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傘之後，香港該往何處去，真是個大哉問。人家說得最多的，是香港正進入白色恐怖時期，更是要熬三五七年的那一種。有人抖擻精神，摺高衫袖，全力迎戰；有人重讀捷克，以「七七憲章」作為方法，深耕細作。
被恐懼所驅使而不得不如此
1968年的捷克共產黨大整肅，有數十萬人因政治觀點跟官方不同而不准工 作，並受盡歧視和騷擾，遑論「免於恐懼的自由」。有人在恐懼之下，委曲求全，緘默不語；有人不甘緘默，他們的命運可更悲慘，因為他們必須面對逮捕和監禁。
對於因恐懼而生出形形色色的荒謬，反對派領袖哈維爾於1975年發表了《致捷克頭目胡薩克的一封公開信》，指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團結的社會嗎？讓我坦率以告，它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裏有太多的危險。人民默默的各自工作，並不是團結，而是被恐懼所驅使而不得不如此。」長達數萬字的公開信裏，哈維爾分析了恐懼在捷克的情況，這種恐懼是遠超過了政治審判之上，深入了人民的內心深處，使人喪失了自信，沒有了尊嚴，缺乏了歷史感，只能成為一種屈辱下生活的人。哈維爾說：「在我們的社會裏，最嚴重的乃是自我主義、虛偽、漠不關心、人人懦弱、恐懼，人人屈辱求生，人人都不管後果如何而只是想盡量逃避一己的責任。希望你和你的政府和政策，能重新調整，不要讓他找到更壞的結局。」哈維爾建議的是，要使捷克獲得生機，首要之務，乃是使人恢復尊嚴，經由尊嚴的恢復，人們才能恢復自發的創造力。
「七七憲章」人權運動，始於1977年1月7日，由242位捷克反對分子首先簽署。儘管它已十分「和理非非」，仍難入捷共的耳朵之內。在發動首日，捷共的《紅色真理報》即肆意抨擊，指簽署人「長期和外國敵對勢力以及海外革命分子保持聯繫，供給足以破壞國家利益的資料」，跟着是新一輪的大逮捕。
2015年6月29日《文匯報》對我因high profile、public perception、unwelcome attention而不被浸會大學委任為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副主任，有這樣回應：「這次事件完全反映了一班『政治教師』的囂張氣焰。邵家臻其身不正，不務正業，上司不過提出幾句疑問，便立刻遭到政治施壓，這徹頭徹尾是『白色恐怖』。『政治教師』彷彿戴上了保護罩，只要投身政治行動，只要靠向反對派陣營，就可以公然在校園內搞政治而不怕被追究。港大的陳文敏、戴耀廷、鍾庭耀如是，浸大的邵家臻亦如是。」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文匯報的邏輯，對此有關攻擊，「一生拉勻計」，真是小菜一碟，可以不理。但當中「政治敎師」四個字實在可圈可點。老實說，1961年甘迺迪總統的名言：「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要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於我而言，其實不甚了了。反而 那不知名者的一句：「一個憎恨政治的國家，難以長久維持民主。」我舉腳贊成。
將對方妖魔化才是問題
民主，當然有很多種解釋。「民有、民治、民享」於我來說，是制度，更是質素。它至少包括：一、坦然無懼地溝通，彼此聆聽，認識我們之間雖有差異，卻也不少共同之處。二、更能明白「他人」的生活經驗，尤其是對那些生活方式與自己迥然有異的人。三、持守我們所信的，同時願意開放聽取其他觀點，退一步自我省思，修正既存看法。四、若有懷疑，就要尋找主流以外的資料，務求發現真相。五、去調查、探索、尋求對話，不斷建立一個更立體的現實圖像。六、涉及政治的爭議，能夠處理複雜的張力，以求公民社群保持團結，監察政府，向人民負責。七、樂見人民一起致力解決問題，作出決議，在不同的想法中，找出較佳的解決方法。八、在商議中，能夠重視、享受、擁抱彼此差異。九、懂得從所遇見的差異、張力、衝突中有所學習。十、尊重民主賜予人「不同意」的權利。分黨分派不是問題，將對方妖魔化才是問題。
至於政治，我不憎恨政治，不等於對政治沒有警惕。我相信民主，但，有時民主成了掩飾一些卑汚目標的工具。我相信政府，但，它的政策只順從財團的意願，而不是依人民的意願。我相信人民的力量，但，這力量經常失控。例如「我們人民」的「我們」、「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包不包括非異性戀者、窮人、新移民等弱勢社群？我相信「不再成為棋子」的主體性，但，它的展現是不是用來拆大台、反大會、倒領導，窩裏鬥？我相信自發主義，但，它不應是指互不指涉、孤立的、不顧後果的、孤芳自賞的個人抗爭和個別行動。我相信行動改變意識，但，它不只是一個關於個人解放的運動，而是個建構集體認同的運動。雨傘運動爭取的，豈僅是一個普選制度！
仍有人仰望星空
撐傘之時，長期不斷萎縮的公共生活，像是起了變化。至少在佔領現場，讓我們有機會摩肩擦踵，接觸各式人種，明白非我族類不是妖魔，反而可以帶來新的活力──有些張力蘊含教育性，甚至娛樂性，但肯定不是威脅性。撐傘之後，如何鞏固商議文化以及商議式民主？如何在日常生活範疇上活出民主？如何在社會運動上，突破「唯行動主義」（羅永生語）？如何為政治注入道德？如何在抗爭中注入倫理？如何在社區展開對話、進行社區聆聽？如何處理複雜的政治張力？如何將衝突化為創造力？這都是時代的詰問，人人都要想方設法去解答。
「社區公民約章」是其中一種回答時代詰問的進路。作為一個自我承諾、自我拯救、自我充權的道德運動，它強調自身不是又一場簽名運動，亦不是新一輪選舉造勢活動。它該是場關於政治文化改造的運動。承接「自」主、「自」發、「自」己的雨傘精神，香港人要由參與簽名運動的簽民變成「社區公民」──積極參與地方組織選舉，改造政治諮詢和決策過程，建立有意義的社區生活和新的政治文化，讓「真普選」和「命運自主」首先在社區落實。故此，說「社區公民約章」，想說的其實是：
一、我們希望作為一個社區公民，是帶着「命運自主」精神，積極投身社區、參與公共事務；
二、我們要以「社區自主」為原則，推動地方政治改革。重大社區計劃應該先經過社區公民大會審議，區議會的部分預算亦應由區內民眾參與制訂；
三、我們倡議「自己社區自己救」，於社區內建立多元共享經濟及綠色生活網絡，連結居民抵抗財團控制，重奪生活尊嚴；
四、我們要全面投入社區政治，積極參與區議會選舉、村代表選舉、業主立案法團及學校家教會等地方組織，重建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陣地」；
五、在投身社區的同時，我們要在社會各個層面爭取更開放的民主制度，包括普及而平等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絕不接受北京的8．31框架。
「我們都活在陰溝裏，但仍有人仰望星空。」而「社區公民約章」算是一次給香港人集體抬頭望星的邀請。
（邵家臻，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社區公民約章倡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