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委會否決對陳文敏教授的副校任命，無疑是久而不聞其臭的校董制度最荒謬的一章。事件中，在馮敬恩大膽披露校委的荒謬言論後，進入公共視野的，是一大堆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學術界言辭，黨報、校委和支持校委的決定者，都拿「論文引用率」、「有沒有博士學位」來攻撃陳文敏教授的資歷。
在《城市論壇》上，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公然以「影響因子」來證明自己學術影響力比陳文敏高出「200倍」；新聞報道香港大學「排名下跌」，電視報道強調大學「博士生比率」和「論文引用數」是排名的考慮因素。輿論之中，往往以量化評量為指標，將「教育」和「資歷」簡化為google scholar的數字，而漠視了教育真正的意義。
今日的大學爭相以論文數量來評斷教員，以排名來區分大學，其來有自。早在1990年代，大專教育便出現重大「改革」，教資會將大學視為一間企業，設定各種方法，以「質素保證」之名，評審大學和教員。今天以聖旨姿態進入公眾視野的「論文引用率」、「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便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
大學教授之業變成生產論文機器
在大學而言，為了排名爬升，他們要以舉校之力「跑數」。為了使大學「國際化」，要爭聘外籍教員；為了增強「學術地位」，便設標準，要教員寫出刊上頂尖國際期刊的「A級論文」。於是，教授的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已經成為大學評等級的通用語言，這使得他們的教育質素不再受人重視，大學教授之業，也轉變成生產論文的機器。然後非英語著作、國際期刊不關心的題目，通通難登大雅之堂，無助教員的事業升等。
為使「研究評審」生效，大學往往將其論文成績與教席存亡掛鈎，於是教員越來越難得到「實任（長期合約）」，使他們在保衛學術自由的戰場上繳械、營役在論文遊戲之中，其社會責任則難以擔當。一如陳文敏教授所言，港大法學院在以法律服務社會的貢獻，沒有在學術評鑑中反映出來，無助於排名爬升，卻是踐行大學理念的重要工作。
也許讓前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堆以數字堆砌的標準，如今竟然成為政治打壓的籍口。由於政治打壓不能宣之於口，借用市場化語言，再將之扭曲，便成為最方便的打壓手段。校委、李輝之流，利用這些學術界修辭，貶低陳文敏的學術地位，令人彷彿以為，他真的沒有當副校長的學術資格。也許真的令人惋嘆之處，是堂堂港大法律學院發聲明肯定陳教授的資歷和工作，非為嘉許其功，卻只為了澄清坊間的無謂攻訐。市場化的衝撃加上政治上的直接干預，大學自主之脆弱於焉表露無遺。
在鄭國漢執掌嶺大之時，我曾這樣寫道：「殖民地大學體制之下，政府一手透過委任校董操控大學，另一手又控制教資會左右大學方向，如果香港還有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也只不過是『開明專制』下的偶發產物。」理想的自主大學從未出現，在政權不再「自律」的政治環境，師生是大學理念的最後一道防線。在這個背景下，師生開始重提特首為必然校監的制度戕害大學自主的討論，一場重思大學體制的運動，無可避免。
（鄧建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