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318・運動創傷

黃燕茹,用社運傷口化妝

記者問:「那門裏面會有什麼呢?」黃燕茹:「骯髒齷齪的東西。」


編按:端傳媒台灣運動傷害專題,訪談了318反服貿(太陽花)運動中,居於不同「戰鬥位置」的四位參與者。在藝術治療師顧問的協助下,借助「藝術治療」的「途徑」,使用兩副牌卡,與一張空白的面具。

請受訪者挑選一張或多張牌卡,說明挑選的理由,藉着圖卡的提醒,回顧自己與一年前事件的廣泛連結。再透過「畫面具」這樣簡單卻直接的方式,投射出內在較不容易被人見到的那一面。採訪技巧的說明,詳見「太陽花的傷口,癒合了沒有?」

黃燕茹。攝 : 張國耀/端傳媒

「三、二、一!」她從山丘上一躍而下,站在正好擋住拖板車前進工地的位置。看着正面的來車,眼前突然一片黑。看清楚的時候,她已經被人摔倒在地,背後被補踹了一腳,然而疼痛卻是從下方襲來,她右膝在石子道路上摩擦出血。

2013年5月,她在苑里「反瘋車」,這是一場反對跨國集團風力發電設施侵擾民居的運動。在這場運動裏,這樣的場面天天上演。

同樣的運動中另一次,在田埂間的產業道路上,她與夥伴為了阻攔車輛通行,脖子上以鐵鍊將大夥鎖在一起。前來的警方將鐵鍊剪斷,將他們一個個拖上警車。她的脖子被狠狠勒住,左手臂內側也因為鐵鍊纏繞,整片是血痕……

站在第一線,她才感覺自己活着。

從「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投身從事社運,黃燕茹當時正在念輔仁大學社工所。因擅長畫漫畫,在組織裏擔任美宣的角色。2012年12月底,「全國關廠連線」在總統官邸前的行動,是她第一次「衝」的經驗。

「工運裏,警察每一場都跟行政院一樣打,我親眼看着一些老工人在我面前被繩子勒着喉,那是一個下雨的夜晚,配上記者的閃光燈,警察每一次打下去,都像是影格的連環動作。」

黃燕茹自稱是那種總是想要保護別人的人。國小立志當名社工,但讀了社工系後,又對社工「專業」產生了質疑,本着「基層」弱勢的關懷,她走入社運的世界。走過華光社區反迫遷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苑里反瘋車、太陽花運動,數不盡的第一線位置上 ,都看得到她嬌小而堅定的身軀。

不過三年前,黃燕茹和其他愛漂亮的女學生一樣,每天化妝出門、自在享受生活中的娛樂。還曾因在臉書放上社運前後的自拍對比被網友瘋傳。在《蘋果日報》的專訪文裏,她成了「衝組女神」。但現在,她在身上累積了大大小小的社運傷口。

「對於還在做社會運動的人來說,不能講的傷害才是最可怕的。」

黃燕茹

去年3月18號凌晨,「反服貿」的群眾衝進立法院議場,立法院外圍大批警力駐守,場內擠滿了人群。領導運動的林飛帆站上主席台,對着各個入口叫到:「編號一號門的請舉手!二號門!三號、四號……」尋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攀附着捆綁好的椅子與桌子,群眾門內層層堆疊,與門外的警群推擠對峙,縫隙間狂亂揮舞着的手與棍。

議場內一樓四周環繞着八道門,警察往哪裏攻堅,人群就會往那邊防守。黃燕茹回憶,自己當時守在3號門旁,空擋時來回各門提醒第一線注意事項。議場內一共感受了4次警方的攻堅行動,瞬間力道衝擊1、2號門,接着是3、8號門,一陣混亂當中,陳為廷高喊「5、6不能亡!」。

四、五千人在外場靜坐支持,在確立長久佔領的情勢後,場內的社運夥伴開始分工,「我熟悉的是前線,八個門現在的狀況怎麼樣。」黃燕茹說。

她來自「衝組」

「我是『衝組』出生的,大家對我的認知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論述能力啊,」談到自己衝組的地位,她這樣說。但一如他的碩士論文《拼湊家的圖像》中所言,她在運動中彷彿是「依循自己過往的經驗而長出自己的位置」。

前線的熱血光芒,反射出他自小從家庭問題中,養成習慣與「混亂」為伍的性格。「到底是混亂生成了我們,還是我們生成了混亂,」她曾問自己。

燕茹身上充滿繪畫才華。過去是業餘漫畫家的她,曾在筆下劃過每一場經歷的運動事件,與運動中的人像,但從沒想過自己會站在第一線。

「有些人會認為我們是『腦殘』衝組,」她說,大多的運動她是被「一通電話」call去「支援前線」,而非參與決策。有時甚至有人跟他約一個地點,下一秒就和他說『等下要準備衝了』。她知道運動中有些人會認為衝組的價值就只是執行衝撞,衝組成了運動裏的最基層組織。

「我沒有想轉型,因為不是身為衝組的錯。」

黃燕茹

實戰中累積來的經驗,提煉出那些衝撞的細緻藝術。大型陳情抗議現場,面對警隊包圍,如何擺出安全姿勢,面臨各種戰況如單兵作戰、團體戰、突擊戰,相應什麼樣的法律刑責,決定了如何「臨場反應」。而在衝撞策略與議題影響力的綜合考量下,更需要第一線的「政治判斷」。

關於衝撞的「底線」,她說,近來出現有一種「傷口是衝組政治施壓的累積」的論調,讓肉體的傷口賦予議題能見度,她會告訴其他衝組,以「避免受到不可回復性的傷害」為原則。她也會提醒其他衝組,「小心,別被切割。」也就是避免獨自面對國家暴力與司法追訴。

318運動中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依據專長各司其職,有人做宣傳、設計網宣,有的寫論述。她想起也有很多懂論述的人,在真正的「戰場」上反而不知所措,在危險的地方面容呆滯。她曾經大叫:「把他抓回來!」硬生生把那人塞進計程車。現場不是人人都知道如何應對進退。那些在大結構裏負責衝撞的人,他們與運動中的其他角色同等重要。

當面臨到一場運動擴大化,更多跨行業跨專才的成員加入了一場運動,運動各環節各司其職,結構逐漸拉大,卻面臨到衝組因為產生不出論述專司行動而被說「腦衝」,但這背後的文化資本落差卻不被重視,「衝組似乎就像是夜晚的尿壺」。衝組資源很少,較難自主發起行動,她說,「如果只是運動判斷的不同,結構問題不去面對,就怪罪衝組皆無腦,這是一種偏見。」

各個組織內的「衝組」也在318的運動中找到彼此。像「台北衝組平台」、「台北衝組聯盟」一類的網路群組,包含有不多運動的成員,自己生成一股互相支援的力量。

糾察守不住的那道門

雖然出身「衝組」,黃燕茹在318裏擔任的是「防守」的糾察。她的運動傷害首先來自這角色。

為了顯影那些感受,她在端傳媒訪問時在象徵着運動傷害的「藝遊卡」中,隨心選了兩張牌,一張是在浪淘洶湧的大船,一張是暗色調的岩盤畫像。

黃燕茹畫的面具。 攝 : 張國耀/端傳媒

第一張牌「具象化」她的傷害,那艘大船是自己,下方每一個波浪有如別人的手,想要抓住船,讓船沉下去。另一張,她選的是「色調」,陰冷的感覺又很生硬,傷害有如「岩盤」一層一層堆疊。「這塊是黑的,代表着裏面有很多東西,不容易被講出來,符合我對運動傷害的感覺。」

當時,議場內外有許多糾察系統,黃燕茹擔任的是議場內一樓的糾察組長。負責警察協調和醫療團隊量體溫。但他們仍要執行「辨識身份」的環節才能放人入門,引發想要進入的人士不滿。她說,大家認為進出的管制,例如打開背包檢查等措施都是糾察決定,「但執行的當下我們其實很困惑。」當時她忍住了許多謾罵。

「但並不是我們說的算,糾察是議場結構最末線,」她說。有些糾察會從結構底層去「撐開」這個身份限制的空間。佔領早期,進出看學生證,但有些糾察覺得不合理,還是會放行些社會人士進場。

「這很難和別人講,因為會被解釋成議場內的鬥爭。」

黃燕茹

議場不能放行太多人,還有『容量』問題。白天站着可以多達兩百多人,夜晚躺下來只能躺到一百五十人,為控管吸氧量的暴增,她認為必須控管。

同時,她也需要與警方溝通進出的規範,那時警方有許多方式,例如「一個人進換一個人出」、「(場內)只出不進」等等。警方的規定每天都在變,直到她與警方協調使用她親自畫的「數字證」,方便警察辨認才解決了問題。但「誰能領證」這個問題,也引發了新的爭議。「確實給人有一種階級的感覺。」她說。

「運動裏面,背負罵名的人是我,承擔門禁進出限制的的決策是我。」她說,糾察做很多事會被人罵,第一線總不風光,但這種工作總有人做。

「不管什麼運動,我永遠不是在指揮車上喊,我永遠是在下面讓這條遊行隊伍可以順利前進的人。」

318運動期間,一天之內要開四個會議,除了議場內各組派代表出席每天工作例會,還有聯席會議,將所有團體拉到立法院外的社運團體「勞工陣線」辦公室開會。另外,還有九人決策小組被授權決策突發事件。 制度設計上看似民主,但她說,在實際層面上不可能完美運作。

「退場」是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經驗,她到開聯席會議代表糾察組出席,發現竟然在討論退場,她只被告知從兩個退場時間選一個,而不是「要不要退場」。回到議場已經是晚上十點,「我下面有80個糾察,守了這麼久,什麼資料都沒有,要我說服糾察根本不可能。」

隔天,她在聯席會議上大罵:「你們把人當做什麼?你們要去外場溝通,是要跟他們說我們不是來溝通,是來宣布的嗎?」雖然她明白,聯席會議並非民主設計的問題,而是實際在召集開會的操作是有困難的,當時仍有滿腹不諒解。

「我只能說,沒有人想故意放棄群眾,但是那些秘密說出來,會有更多人受到傷害。」她表示許多真相細節就不便告了。

門裏,照不到光的角落

黃燕茹說,自己承受的傷害更多「是人際關係上面的。」 黃燕茹曾經歷夥伴突然的發出退出組織聲明,雖然接受到對方的理由,在當時情緒上頭還是不大能承受諒解。參與運動三年,她逐漸感受到,對人的信任在政治當前,是會一夕崩解的。

談起那些人與人關係中的秘密時,她在桌上眾多的「門卡」中,她選了張高聳且緊閉的紅色古門。

「這個門很厚重,他等於是一道秘密,」她拿着牌說。大家總會認為,在政治目的還沒有達到的時候,為什麼要清算這些東西?為什麼要挖這些東西?「在國民黨還沒倒之前,或在運動目標達成之前,為什麼要去談這些(秘密)。」對照先前抽到的「船」卡,卡片上厚重的門傳達了給她他有一種卡在門口,進退不得的感覺。

「那門裏面會有什麼呢?」

「骯髒齷齪的東西。」

議場,318反服貿運動的核心戰場,內部充斥着媒體、工作人員、政黨人士,一舉一動都被看在眼裏,相對於第一晚的衝撞,兩三天後,場內也因應長期備戰需求而產生了「秩序」,空間裏的權力架構肅然成型。每一個崗位上的人在現場盡力保守、服從的「默識」,維護着運動的形象。然而,權力內部摻雜的「公私不分」的成分,也透出私人濫權的縫隙。她所指的,就是許多為了運動而「不能說破」的事。

她不喜歡一種時刻。會議開到一半,男性成員起身去戶外抽煙,或上廁所,回來後討論事項竟就得出了結論。「我很憤怒,他們在會議桌上不談,」她堅定的說,「回來我還是叫他們把所有內容報告一遍。」而男女權力不對等,同樣反映在決策地位上。

「是很父權,」黃燕茹觀察,女性必須具備柔軟的性格,或是成為男性的輔佐,才可能晉升到某個能見位置。「但對社會運動的進步價值觀來講,不對啊,」她上揚了語氣。這也正呼應太陽花當時台灣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對女性權益的呼籲,阻止運動中各種性別歧視與汙名,以及決策與曝光的女性比例相對少。

而那些性別叢裏,情慾也跟着流動。她說,「所謂私事就是公事,私事都會影響到公事」。情感上的盤根錯節,對她來說是另一層「秘密」。情侶分手後難做朋友,「但是在同一個team裏面互相不說話,會不會影響到運動?會啊!」她苦笑。至於自己私人感情她不願多談。

她眼中更在意的污點,是情感薄紗下潛伏的性暴力問題。朋友口中得知,有些男社運分子曾在親密關係裏毆打女社運分子,有時傷害嚴重到需要送醫。為此,黃燕茹聯合一些女性受暴者,在半封閉的社交網站上指名批判那些施暴人士,甚至也揭露了自己一年多前曾經在男女關係中的受暴經驗。但那些醜聞得不到發聲,就像被「搓掉」一樣,同樣成了不能說的秘密。

無論哪一個空間,性別的「秘密」仍揮之不去。現在,她與另一名台灣知名社運人士交往,出席台獨運動人士的聚會場合。「有些人跟我講,記我男朋友的名字就好,你的名字不要記,」她說,還有會議桌上也出現過性別不友善的驚人語彙。

「是不是很像爆料大會啊?」她笑着反問記者。

傷害,沒有眼淚

燕茹依着提指示,彩繪代表着傷害的面具。面具上有綠色的藤蔓,代表了希望和生命,天空藍底色,是她期許自己的內心能夠逐漸趨往寧靜,不被外在所影響;嘴巴的藤蔓,還有封閉的嘴,透露着,那些不許說出秘密,是為了他人着想。至於難過、痛苦的記憶是滾燙的鮮紅色,從象徵無情的黑色眼眶中不斷滿溢出來

今年七月,台灣反課綱學生林冠華自殺。同樣幫忙反課綱運動的燕茹,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時間裏,竟然喪失了感覺。「這也是我覺得不好的事,我發覺自己已經對死亡,逐漸的麻木。」

她說,過去台灣勞工運動中也死了很多人。經歷過工會幹部跳樓自殺,「可是那關注度,就是沒有,社會不會在意啊。」她說,過去在運動中她有「憤怒」,例如大埔運動受災戶張森文先生自殺時;或者她率眾衝擊總統官邸時。但那種憤怒現在已經消失了,她部分的生命好似也一起跟着逝去了。

「感覺」曾經是她認為維繫運動的最大動力。但現在,所有思考變成了「策略」優先,連人的逝去都無法再撼動她。一如她畫的面具,雙眼的部分很黑,眼神無情,完全喪失了生命感。

與運動夥伴關係的傷害也一樣。今年六月,她到民進黨青年部擔任選舉專員,一些社運夥伴,對她到別的陣營工作頗不諒解,「批評有如滾滾洪水而來」,包括親密關係跟着撕裂、對人的信任度降到最低。

「當信任度被破壞時,沒什麼好保護的,我就沒什麼好care,」她語氣表露失望。但她接着說:「很多朋友安慰我說,人心本來就是險惡的,不用太在意批評的聲音,但是,我如果拖着這樣對人的信念,要怎麼相信社會能夠更美好? 」

( 本次採訪由具有「藝術治療師」資格的「阿凱」提供諮詢及協助,謹此致謝。)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