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仔富德樓的電梯緩慢升至12樓。電梯門打開，迎面一條狹窄而短小的走廊，迎接來訪者的，是半個人高的立體紙製鮮黃色「加油」二字。紙板稍微壓扁，有點皺摺，挨着牆壁斜斜地立在地上。
這裏是「其後：雨傘運動中的物件」展覽。在約400呎的長方形逼仄空間裏，擠着25件從2014年雨傘運動中收集的「藝術創作」。
掛在牆上的是仿照香港高速公路上的指示路標，藍底白字，指着想駛往「抗爭路」請往左線，「和平自由民主路」請駛右線。2014年夏天曾在金鐘馬路上走過的人，對這條「路標」不會陌生。它原本掛在政府總部外天橋上，抬頭可見，象徵着抗爭者樂觀的盼望。轉眼之間，在狹小的房間裏再次相逢，才第一次看清它的紋理：每個字都是以白色膠紙貼成，英文字母如盡是圓滑的轉角，必須把膠紙剪成很多小塊，貼很多層。
屈尊在斗室的「路標」前面，是三把全黑色的雨傘，作者以白色塗改液寫上隸書字樣：「人性何在、痛心疾首」。三把雨傘背後就是叮噹立板， 人見人愛的機械貓撐起了黃傘還掛上聖誕帽……
如此，佔領區內激動、悲傷、可愛三種迥異的氣氛在400呎空間衝撞、迴蕩，挑動回憶。
這個展覽來自在佔領期間啟動的「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下稱庫存計劃）；他們高峰時期由逾百名志願者組成，在運動被清場之前，完整保存了三個佔領區共380件藝術作品和1000張海報。運動週年之際，挑選其中50件，在灣仔和旺角兩地展出。
在這千餘件展品還塞在新蒲崗工業區的一間三百呎小倉庫時，我見到這間「記憶小屋」的主人──「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發起人黃宇軒。
他剛過30歲生日，已經是香港頗受關注的青年城市研究學者和藝術家。以城市研究為經，藝術表達為緯，他雄心勃勃想做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剛剛從英國拿到地理學博士畢業，便遇上壯闊的雨傘運動，他立時全身心投入。
一年以後，坐在咖啡室的落地玻璃前，回憶運動前前後後的日子，這個握着記憶小屋鑰匙的人，卻陷入了失憶。
「這些物件不在曾經生長出的位置，我們很快會不記得它的故事。你曾經在這些物件裏看見什麼，也很快會不記得……」他深陷在3天前的宿醉狀態，說自己該戒酒了，然後落寞地說：「真想回到當時的狀態。」
有過相似經歷的人，都有不言自明的「當時」。
佔領時：我感到活着
9月25日飛機從英國降落香港機場，黃宇軒帶回了博士學位。此時，大專罷課進入第4天。他驚覺，僅僅離開半週的家，已是兩個世界。
9月26日晚他跟家人吃飯。11點過後回家開電視，才發現學生已經佔領公民廣場。他跳上的士趕赴現場。9月28日凌晨一時半，戴耀廷宣布佔領中環提早開始。
這一天原本並不意外。自2013年戴耀廷在報章提出要發起佔領中環開始，他便曾在雜誌寫文想像佔領中環應有的樣子。
那時誰也不知道佔中會如何發生，只能由戴的文章延伸，模糊地想像約10000名中年人在中環街頭坐上幾天，等待警察清場及負上刑責，在電視直播下以道德勇氣感召全港市民。
黃宇軒當時在雜誌寫，他認為佔領不只是坐在馬路上等被捕，「應為一種釋放對都市空間想像的集體創造。」
具體如何做呢？他想像不到，但是簽署了參與佔領中環的意向書，也自覺準備好負上代價。他提前想到，無論香港的佔中怎樣發生，希望能和全世界發生對話，於是提前兩個月開始準備「佔領打氣機」的媒介實驗項目。
9月28日星期日中午，當人群從四方八面趕到金鐘聲援因為衝入公民廣場被捕的學生，局面逐漸失控，人群衝出馬路，很快佔領了整個行車路。下午5時58分，警方出動催淚彈，人群四處逃走，又帶着口罩回來，然後再也沒離開。
這一整個黃昏和晚上，黃宇軒強忍着焦急跟拍擋為「並肩上：佔領打氣機」作最後測試，在北角消防局外預演。他們建立起網站，讓全世界都能在網上發出為香港佔領者「打氣」的信息。他們借來劇場級數的投影機，每天黃昏更新最新留言，讓留言投射在佔領區的政府總部外牆。五湖四海、線上線下的支持和行動就這樣連結起來。
除了下雨天和機器壞，打氣機和黃宇軒的拍擋們，由9月29日晚至12月1日，從不間斷。他們收到了超過2萬條訊息，來自100多個國家，在全球大小媒體曝光。每天晚上的政總外牆，打氣機投影像是一個訊號燈，告訴全世界佔領持續中。
打氣機背後的香港，也令黃宇軒目瞪口呆。
佔領區不只有悲情，金鐘、旺角、銅鑼灣，它們甚至長成了三個自發而建的社區。馬路上帳篷盛開、自修室每天生長、有人在水泥地上種出了花、連儂牆的留言五彩斑斕。參與者以他們所懂得和熟悉的辦法為佔領區這幅畫添上一筆：獅子山模型，自橋上垂下而飄揚的直幡，維持環境清潔的垃圾分類回收站，以擋過催淚氣體雨傘砌成的裝置，一個個跟黃色、雨傘等關鍵詞有關的手作坊……
「應為一種釋放對都市空間想像的集體創造」──黃宇軒每日在佔領區遊走，驚嘆自己學究式的想像竟然變成現實。自發、有機、社群、合作社、城市權……這些書本裏艱澀的專有名詞，竟都在無心插柳間爆發出來。
沒有什麼比一場曠日持久的民主佔領運動，能給一位新出爐的城市研究博士帶來更深刻的洗禮。
他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是香港城市史上珍貴的一頁。
打氣機如常工作的日子，黃宇軒與朋友又迅即成立了「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他們在網上招募大量成員和義工，組織商討、培訓、分工，在佔領期間，以拍照和訪問等記錄不斷湧現的創作品的來龍去脈；在清場前，搶救部分創作免於被丟進堆填區的命運，並希望以實體和網站數碼等不同方式，為改變香港的這場佔領留下有形和無形的歷史證據。
他每天為了打氣機和庫存計劃四出奔走，跟戰友席地開會、聯絡外界爭取資源和支持、接受傳媒訪問，同時還在中文大學教「藝術與政治」課程──他直接把學生帶往佔領街頭，實地講一課活生生的「藝術與政治」。
他說自己一直想參與社會運動，但是「以前社會運動都有清楚的領導，我不懂在這圈子自處，寫文章成了最主要的參與方法」，「但這次佔領，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每天創作，跟朋友聚首，直接參與社會和公共事務。」
那段時間，他總是頂着一頭蓬鬆的自然鬈髮，睡眼半張地匆匆趕到佔領區，處理大小事務。「當時每天的生存目標清晰，睜開眼睛最重要的事便是留意佔領最新發展，思考如何回應。很疲倦，但又好亢奮。」他說，「佔領令我覺得活着。」
2014年11月30日，學聯圍攻政總的升級行動失敗。黃宇軒在金鐘整晚跟庫存計劃的工作。翌日下午跟朋友在茶餐廳碰面，兩個29歲的男人哭作一團。
他知道運動已開到荼靡。因此，庫存計劃的步伐更要加快。12月7日，警方將要清場前的最後一天，當佔領者們忙着把兩個半月以來的生活打包，當前來拍照留念的人把冷清的佔領區重新擠個水洩不通，黃宇軒和超過100人的義工團隊，徹夜收集佔領區的回憶。
現在回想起佔領79天，他說那是自己「頭腦最清醒、思考最活躍」的時候，「逃避思考一切壞的後果……覺得一切盡在掌握。」
佔領後：「或許最珍貴的，根本不該帶走」
佔領區清場前，庫存計劃徹夜搶救藝術創作之後的第二天清晨，黃宇軒收到來自演藝學院的電話，正式聘請他為講師。「當時我以為自己聽錯，着他晚點再來電。」2015年初，這位「高齡」學生終於在30歲時變成老師。
黃宇軒中學在皇仁書院修讀理科，卻意外被書店裏隨手翻開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文集吸引。他對經濟科一竅不通，但張五常描述六十年代以後眾多殿堂級經濟學家雲集加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場景深深吸引了他。那些最有學問的腦袋高手過招、刀光劍影的辯論令他着迷不已，對公共知識分子式生活的嚮往，也在那時埋下種子。
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那一年開學天，明報記者在中學門口隨機採訪，拉住了未滿18歲的黃宇軒，問他的志願是甚麼。他回答：「做個為香港帶來普選的政治人。」一年之後，他考上中文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踏上公共知識分子之路的第一步。
2015年8月，黃宇軒帶我到他在演藝學院的辦公室。在中庭，黃昏的日光照進玻璃天幕，差不多一年前、差不多時間和天氣，這裏成為被催淚彈嗆得眼淚直流的示威者容身之地。
他告訴我這個學期的日程表：星期一至三備課；星期四和六講課，週末處理學系的其他大小事務。
我們一起坐的士由演藝學院出發往新蒲崗庫存計劃的倉庫。正值下班時間，的士以龜速前進。一小時的車程，黃宇軒忙着查閱過去一天他上課時漏接的電話，未覆的電郵，還有庫存計劃伙伴們數以百計在Telegram群組的討論。他給系主任回電話；跟《蘋果日報》和路透社記者商討採訪拍攝；跟伙伴打聽庫存計劃在群組爭論的來龍去脈。
大學畢業後幾乎直升研究院直至博士畢業，他的生活一直自由自在，佔領運動，幾乎將這種「自由」推向頂點。如今，這是他第一次感到日常生活的枷鎖。
他說：「佔領是一場徹底的解放，無論在什麼層面，我都處於精神狀態最活躍的時期，生活其實是充實而有生產力的，演講、寫文章、搞打氣機和庫存計劃，都應付得到。解放完結，別人卻用這樣的標準邀請我做一些事，我已經辦不到。」
他以為成為博士之後，可以比過去更專注於馬不停蹄寫文章、辦展覽的生活，離公共知識分子和為香港帶來普選的夢想愈來愈近。但改變發生得如此迅猛。「剛好有這麼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畢業時發生，這個城市之後如何，可能我之後也當如何。」他覺得難捱，也感到了更沉重的使命。
金鐘夏慤道早已重新通車，城市似乎平靜如常，甚至比佔領前更平靜。2015年七一大遊行的參與人數可以作證。主辦單位民陣公布約48000人參與，港大和警方的數字在20000人上下爭持，是2008年以來最少人參加的七一遊行。
雨傘時許下的許多宏願，實現起來都不那麼順利。
庫存計劃希望在週年之際辦展覽，展出約80件創作。一切即將準備就緒之際，展出場地卻出了問題，必須要由大場館移師到兩個小場館：油麻地活化廳和灣仔富德樓，展出物件也不得不減少了三分之一。
團隊的義工，從最高峰時的逾百人，到一年後核心成員維持10人左右。日常的工作很瑣碎：打理收藏品，做最基礎的清潔和維護工作。他們會長時間開會討論未來如何處理這380件收藏、1000多幅海報。決策是依靠直接民主，大小事情都得經過反覆辯論，盡量說服所有人同意。而在最核心的問題上，爭論不時發生，很難達成共識：有人希望它們可以活化，投入未來的抗爭；有人希望博物館收藏；也有人希望由這個團隊一直保管下去。
對黃宇軒來說，最難的地方就在於，這是一段屬於集體的記憶，卻再沒有屬於集體的空間來擺放、再現它。
「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屬於我們。物件有它自己的複雜性，它的power。我覺得這些東西的價值，在於幫助所有人在未來述說自己的佔領故事。」
他想像中的庫存計劃是個圖書館，而不是物件的擁有者。「我不想壟斷它用來說故事的力量。當任何人想用來講故事，就借給他，那未來便可能有幾十、幾百個關於雨傘運動的故事，而不是只有我們團隊幾個人的故事，可能性大得多。我們最多是圖書館館理員，不是寫書的作者。」
但長遠而言，要辦一個夠開放的「佔領物件圖書館」讓所有市民有需要時能借用，他自問沒有所需的資源。有時他想，如果這個展覽能吸引一個具備人力、財力、專業知識的機構來接管，或許他的任務便告完成。
採訪結束時，我請他從380件物品中挑一件最能代表自己佔領時的回憶。他搖搖頭，說回憶已經丟了：「那是添美道一個地盤上貼滿了便利貼的一排水馬。九月廿六晚和翌日早上，我親眼看見一班穿着校服的中學生說，大家有什麼想法就寫出來、貼在那裏。它沒什麼系統，也沒什麼藝術理念，就只是剪下、貼上，而且寫的東西很簡單。貼滿了之後，他們擔心人們看不到上面的字，就用一層膠包住它。貼滿了一層又怕被雨淋濕，又再包一層膠。於是那個水馬生長了一層又一層，那是個自然發生的留言板，但是因為水馬是屬於那個地盤的，我們沒有辦法把整個水馬拿走。」他曾想過買一個新的水馬，跟地盤交換，最後還是不可行。
「或許最珍貴的，根本不該帶走。」黃宇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