人選擇離去，但卻也有人繼續駐守原地。「因為記者工作是我的興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樣，你想當投手、卻只能當外野手，但至少你還是在打棒球啊。留在這裏，至少我還是在做我有興趣的工作吧。」
不過這波媒體產業間的勞資爭議，卻也讓不少年長的記者感到困惑，一位資深媒體人就曾私下抱怨，當年他們還得晚上回報社把稿子寫在稿紙上；有時與機關首長應酬到三更半夜，回到報社趴在馬桶前一邊吐一邊寫稿，也沒見過要爭取工時與勞動權益，如今的年輕記者是否忘了這個行業的熱情與靈魂？
媒體世代間的差異，凸顯在新聞產製的轉變上。一位記者就曾反駁，「過去的記者可能一天12小時都在做有意義的事，但現在的記者卻是一天12小時中，11個小時都在做一堆爛事。」加上過度的勞動狀況影響了記者的勞動品質與價值，許多年輕記者期待的是透過約束勞動條件，回頭逼資方重新思考有限資源下的人力分配。
不過這樣的期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悲觀的認為，媒體高層依舊會想到其他方式來生產大量的即時新聞，頂多只是減少剝削記者；但高層若是以大量聘僱工讀生來製造即時新聞，新聞品質也不一定會提升。如何守住勞動條件與新聞品質，將會是工會未來的考驗。
在這場追逐即時新聞、新聞品質惡化和勞動條件低落的惡性循環中，早已有不少人選擇離去，但卻也有人繼續駐守原地。「因為記者工作是我的興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樣，你想當投手、卻只能當外野手，但至少你還是在打棒球啊。留在這裏，至少我還是在做我有興趣的工作吧。」《蘋果日報》記者阿中（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悠悠望向遠方，緩緩地說出這段話。
（為了保護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數受訪者採用化名，特此向讀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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