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中美關係「若只如初見」

在美國人看來,一個和美國擁有同樣價值理念的中國是可親的,反之就是不喜歡的。


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張少書( Gordon H. Chang)著:《宿緣:美國對中國的觀念史》 (Fateful Ties: A History of America’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
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張少書( Gordon H. Chang)著:《宿緣:美國對中國的觀念史》 (Fateful Ties: A History of America’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之旅在一片喧囂中結束。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期間的民意調查為這次訪問寫下了一個令人玩味的註腳:

對中國抱負面印象的美國人為54%,比十年前增長了20%。

美國人對中國最有好感的日子恐怕要追溯到1980年代。據美國蓋洛普中心(The Gallup Organization)自1980年的調查結果,對中國持好感的美國人在1980年佔63%左右,在1989年初達到史上最高的 72%。六·四之後,這個數字激減至32%,此後就一直徘徊不前。

若將時間向前推移至沒有數字統計的時代,或許能找到兩國之間更有好感的時刻。

臆想時代——文明的他山之石

18世紀後半葉,獨立戰爭硝煙剛剛散去,美國人的商船已迫不及待下水駛往中國,追逐 「中國夢」。

美國首任總統佐治·華盛頓非常喜歡中國商品,家中有數百件中國瓷器。他甚至一度以為中國人是白人。 很多美國精英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湯瑪斯·傑佛遜以及托馬斯·潘恩等都認為中國是智慧與道德的化身,治理國家的楷模。 1784年,第一條駛往中國的商船,被他們命名為「中國皇后號」,船上載着美洲特產三大件:棉花、皮毛、花旗參。帶回的,是昂貴的「made in China」:茶葉、絲綢、布料、瓷器。這成為中美通商的開始。

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張少書( Gordon H. Chang)在《宿緣:美國對中國的觀念史》 (Fateful Ties: A History of America'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a)一書中引用了「中國皇后號」上首席商務代表Samuel Shaw的一段旅行日記:中國商人「誠實、精明、公道,是很好的生意夥伴」。他還寫道,「我們都確切地知道,中華帝國歷史悠久,有着充滿智慧的政府,深受世界尊崇。我們對她深懷敬意。」

當時,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或説「臆想」更為準確——依舊未擺脱一種詩意想象:中國,是美國人希求在精神上擺脱舊歐洲文化的一塊他山之石。

事實上,美國人對中國的描寫未必準確。當時清政府不允許外國人自由活動,所有的外國商人都被限制在廣州黃埔一片專劃的區域,貿易對象只限於官方指定的貿易商行,他們無法深入觀察中國人和中國社會。

隨着與中國接觸的增多,他們的「中國夢」逐漸變了顏色。

瓜分時代——獨立於歐洲的外交

Samuel Shaw此後又多次到達中國,他的記錄不再令人激動——他憎恨清政府的外國人隔離居住制度,認為這是「文明國家中最壓迫人的制度」;

他認為中國官員的貪腐令人厭惡,普通中國人則「偶像崇拜,超級迷信」。

到鴉片戰爭前後,在美國人看來,中國已經是一個需要從物質到精神給予全面拯救的國家。1843年6月,美國第一個出訪中國的特命全權大使卡列伯·庫辛在出發前對公眾發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講:「我代表文明,去到中國」 ;「我的職責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將新舊世界的文明彼此拉近。」

1854年,亨利·梭羅發表《瓦爾登湖》,這被公認為美國精神獨立的標誌,它意味着獨立於歐洲文化的美國文化開始形成。在這一時期前後,在對華態度上,美國人也徹底擺脱了歐洲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的中國觀與對華政策。

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美國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對華鴉片出口國。但美國國內反對鴉片貿易的聲音非常強烈。即便是從事鴉片貿易的羅伯特·福布斯等商人,也在中英爭端中站在中國一邊,民間對英國的反感則急速上升。當時的一家公眾雜誌《亨特商業雜誌》發表文章説,「中國禁止鴉片貿易的決定完全正當。一旦大不列顛入侵中國,封鎖港口,在中國的水域驅逐他國商人,整個基督教世界就應該莊嚴地反抗它,因為一個專制權力的無端行動,踐踏了永恆的公正之道。」

1844年,美國特命全權大使顧盛(Caleb Cushing)和兩廣總督耆英簽訂了《望廈條約》。與英國不同的是,美國人在條約中明令禁止國民從事對華鴉片貿易,並增加了《南京條約》中沒有的文化條款,允許美國人採購中國書籍,同時廢除了傳統上禁止外國人學中國話的命令。中美文化交流由此打開大門。

1868年,中美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相對平等的對外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內容包括: 中國皇帝有權在美國港口派駐領事;兩國公民在對方境內免受宗教迫害;兩國政府尊重移民自由;兩國公民都可以到對方的政府公立學校求學,並享有最惠國國民待遇;美國政府無權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管理等。

有了移民條款,中國人開始移民美國,為美國的礦山、鐵路提供了大批廉價勞動力;有了求學條款,中國向美國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幼童;有了互設學堂的規定,美國開始在中國大量開辦學校,出現了以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等為代表的一流院校,庚款留學制度也是基於美國對華政策中的這種關注。

困窘時代——一個美國人的中國維權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續增條約》亦稱《蒲安臣條約》,是由美國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代表中國政府,在華盛頓與美國人談判達成的。

蒲安臣是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廢奴運動代表人物。1861年,他被林肯總統任命為駐華公使。

有趣的是,在蒲安臣駐華公使六年任滿時,苦於無人可用的清政府任命他為首任清廷全權公使,代表中國出使美、英、法、德、俄等國。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曾在《試論「共享的歷史」與中美關係史研究的新範式》一文中寫道:

「 蒲安臣儘管對來自中國皇帝任命書的每一個字都不認識,他帶領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外交使團開始了為中國走向近代世界的不凡之旅。」

徐國琦認為,在那個國門未開的歲月,蒲安臣是中國可能找到的最好代言人。1868年,他所帶領的中國使團在美國受到極高禮遇,美國參眾兩院聯合接見使團,總統會見,白宮宴請。使團從西海岸到東海岸,所到之處,政界、學界、商界爭相邀請,從而使中國的聲音、中國的訴求,通過蒲安臣廣泛傳達到美國各界。美國一些主流媒體也大量正面報道。馬克·吐温甚至幾次撰稿,介紹使團及中國的理念。

須知當時正是華工引起的美國排華浪潮風起雲湧之時,對中國不友好的聲音在美國朝野普遍氾濫。但細讀《蒲安臣條約》,可以看到它以條約形式規定中美兩國人民可以自由往來、經商、學習,兩國人民在中美兩國均享受平等待遇。此條約在相當大程度上將美國通過排華法案推遲了十幾年。

蒲安臣圓滿完成與美、英、德的談判,維護了中國的利益,但在與俄國亞歷山大二世談判時遇阻,病逝聖彼得堡。今天,在舊金山灣區有一個叫Burlingame的市鎮,正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戰後時代——意識形態與大眾好感

由這段中美外交史的源頭回溯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從一開始便表現出對中國和中國人基本權益的關注,事實上,這種外交傳統是內政的延續,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美國一貫都將自由平等的建國理念延伸為外交目標。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一戰後提出的關於國際和平的十四條原則,正是這種理念在外交上的反映,如以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尊重國家主權獨立完整;支持民族自決等,事實上都直接表現在美國的對華外交中。

九一八事變後,美國政府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聲明美國絕不承認被暴力佔領的土地,要求日本將滿洲歸還中國,並宣布美國保留武力干預的可能性。

1942年宋美齡訪美獲得巨大成功,在美國掀起一陣「美齡旋風」。但這股旋風在1943年春夏戛然而止。原因是3月22日的《時代》週刊發表了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對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特寫報道,災情之悲慘絕倫,政府之腐敗冷漠,以及對言論的壓制,觸目驚心,令美國朝野譁然。

策劃宋美齡訪美的「總導演」,正是《時代》週刊的老闆、「最愛者一是美國,二是中國」的亨利·盧斯(Henry Luce)。 宋美齡看到報道後勃然大怒,要求盧斯開除白修德,盧斯不以為然。5月,他的《生活》週刊又發表了賽珍珠(Pearl S. Buck)的長文《中國錯在哪裡》,嚴厲批評蔣介石政府鎮壓民眾、鉗制言論自由。盧斯熱愛中國這個他出生、長大的國家,與宋美齡有深厚的私人友誼,而一旦這些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美國人的基本理念發生衝突,盧斯和他的美國讀者們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對後者的堅持和尊重。事實上,直至今日,美國民眾抱有好感或失去好感,依然決定於這種價值選擇。

應該説,到二戰結束為止,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基本是一以貫之的積極、友好。胡佛政府時期的國務卿史汀生在回顧「胡佛-史汀生主義」的起源時説,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不同於與歐洲國家。歐洲離亞洲很遠,而美國與亞洲相鄰。太平洋不是障礙,而是將美洲與亞洲相連的渠道。美國對亞洲的關注與貿易量和商業擴張無關,而與北太平洋的安全與和平有關,也就是「我們這部分的世界」。他説,美國對這次事變的反應來自對亞洲和中國的「本能的情感」(instinctive feeling), 從而深刻影響到華盛頓的決策。

在中國身上,美國曾投注了它的自我定位和對未來的期許,這是對任何其他國家都不曾有過的。這種關注的基本特徵就是,美國人在回答是否喜歡中國時,並不將中國政府是否重視美國作為判斷標準,也不看中國的經濟水平、武裝力量水平,而是看中國人是否擁有和美國人一樣的權利。正是基於這種當年對華外交初始時就已形成的視線,今天,美國政府既重視兩國的經貿關係,同時也要把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作為課題推上桌面。在回答問卷調查的美國人看來,一個和美國擁有同樣價值理念的中國是可親的,反之就是不喜歡的。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成為一個轉折點,從那以後,價值理念與意識形態在中美之間佔據了主導作用。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美國人曾發出「Who lost China」的質問。對今日美國來説,中國已經是「too important to lose」。

徐國琦這樣描述如今的兩國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來説,近年來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甚至有越來越深的瑜亮情節,經常拿對方做參照系或比較。難怪長期以來一直密切關注並對中美關係走向發生影響的美國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近著《論中國》一書中寫道,中美兩國因「彼此都太大而不會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個性而不會對另一方遷就,彼此太需要對方而無法分道揚鑣」之特質意味着中美兩國只能互相依存。

然而,多年的意識形態的對立不但沒有消除,反而還有復燃並升温的趨勢。與面向普通大眾的民意調查數據相呼應的是,面向精英階層的《華爾街日報》今年6月12日發表長文説,「很多美國人如今看到習近平在國內大力鎮壓異議,在國際間則挑戰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對這些人來説,那種(中國將成為美國的外交夥伴)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到了一個拐點。」

政治觀點左中右的分析家們紛紛開始重新提出冷戰時期的論點,談論對中國需要採取某種遏制政策。中美關係學者沈大偉在他引起巨大爭議的文章中提出,美國各界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鉅變,或至少是一種『範式轉換』(paradigmatic change)」。儘管他的觀點引來不少質疑,但他的預言仍值得探討:「樂觀預測認為這(鉅變)只是曇花一現的短暫現象。我卻不那麼樂觀。」

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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