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端傳媒台灣運動傷害專題，訪談了318反服貿（太陽花）運動中，居於不同「戰鬥位置」的四位參與者。在藝術治療師顧問的協助下，借助「藝術治療」的「途徑」，使用兩副牌卡，與一張空白的面具。
請受訪者挑選一張或多張牌卡，說明挑選的理由，藉着圖卡的提醒，回顧自己與一年前事件的廣泛連結。再透過「畫面具」這樣簡單卻直接的方式，投射出內在較不容易被人見到的那一面。採訪技巧的說明，詳見「太陽花的傷口，癒合了沒有？」。
「大家好，我叫黃珮綺，台灣政大社會系、台大社工研究所二年級，我只會說中文（普通話），我會講慢一點……」紮着馬尾，睜着大眼，她一面說着，一面緩緩起身。香港理工大學正舉辦「2015亞洲進步社工論壇」。
論壇裏，黃珮綺代表「翻轉社工學生聯盟」受邀演講。這個組織更名前叫做「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成立於318太陽花運動期間。
誰在乎？她要做些什麼！
那一天，大家穿着雨衣，撐着傘，黃珮綺在人群中聽演講。自3月18日群眾衝入立法院後，三天來她一直守在立院的圍牆外，直到21日凌晨傳出總統馬英九11點將現身立法院；雖然馬英九最終並未出現，但「聽聞消息時」她心裏卻萬分焦慮，總覺得自己要做些什麼。
終於，她等到了機會。
「現場待過三天以上的人請舉手！」「有發言過的請舉手！」開始有人徵求75人進入議場，一樓的進出口已經被警察封住，她和其他人一起排隊，先爬梯子上二樓，再從二樓窗戶進入議場。
進去後，黃珮綺先被分派防守前往議場內的6號門。她回憶稱，那時自己身心的運作都特別不一樣；儘管每天只睡一小時，她竟感覺不到疲倦。過去四年，黃珮綺在原住民部落服務團隊經驗中，看到太多資源分配不公所累積的正義感，一時全在心裏爆發出來。「不斷與人討論，那能量超乎自己想像」；例如：當時因為不了解法案「審查」與「備查」的差別，到處問在場義務律師，或與立委助理交談，只要多作一些討論，獲得知識就能感覺到自己安心一些。
她完全否定過去無知的自己，並在短期內瞬間「政治化」，看待事情、談話之間變得非常批判。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她想起當時的情緒，除了對政府感到憤怒，更多是「自責」。她完全否定過去無知的自己，並在短期內瞬間「政治化」，看待事情、談話之間變得非常批判。在議場內，她與其他人組了「罷工罷課小組」，開始串聯多所學校發出罷課聲明。
而為找到運動中的施力點，23日她與社工研究所的夥伴們，共同組織「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抗議《兩岸服貿協議》裏將「社會服務業」項目對大陸開放；此舉將衝擊中小型老人養護機構。聯盟號召27日至主管的政府部門──衛生福利部抗議，3天內連署到1300多人。
在決定27日抗議後，黃珮綺決定先離開議場盥洗休息。怎料，外面世界的「無感」，令她的情緒更加崩潰。
她從和平東路118巷走回台大，這是一條充斥着各種餐廳的美食街，擠滿了出來吃飯的學生。「今天要吃什麼？要買飲料嗎？」從她耳際不斷飄過的學生對話，無一對時事的關懷，「她對那樣的聲音非常敏感」。「請大家多關注服貿議題」，黃珮綺聲嘶力竭、瘋狂地站在路中間，對着陌生路人吼叫著；最後，她完全忘了喊了什麼，只記得自己跪在地上淚流不止，直到一位中年阿伯靠過來，拍了拍她的肩膀，說了聲「加油」。
那是318後第一次回家。
休息後她仍是無法走出情緒的低谷。她不懂，心想着：「不是大部分人都應該關心服貿議題嗎？」搭乘捷運的時候，她一度控制不了情緒，跟陌生的乘客問道：
「你們今天有空嗎？」
「你們可以去立法院嗎？」
傷害不來自他人，而是無知
「318裏，我可以算是一個運動素人。」黃珮綺說。訪問時，她時常轉動著眼珠，小心翼翼又略顯急促的口吻，彷彿每一句都在督促著自己要思考透澈。
她抽起端傳媒記者提供的藝術治療牌卡，指着圖片說：「很像是墨汁滴到水裏面、迅速地渲染開來」。接着說：「去年那時候很多『混亂』無法消化吸收，在壓縮的時間下，事情被快速攪動着，沒有太多時間分辨自己當下的狀態。」
「我在運動裏，第一個衝擊是社運圈決策團體和原本想像的落差；第二個是現在和過去自己的衝突。」
端傳媒記者讓她抽一張門卡，請她藉著卡上的畫像，形容進入決策會議的感受。她拿的卡，畫的是愛斯基摩人住的傳統冰屋。記者探詢選牌之因，她笑着說：「因為我覺得人沒什麼溫度啊！在一開始的時候。」
最初，儘管親臨現場，她仍不太了解什麼是「社運」，也不認識大家口中的「社運圈」。她回憶道，「我不知道林飛帆是誰，也只看過陳為廷在電視上丟鞋。」但是因為串聯罷工罷課行動，她被議場內的人找進決策的「二樓小房間」內開工作會議；亦曾參與過一次與公民團體代表一同召開的「聯席會議」。在外人眼裡，出席會議即代表某種身分的象徵，但實質內涵上，她覺得自己仍然被拋在決策核心之外。
看着其他人討論，她卻質疑起自己的意見，覺得自己的意見是否少了一些經驗，少了些對於現下運動情勢的判斷。對第一次參與運動的素人來說，要表達自己真實想法是很困難的，這給了她一種「運動門檻很高」的感受。
不過，開會和相處之間，她看出了別人言談中的默契，那是共同征戰無數場社運、相互建立起的革命情感；現場大部分的人，均參加過如華光社區反迫遷、苑里反瘋車等運動，還有更早從樂生運動就開始參與運動的人士。雖然進了會議門，她仍感到隔了層膜；即使她告訴自己，「其他人有社運經驗，認識彼此是很正常的。」
手邊，她選了另一張牌，是一間樹屋的門，從樹下有階梯連接到樹上的屋子；這是用來表達她對決策會議的另一層印象。「那好像是要爬很多的階梯，才有辦法到這個小房間開會，或是大家就覺得，在小房間開會的人就比較厲害。」她說。
記得在場內宣布退場前，二樓房間內也有退場的討論，當時的意見很多元，有部分人主張不要退場。看着其他人討論，她卻質疑起自己的意見，覺得自己的意見是否少了一些經驗，少了些對於現下運動情勢的判斷。對第一次參與運動的素人來說，要表達自己真實想法是很困難的，這給了她一種「運動門檻很高」的感受。
立場與偏見，運動真難
這一次聯席會議，令她永難忘懷。她說：「聯席會議裏，我更不敢講話」。會議中，她發表罷課罷工，甚至是罷市的想法，當場被運動界前輩大聲回道：「妳知道那有多難嗎！妳真的很不懂。」那一句話的直擊她的內心。
至於運動裏很容易觸及，卻無法視而不見的立場與偏見，則是她覺得，「運動很『難』」的地方。
無論是與社工聯盟或與罷課小組成員討論，甚至到後期的「公民審服貿」活動，擔任「社會服務業和服貿」討論小組主持人，她聆聽了許多外場對於內場的諸多「好奇」和「批評」。
黃珮綺當時在現場企圖做一些「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協調工程，但她發現「超級困難」。例如罷工罷課討論，應該是很單純將場內領導、決策者和場外支持者拉在一起討論；然而，更多時候卻是要去考量「立場」和「位置」，否則就得面對「被收割」的質疑。她認為，場內、場外人士皆有其價值，沒有上下關係，但礙於場內獲得大量鎂光燈關注，且伴隨「佔領」後建立起的常規生活模式，無意間讓兩者間出現一道隔閡。只是，有心卻無實質決策權的她，並沒有回應或承諾來自外場人士問題的「代表性」。
「當時可以感覺自己是沒有位置的，也意識到自己要先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基本的位置，決定了人對事情的基本態度吧，」她不斷經歷着「組織界限」的紛擾，大家各自標籤了「小房間的人、場內的人、場外的人」這樣的符號。
而場內外的糾紛，也讓她強烈體驗「黑掉（名譽受損）」的過程。她形容自己像是被當成「工具人」；同時，自己也工具性的對待自己。
退場前夕，議場內有人要求舉辦一場與「外場」討論退場的「論壇」，但當時沒人可以主辦，黃珮綺承接沒人負責的主持工作。
其實運動的門永遠都是開的，它沒有限制你來，沒有人限制你的參與，但是運動其實需要具備各種的條件，你能不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
會議在運動的另一據點——「台大社科院」舉行，當時現場來了很多人，台前的她明確接收了參與者對這場會議的理解：「議場內終於要開出一個機會和場外共同決策了！」，但她心裏明白，自己並沒有權力作決策，這只是一場「集思廣益」的會議。大家在現場的炮火與質疑，她完全無法招架，最後大家不歡而散。對她來說，那兩個小時的論壇是個「噩夢」、記憶裏可怕的兩小時。
面對這樣的回憶，她只怪自己太大意。她能理解每場運動像是一個同心圓，必然有核心與非核心成員。「其實運動的門永遠都是開的，它沒有限制你來，沒有人限制你的參與，但是運動其實需要具備各種的條件，你能不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說清楚，會不會被自己的想法局限，你以前用什麼觀點在分析這些議題，這些都不可分割的啊。」
但撇除「運動的『難』」，她較不能接受的，是討論過程中空喊「退回服貿」、「建立監督機制」，然而「自己是否真的看過條例？」「是否真的能改善代議制度？」，她認為，每個人隨時都要有的思辨能力。過程中，她眼裏看到許多人參與運動的「內在需求」，有些參與者是為累積個人社會資本，轉換成運動後的政治機會，「我好像也真的蠻單純的，」她說，「但也沒那麼單純啦」。也看見那些「沒有在思考」、打着高空的論述，或是「固守着」特定崗位權力的人士，「這讓我自己有一種失落，」她說。
斷裂而後重生
「那麼，你現在怎理解運動傷害對你的意義？」端傳媒記者問。
「運動傷害對我來說，像是我跟我自己的斷裂，」她說。正如同她在最後，畫上半邊的光明，與半邊昏暗，象徵「分裂」的面具。過去一年多，她幾經「波折」，她訴說自己的「情緒線」從退場後都一直有很多不同大小的震盪。
她說，「我幾乎斬斷過去的自己，否定自己，很快跳入下一個階段，好像急於想要成為，想要知道更多，更有論述能力，或分析的能量，去想透過什麼樣的組織方式，或是真能夠那麼理想，我以前太單純跟太理想。」自己以前的生活，即便遇到困難，也是充滿希望。大學時代，她在原住民部落服務隊社團裏打滾，走着「溫暖人心」的行事風格，生活多彩多姿。但現在，發現社會那麼多急需改革的地方，過去的習慣和認知快速被打破與翻轉，讓她存在更多「現實感」。
她從運動中，獲得了「與我有關」的使命感，與捍衛「絕對價值」的勇氣。
「我覺得這社會需要更多差異的聲音被聽見，每個議題你都可找到跟人的關聯性，我當初想做社會工作，就是希望人可以活得更有尊嚴一點、期待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活着。」她想起她投入社工的初衷。
「但我想，我基本上還是充滿希望的人吧？」她笑着反問記者。
去年4月初，318學運結束，她的動能依然停不下來。各團體「出關播種」，但她沒有跟隨其他人轉戰政黨或政團，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投入社工的組織工作。半年中，社工聯盟成員持續宣傳討論服貿議題，而後轉型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將社工議題擴大連結社會議題，並更聚焦改造社工教育與實習環境。
而這一年裏的投入，正回應了她的「運動傷害」。越投入各項社會議題，讓她更能消解從運動中延續出來的那份焦慮。而隨著時間軸線拉長，回看過去的經歷，她才發現，自己是到投入組織工作的半年之後，透過思考她跟人、社群、社工與社會多方的關係，才深刻了發現，原來自己的身上，有着「運動傷害」的存在。
「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自318結束的半年後開始轉型，除了在組織目標上有了轉變，而這個停下腳步思考的時刻，也讓她重新思考了如何面對及定位「我」。
覺醒．沈澱．自我重生
去年7、8月，她也接觸兩岸四地社工聯盟網絡，並於年底到澳門、香港參與論壇，包括本文最初提及的「亞洲進步社工聯盟論壇」，與香港「社工復興運動」。她在其間接觸了許多「非典型社工」，也認識更多耕耘不同議題的行動者；也到進步社工論壇，吸收香港的社工組織經驗，認識更多同伴，也讓她開始逐漸不用倚賴着行動的能量，開始自我沈潛。
過去的社會運動強大的張力，讓她在其中快速的「覺醒」，但是短時間內承受的巨大衝擊，個人的行動與心理狀態，在被社會議題攪動後，需要一段時間去沈澱、思考自我的內在衝突。也因為當中摻雜的痛苦難受，讓她不斷的持續向外，積極參與更多議題，與更多人交談，甚至到海外拓寬視野，在找尋對應每個議題答案的同時，也才能將自己的心平靜。
直到今年，她才下定決心終止這樣的循環，把課題拉回到「自己」身上，撰寫自身的組織經驗投稿國內學術論壇，透過沈澱、閱讀、書寫，將自己整合成一個更加穩定的自己。
香港理工大學裏，黃珮綺的演講就快進入尾聲。
「我想說，『學生，就出走吧！』你出去，才會看得到這個體制的限制，你回過頭來了解的時候，你會意識到自己是有能動性的，」最後她這麼說。
她結束了演講，全場掌聲響起。如今的他，再出走後，重新看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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