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318.運動創傷

黃珮綺,把「斷裂」的自己接回來

「318裏,我算是一個運動素人。」她說,「運動傷害對我來說,像是我跟我自己的斷裂。」


編按:端傳媒台灣運動傷害專題,訪談了318反服貿(太陽花)運動中,居於不同「戰鬥位置」的四位參與者。在藝術治療師顧問的協助下,借助「藝術治療」的「途徑」,使用兩副牌卡,與一張空白的面具。

請受訪者挑選一張或多張牌卡,說明挑選的理由,藉着圖卡的提醒,回顧自己與一年前事件的廣泛連結。再透過「畫面具」這樣簡單卻直接的方式,投射出內在較不容易被人見到的那一面。採訪技巧的說明,詳見「太陽花的傷口,癒合了沒有?」

黃珮綺。攝:張國耀/端傳媒

「大家好,我叫黃珮綺,台灣政大社會系、台大社工研究所二年級,我只會說中文(普通話),我會講慢一點……」紮着馬尾,睜着大眼,她一面說着,一面緩緩起身。香港理工大學正舉辦「2015亞洲進步社工論壇」。

論壇裏,黃珮綺代表「翻轉社工學生聯盟」受邀演講。這個組織更名前叫做「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成立於318太陽花運動期間。

誰在乎?她要做些什麼!

那一天,大家穿着雨衣,撐着傘,黃珮綺在人群中聽演講。自3月18日群眾衝入立法院後,三天來她一直守在立院的圍牆外,直到21日凌晨傳出總統馬英九11點將現身立法院;雖然馬英九最終並未出現,但「聽聞消息時」她心裏卻萬分焦慮,總覺得自己要做些什麼。

終於,她等到了機會。

「現場待過三天以上的人請舉手!」「有發言過的請舉手!」開始有人徵求75人進入議場,一樓的進出口已經被警察封住,她和其他人一起排隊,先爬梯子上二樓,再從二樓窗戶進入議場。

進去後,黃珮綺先被分派防守前往議場內的6號門。她回憶稱,那時自己身心的運作都特別不一樣;儘管每天只睡一小時,她竟感覺不到疲倦。過去四年,黃珮綺在原住民部落服務團隊經驗中,看到太多資源分配不公所累積的正義感,一時全在心裏爆發出來。「不斷與人討論,那能量超乎自己想像」;例如:當時因為不了解法案「審查」與「備查」的差別,到處問在場義務律師,或與立委助理交談,只要多作一些討論,獲得知識就能感覺到自己安心一些。

她完全否定過去無知的自己,並在短期內瞬間「政治化」,看待事情、談話之間變得非常批判。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她想起當時的情緒,除了對政府感到憤怒,更多是「自責」。她完全否定過去無知的自己,並在短期內瞬間「政治化」,看待事情、談話之間變得非常批判。在議場內,她與其他人組了「罷工罷課小組」,開始串聯多所學校發出罷課聲明。

而為找到運動中的施力點,23日她與社工研究所的夥伴們,共同組織「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抗議《兩岸服貿協議》裏將「社會服務業」項目對大陸開放;此舉將衝擊中小型老人養護機構。聯盟號召27日至主管的政府部門──衛生福利部抗議,3天內連署到1300多人。

在決定27日抗議後,黃珮綺決定先離開議場盥洗休息。怎料,外面世界的「無感」,令她的情緒更加崩潰。

她從和平東路118巷走回台大,這是一條充斥着各種餐廳的美食街,擠滿了出來吃飯的學生。「今天要吃什麼?要買飲料嗎?」從她耳際不斷飄過的學生對話,無一對時事的關懷,「她對那樣的聲音非常敏感」。「請大家多關注服貿議題」,黃珮綺聲嘶力竭、瘋狂地站在路中間,對着陌生路人吼叫著;最後,她完全忘了喊了什麼,只記得自己跪在地上淚流不止,直到一位中年阿伯靠過來,拍了拍她的肩膀,說了聲「加油」。

那是318後第一次回家。

休息後她仍是無法走出情緒的低谷。她不懂,心想着:「不是大部分人都應該關心服貿議題嗎?」搭乘捷運的時候,她一度控制不了情緒,跟陌生的乘客問道:

「你們今天有空嗎?」

「你們可以去立法院嗎?」

黃珮綺挑選的牌卡。攝:張國耀/端傳媒

傷害不來自他人,而是無知

「318裏,我可以算是一個運動素人。」黃珮綺說。訪問時,她時常轉動著眼珠,小心翼翼又略顯急促的口吻,彷彿每一句都在督促著自己要思考透澈。

她抽起端傳媒記者提供的藝術治療牌卡,指着圖片說:「很像是墨汁滴到水裏面、迅速地渲染開來」。接着說:「去年那時候很多『混亂』無法消化吸收,在壓縮的時間下,事情被快速攪動着,沒有太多時間分辨自己當下的狀態。」

「我在運動裏,第一個衝擊是社運圈決策團體和原本想像的落差;第二個是現在和過去自己的衝突。」

端傳媒記者讓她抽一張門卡,請她藉著卡上的畫像,形容進入決策會議的感受。她拿的卡,畫的是愛斯基摩人住的傳統冰屋。記者探詢選牌之因,她笑着說:「因為我覺得人沒什麼溫度啊!在一開始的時候。」

最初,儘管親臨現場,她仍不太了解什麼是「社運」,也不認識大家口中的「社運圈」。她回憶道,「我不知道林飛帆是誰,也只看過陳為廷在電視上丟鞋。」但是因為串聯罷工罷課行動,她被議場內的人找進決策的「二樓小房間」內開工作會議;亦曾參與過一次與公民團體代表一同召開的「聯席會議」。在外人眼裡,出席會議即代表某種身分的象徵,但實質內涵上,她覺得自己仍然被拋在決策核心之外。

看着其他人討論,她卻質疑起自己的意見,覺得自己的意見是否少了一些經驗,少了些對於現下運動情勢的判斷。對第一次參與運動的素人來說,要表達自己真實想法是很困難的,這給了她一種「運動門檻很高」的感受。

不過,開會和相處之間,她看出了別人言談中的默契,那是共同征戰無數場社運、相互建立起的革命情感;現場大部分的人,均參加過如華光社區反迫遷、苑里反瘋車等運動,還有更早從樂生運動就開始參與運動的人士。雖然進了會議門,她仍感到隔了層膜;即使她告訴自己,「其他人有社運經驗,認識彼此是很正常的。」

手邊,她選了另一張牌,是一間樹屋的門,從樹下有階梯連接到樹上的屋子;這是用來表達她對決策會議的另一層印象。「那好像是要爬很多的階梯,才有辦法到這個小房間開會,或是大家就覺得,在小房間開會的人就比較厲害。」她說。

記得在場內宣布退場前,二樓房間內也有退場的討論,當時的意見很多元,有部分人主張不要退場。看着其他人討論,她卻質疑起自己的意見,覺得自己的意見是否少了一些經驗,少了些對於現下運動情勢的判斷。對第一次參與運動的素人來說,要表達自己真實想法是很困難的,這給了她一種「運動門檻很高」的感受。

立場與偏見,運動真難

這一次聯席會議,令她永難忘懷。她說:「聯席會議裏,我更不敢講話」。會議中,她發表罷課罷工,甚至是罷市的想法,當場被運動界前輩大聲回道:「妳知道那有多難嗎!妳真的很不懂。」那一句話的直擊她的內心。

至於運動裏很容易觸及,卻無法視而不見的立場與偏見,則是她覺得,「運動很『難』」的地方。

無論是與社工聯盟或與罷課小組成員討論,甚至到後期的「公民審服貿」活動,擔任「社會服務業和服貿」討論小組主持人,她聆聽了許多外場對於內場的諸多「好奇」和「批評」。

黃珮綺當時在現場企圖做一些「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協調工程,但她發現「超級困難」。例如罷工罷課討論,應該是很單純將場內領導、決策者和場外支持者拉在一起討論;然而,更多時候卻是要去考量「立場」和「位置」,否則就得面對「被收割」的質疑。她認為,場內、場外人士皆有其價值,沒有上下關係,但礙於場內獲得大量鎂光燈關注,且伴隨「佔領」後建立起的常規生活模式,無意間讓兩者間出現一道隔閡。只是,有心卻無實質決策權的她,並沒有回應或承諾來自外場人士問題的「代表性」。

「當時可以感覺自己是沒有位置的,也意識到自己要先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基本的位置,決定了人對事情的基本態度吧,」她不斷經歷着「組織界限」的紛擾,大家各自標籤了「小房間的人、場內的人、場外的人」這樣的符號。

而場內外的糾紛,也讓她強烈體驗「黑掉(名譽受損)」的過程。她形容自己像是被當成「工具人」;同時,自己也工具性的對待自己。

退場前夕,議場內有人要求舉辦一場與「外場」討論退場的「論壇」,但當時沒人可以主辦,黃珮綺承接沒人負責的主持工作。

其實運動的門永遠都是開的,它沒有限制你來,沒有人限制你的參與,但是運動其實需要具備各種的條件,你能不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

會議在運動的另一據點——「台大社科院」舉行,當時現場來了很多人,台前的她明確接收了參與者對這場會議的理解:「議場內終於要開出一個機會和場外共同決策了!」,但她心裏明白,自己並沒有權力作決策,這只是一場「集思廣益」的會議。大家在現場的炮火與質疑,她完全無法招架,最後大家不歡而散。對她來說,那兩個小時的論壇是個「噩夢」、記憶裏可怕的兩小時。

面對這樣的回憶,她只怪自己太大意。她能理解每場運動像是一個同心圓,必然有核心與非核心成員。「其實運動的門永遠都是開的,它沒有限制你來,沒有人限制你的參與,但是運動其實需要具備各種的條件,你能不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會不會被自己的想法局限,你以前用什麼觀點在分析這些議題,這些都不可分割的啊。」

但撇除「運動的『難』」,她較不能接受的,是討論過程中空喊「退回服貿」、「建立監督機制」,然而「自己是否真的看過條例?」「是否真的能改善代議制度?」,她認為,每個人隨時都要有的思辨能力。過程中,她眼裏看到許多人參與運動的「內在需求」,有些參與者是為累積個人社會資本,轉換成運動後的政治機會,「我好像也真的蠻單純的,」她說,「但也沒那麼單純啦」。也看見那些「沒有在思考」、打着高空的論述,或是「固守着」特定崗位權力的人士,「這讓我自己有一種失落,」她說。

斷裂而後重生

「那麼,你現在怎理解運動傷害對你的意義?」端傳媒記者問。

「運動傷害對我來說,像是我跟我自己的斷裂,」她說。正如同她在最後,畫上半邊的光明,與半邊昏暗,象徵「分裂」的面具。過去一年多,她幾經「波折」,她訴說自己的「情緒線」從退場後都一直有很多不同大小的震盪。

她說,「我幾乎斬斷過去的自己,否定自己,很快跳入下一個階段,好像急於想要成為,想要知道更多,更有論述能力,或分析的能量,去想透過什麼樣的組織方式,或是真能夠那麼理想,我以前太單純跟太理想。」自己以前的生活,即便遇到困難,也是充滿希望。大學時代,她在原住民部落服務隊社團裏打滾,走着「溫暖人心」的行事風格,生活多彩多姿。但現在,發現社會那麼多急需改革的地方,過去的習慣和認知快速被打破與翻轉,讓她存在更多「現實感」。

她從運動中,獲得了「與我有關」的使命感,與捍衛「絕對價值」的勇氣。

「我覺得這社會需要更多差異的聲音被聽見,每個議題你都可找到跟人的關聯性,我當初想做社會工作,就是希望人可以活得更有尊嚴一點、期待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活着。」她想起她投入社工的初衷。

「但我想,我基本上還是充滿希望的人吧?」她笑着反問記者。

去年4月初,318學運結束,她的動能依然停不下來。各團體「出關播種」,但她沒有跟隨其他人轉戰政黨或政團,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投入社工的組織工作。半年中,社工聯盟成員持續宣傳討論服貿議題,而後轉型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將社工議題擴大連結社會議題,並更聚焦改造社工教育與實習環境。

而這一年裏的投入,正回應了她的「運動傷害」。越投入各項社會議題,讓她更能消解從運動中延續出來的那份焦慮。而隨著時間軸線拉長,回看過去的經歷,她才發現,自己是到投入組織工作的半年之後,透過思考她跟人、社群、社工與社會多方的關係,才深刻了發現,原來自己的身上,有着「運動傷害」的存在。

「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自318結束的半年後開始轉型,除了在組織目標上有了轉變,而這個停下腳步思考的時刻,也讓她重新思考了如何面對及定位「我」。

覺醒.沈澱.自我重生

去年7、8月,她也接觸兩岸四地社工聯盟網絡,並於年底到澳門、香港參與論壇,包括本文最初提及的「亞洲進步社工聯盟論壇」,與香港「社工復興運動」。她在其間接觸了許多「非典型社工」,也認識更多耕耘不同議題的行動者;也到進步社工論壇,吸收香港的社工組織經驗,認識更多同伴,也讓她開始逐漸不用倚賴着行動的能量,開始自我沈潛。

過去的社會運動強大的張力,讓她在其中快速的「覺醒」,但是短時間內承受的巨大衝擊,個人的行動與心理狀態,在被社會議題攪動後,需要一段時間去沈澱、思考自我的內在衝突。也因為當中摻雜的痛苦難受,讓她不斷的持續向外,積極參與更多議題,與更多人交談,甚至到海外拓寬視野,在找尋對應每個議題答案的同時,也才能將自己的心平靜。

直到今年,她才下定決心終止這樣的循環,把課題拉回到「自己」身上,撰寫自身的組織經驗投稿國內學術論壇,透過沈澱、閱讀、書寫,將自己整合成一個更加穩定的自己。

香港理工大學裏,黃珮綺的演講就快進入尾聲。

「我想說,『學生,就出走吧!』你出去,才會看得到這個體制的限制,你回過頭來了解的時候,你會意識到自己是有能動性的,」最後她這麼說。

她結束了演講,全場掌聲響起。如今的他,再出走後,重新看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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