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香港是否需要窮人銀行?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來訪香港,他創辦的窮人銀行是否能夠改變香港的經濟土壤?


香港式貧窮

去年佔中時,遇到一個男孩,他叫仲賢,個頭不高,有學生氣的靦腆。28歲,很早出來做事。每天放工就去旺角鎮守,在硬紙板上睡到天光,回家沖涼,然後返工開始又一天的循環。

問他為什麼執著,他說想爭取一個「新香港」。那個香港是負責任的城市,對社會底層有基本的公義和關心,有「真會work」的社會福利。他生在破碎的家庭,母親獨自打工奮鬥,將他和他姐姐二人養大,姐姐年紀不大又有了孩子,一家五口擠在公屋。他中學時成績一般,再讀只能是副學士,那又是一筆貸款。也許是希望幫助和他一樣處境的人,他投身社福行業,每天和屋邨的問題少年、單身老人、受家暴婦女打交道,資源不多,能做的始終有限。因為沒有社工文憑,他只有七千塊左右收入。

轉眼佔中已過去一年,香港政府剛剛公布最新貧窮人口數量:131.2萬,而這座城市總人口才不過700萬出頭。新的貧窮線規定,一人家庭月入不到3,500港元、兩人不到8,500港元的,就是貧窮家庭。

這三五千港幣夠不夠花?

「深水埗公屋月租900(或睡天橋免費),電費400(開冷氣600),煤氣費300、水費80、家用電話130、二手衫每件20(見工白襯衫200)、三餸飯每餐22、豉油白飯加午餐肉每餐10塊(一罐餐肉分三次吃)、社福機構幼兒園36,000(分12期)⋯⋯」

香港中文大學博群大講堂的老師們,簇擁着一位來客,一起參觀校園一角的「貧窮展覽」。展區像窄小的迷宮,參觀者在展牌之間的罅隙裏走走停停,讀着展牌列出的一系列最低消費帳目——香港貧窮人口本就不多的收入,應付日常生活捉襟見肘。

展覽的盡頭是一副海報,上面寫着:「窮人就像被種成盆景的樹。即使是最好的種子,要是被栽種在有六吋深的盆子裏,不管跟原來的大樹多麼相像,最終亦只能長成那麼高。問題不在種子,而在土壤。」

說這話的人,此刻就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客——孟加拉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他和自己創辦的「窮人銀行」一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從城市到城市,從村莊到村莊,從這個區到那個區。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攝:羅國輝/端傳媒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攝:羅國輝/端傳媒

七十五歲的尤努斯是卓越的演說家,善於捕捉每個機會對人們介紹「窮人銀行」、「社會企業」這些他矢志不渝的志業,就連穿的手織格紋布長衫都是社會企業產品。

幾週來,關於貧窮和擺脫貧窮的新聞頻繁出現在新聞網站。世界銀行說:全球極端貧窮人口首次跌至總人口10%以下;聯合國表示有信心2030年消除極端貧窮;中國政府提出,到2020年7,000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我好奇地問尤努斯是否對消滅貧窮同樣樂觀,他馬上回答:

這些都是好消息,我們一直盼望這樣的消息。但是,我們看到政府和大機構在脫貧,這是不夠的,脫貧靠的是每個公民自己。

經濟學出身的尤努斯,對於「理論」、「政府」、「公司」抱持懷疑。他認為,理論假定人性自私,只在利益驅動下才能行動,公司使人喪失自由和主動性,政府則習慣於撥款了事——這些都是以金錢為導向的行為方式。但,人可以也應該為解決問題開展行動。常見的脫貧方法是政府、慈善機構給窮困地區撥款,這固然有用,但只是一次性動作,並置窮人於他人恩典之下,無法推動他們建立自尊、學會謀生,最終脫貧。他更願意為貧窮的人提供實際協助,比如低息小額貸款,幫他們培養儲蓄、教育、衛生、工作等方面的生活習慣,從而成為經濟獨立的人。

尤努斯的第一批客戶,是幾個孟加拉貧困婦女。在那個穆斯林村莊裏,窮困的女姓無法得到銀行貸款,只能借高利貸,以債養債。尤努斯為她們提供無息貸款,直到她們可以獨立養活自己的家庭為止。這個小實驗是「格萊珉窮人銀行」的雛形,後者如今在孟加拉八萬多個村莊為八百五十萬人提供借貸服務,其中97%是女性。亞洲、拉美、非洲、北美各地,也出現了以格萊珉銀行為模型的窮人銀行。

格萊珉銀行

格萊珉銀行向窮人發行不需擔保的小額貸款。格萊珉銀行不僅是一個貸款機構,它有其獨特的操作模式,例如貸款給貧困的婦女;每個借貸者必須自發組成一個無近親的五人小組,小組成員需定期和銀行職員開會。每一個格萊珉的客戶還需要遵守「十六條協議」,例如為孩子提供教育機會;要保持孩子乾淨,環境清潔;不實行童婚等等。截止2006 年,格萊珉銀行向孟加拉7.3 萬個村莊近700 萬人發放了貸款,成為孟加拉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博群大講堂)

全球貧窮人口下降的同時,中產數量不斷增加。皮尤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國、南美和東歐中產增加的速度尤其驚人。這對全球脫貧來說意味着什麼?尤努斯仍然把我的問題導向極端貧窮,他認為伴隨中產崛起的是大規模城市化進程,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國界內外流動,城市、尤其富裕國家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但機會和更好的福利。同時,戰爭、環境問題也使很多人背井離鄉,比如最近的難民潮,比如很可能受氣候變暖影響即將被淹沒的海島國家。

「人想要離開,你是攔不住的的。設立邊境線,查禁戶籍文件,這都沒用。人一旦真想做什麼,他一定可以做得到。」尤努斯認為,更長遠的方法是想想為什麼留不住人,一點點改變當地狀況。

「從城市到城市,從村莊到村莊,」他指指腳下,「從這個區到那個區。」

香港是否需要窮人銀行

2006年,獲得諾貝爾獎後,尤努斯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就是中國。然而,在中國建立窮人銀行,並非易事。格萊珉中國」總裁高戰說,從習近平、溫家寶,到一些省級領導人、銀行行長,尤努斯多次在中國受到他們的「熱情會見」,「會見」之後就沒了下文。十幾年來,中國大陸也有不少地方自發學習尤努斯模式,但反覆失敗。尤努斯多次提到,中國政府不讓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開展存款業務,這對格萊珉銀行是很大的障礙。財經作家嵇少峰更撰文表示,格萊珉在孟加拉的成功有獨特歷史原因,可算經濟奇蹟,但「在中國幾乎無法實施」。

顯然,這些障礙和論斷還是沒有讓尤努斯放棄中國。2014年,「格萊珉中國」在中國江蘇徐州陸口村成立,不久,大陸電商集團京東總裁劉強東表示要和「格萊珉中國」建立合作,並投資100萬美元,高戰說,京東的這些計畫「還在落實中」。這次來香港之前,尤努斯先去了北京、上海、昆明、深圳四個城市,既傳播格萊珉模式,也尋找合作夥伴,建立分支機構。

在香港,尤努斯的到來標誌着「格萊珉香港」的啟動,高戰說已經和十多家香港機構進行初步接觸,希望能找到適合的夥伴對「格萊珉香港」進行投資。雖然記者們屢屢追問,香港如何與尤努斯的經驗結合,但高戰還是表示現階段無法透露進一步信息。

香港與孟加拉或中國的農村不同,符合聯合國標準的絕對貧窮人口(每天可支配金額2美元以下的人)幾乎沒有。但這個高速運轉的都市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地區之一。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經濟學家徐家健認為,香港本金融機構林立,格萊珉並不容易進來。在村莊和落後地區,格萊珉可以通過小額貸款解決窮人生計,發展小生意。但在香港,窮人多有工作在身,高額地價和運營費用又提高創業經費。現有的各種小額財務信貸,解決的多是燃眉之急,無法讓窮人累計財富。

的確,對社會底層來講,衣食住行等基本開銷出去之後,每月所剩無幾。年輕人中更有一種上升無力感。社會階層固化,工作機會變少,平均薪資增長緩慢,正如本地音樂組合My Little Airport直白地唱:「我哋都應該唔會有三萬元。」

這在尤努斯看來當然是「土壤」問題,但他也強調人性的潛能和力量。在演講中他說,現代社會給人造成錯覺,畢業之後只能投遞簡歷,幸運者被僱傭,不幸者失業。而實質上,人,尤其是掌握科技的年輕人其實有能解決實際問題,創造工作機會。

他幽默地諷刺:「人生而自由,但一輩子為別人打工,活在小老闆的控制下,然後熬成小老闆,被大一點的老闆管,這是自由嗎?和幾千年前的奴隸制度也沒有差太遠,當然奴隸可沒有把簡歷投到『五號洞穴』、『六號洞穴』。」

他輕微南亞口音的英語流利生動,台下不時爆發掌聲和笑聲。話鋒轉回社會企業,認為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企業是一條出路,當然白手起家的年輕人創設社會企業需要資助,這就是窮人銀行發揮作用的地方。

我打電話問仲賢,會否有興趣加入這樣的社會企業。他說最近忙於關注區議會選舉,沒有留意到尤努斯這個名字,需要認真查閱相關信息再講。不久,他在Facebook回覆我說:「現時社會福利制度不平均,偏重老化人口,青年、中年基本上沒什麼福利。尤努斯的社會企業如果有,我覺得加入是可以的,願意嘗試組成另一個貨幣制——不只用勞力,可能個人化一點的興趣及技能換取其他東西,例如吧,我都未想得好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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