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端傳媒台灣運動傷害專題，訪談了318反服貿（太陽花）運動中，居於不同「戰鬥位置」的四位參與者。在藝術治療師顧問的協助下，借助「藝術治療」的「途徑」，使用兩副牌卡，與一張空白的面具。
請受訪者挑選一張或多張牌卡，說明挑選的理由，藉着圖卡的提醒，回顧自己與一年前事件的廣泛連結。再透過「畫面具」這樣簡單卻直接的方式，投射出內在較不容易被人見到的那一面。採訪技巧的說明，詳見「太陽花的傷口，癒合了沒有？」。
「三、二、一！」她從山丘上一躍而下，站在正好擋住拖板車前進工地的位置。看着正面的來車，眼前突然一片黑。看清楚的時候，她已經被人摔倒在地，背後被補踹了一腳，然而疼痛卻是從下方襲來，她右膝在石子道路上摩擦出血。
2013年5月，她在苑里「反瘋車」，這是一場反對跨國集團風力發電設施侵擾民居的運動。在這場運動裏，這樣的場面天天上演。
同樣的運動中另一次，在田埂間的產業道路上，她與夥伴為了阻攔車輛通行，脖子上以鐵鍊將大夥鎖在一起。前來的警方將鐵鍊剪斷，將他們一個個拖上警車。她的脖子被狠狠勒住，左手臂內側也因為鐵鍊纏繞，整片是血痕……
站在第一線，她才感覺自己活着。
從「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投身從事社運，黃燕茹當時正在念輔仁大學社工所。因擅長畫漫畫，在組織裏擔任美宣的角色。2012年12月底，「全國關廠連線」在總統官邸前的行動，是她第一次「衝」的經驗。
「工運裏，警察每一場都跟行政院一樣打，我親眼看着一些老工人在我面前被繩子勒着喉，那是一個下雨的夜晚，配上記者的閃光燈，警察每一次打下去，都像是影格的連環動作。」
黃燕茹自稱是那種總是想要保護別人的人。國小立志當名社工，但讀了社工系後，又對社工「專業」產生了質疑，本着「基層」弱勢的關懷，她走入社運的世界。走過華光社區反迫遷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苑里反瘋車、太陽花運動，數不盡的第一線位置上 ，都看得到她嬌小而堅定的身軀。
不過三年前，黃燕茹和其他愛漂亮的女學生一樣，每天化妝出門、自在享受生活中的娛樂。還曾因在臉書放上社運前後的自拍對比被網友瘋傳。在《蘋果日報》的專訪文裏，她成了「衝組女神」。但現在，她在身上累積了大大小小的社運傷口。
「對於還在做社會運動的人來說，不能講的傷害才是最可怕的。」
去年3月18號凌晨，「反服貿」的群眾衝進立法院議場，立法院外圍大批警力駐守，場內擠滿了人群。領導運動的林飛帆站上主席台，對着各個入口叫到：「編號一號門的請舉手！二號門！三號、四號……」尋找到自己的「戰鬥位置」，攀附着捆綁好的椅子與桌子，群眾門內層層堆疊，與門外的警群推擠對峙，縫隙間狂亂揮舞着的手與棍。
議場內一樓四周環繞着八道門，警察往哪裏攻堅，人群就會往那邊防守。黃燕茹回憶，自己當時守在3號門旁，空擋時來回各門提醒第一線注意事項。議場內一共感受了4次警方的攻堅行動，瞬間力道衝擊1、2號門，接着是3、8號門，一陣混亂當中，陳為廷高喊「5、6不能亡！」。
四、五千人在外場靜坐支持，在確立長久佔領的情勢後，場內的社運夥伴開始分工，「我熟悉的是前線，八個門現在的狀況怎麼樣。」黃燕茹說。
她來自「衝組」
「我是『衝組』出生的，大家對我的認知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論述能力啊，」談到自己衝組的地位，她這樣說。但一如他的碩士論文《拼湊家的圖像》中所言，她在運動中彷彿是「依循自己過往的經驗而長出自己的位置」。
前線的熱血光芒，反射出他自小從家庭問題中，養成習慣與「混亂」為伍的性格。「到底是混亂生成了我們，還是我們生成了混亂，」她曾問自己。
燕茹身上充滿繪畫才華。過去是業餘漫畫家的她，曾在筆下劃過每一場經歷的運動事件，與運動中的人像，但從沒想過自己會站在第一線。
「有些人會認為我們是『腦殘』衝組，」她說，大多的運動她是被「一通電話」call去「支援前線」，而非參與決策。有時甚至有人跟他約一個地點，下一秒就和他說『等下要準備衝了』。她知道運動中有些人會認為衝組的價值就只是執行衝撞，衝組成了運動裏的最基層組織。
「我沒有想轉型，因為不是身為衝組的錯。」
實戰中累積來的經驗，提煉出那些衝撞的細緻藝術。大型陳情抗議現場，面對警隊包圍，如何擺出安全姿勢，面臨各種戰況如單兵作戰、團體戰、突擊戰，相應什麼樣的法律刑責，決定了如何「臨場反應」。而在衝撞策略與議題影響力的綜合考量下，更需要第一線的「政治判斷」。
關於衝撞的「底線」，她說，近來出現有一種「傷口是衝組政治施壓的累積」的論調，讓肉體的傷口賦予議題能見度，她會告訴其他衝組，以「避免受到不可回復性的傷害」為原則。她也會提醒其他衝組，「小心，別被切割。」也就是避免獨自面對國家暴力與司法追訴。
318運動中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依據專長各司其職，有人做宣傳、設計網宣，有的寫論述。她想起也有很多懂論述的人，在真正的「戰場」上反而不知所措，在危險的地方面容呆滯。她曾經大叫：「把他抓回來！」硬生生把那人塞進計程車。現場不是人人都知道如何應對進退。那些在大結構裏負責衝撞的人，他們與運動中的其他角色同等重要。
當面臨到一場運動擴大化，更多跨行業跨專才的成員加入了一場運動，運動各環節各司其職，結構逐漸拉大，卻面臨到衝組因為產生不出論述專司行動而被說「腦衝」，但這背後的文化資本落差卻不被重視，「衝組似乎就像是夜晚的尿壺」。衝組資源很少，較難自主發起行動，她說，「如果只是運動判斷的不同，結構問題不去面對，就怪罪衝組皆無腦，這是一種偏見。」
各個組織內的「衝組」也在318的運動中找到彼此。像「台北衝組平台」、「台北衝組聯盟」一類的網路群組，包含有不多運動的成員，自己生成一股互相支援的力量。
糾察守不住的那道門
雖然出身「衝組」，黃燕茹在318裏擔任的是「防守」的糾察。她的運動傷害首先來自這角色。
為了顯影那些感受，她在端傳媒訪問時在象徵着運動傷害的「藝遊卡」中，隨心選了兩張牌，一張是在浪淘洶湧的大船，一張是暗色調的岩盤畫像。
第一張牌「具象化」她的傷害，那艘大船是自己，下方每一個波浪有如別人的手，想要抓住船，讓船沉下去。另一張，她選的是「色調」，陰冷的感覺又很生硬，傷害有如「岩盤」一層一層堆疊。「這塊是黑的，代表着裏面有很多東西，不容易被講出來，符合我對運動傷害的感覺。」
當時，議場內外有許多糾察系統，黃燕茹擔任的是議場內一樓的糾察組長。負責警察協調和醫療團隊量體溫。但他們仍要執行「辨識身份」的環節才能放人入門，引發想要進入的人士不滿。她說，大家認為進出的管制，例如打開背包檢查等措施都是糾察決定，「但執行的當下我們其實很困惑。」當時她忍住了許多謾罵。
「但並不是我們說的算，糾察是議場結構最末線，」她說。有些糾察會從結構底層去「撐開」這個身份限制的空間。佔領早期，進出看學生證，但有些糾察覺得不合理，還是會放行些社會人士進場。
「這很難和別人講，因為會被解釋成議場內的鬥爭。」
議場不能放行太多人，還有『容量』問題。白天站着可以多達兩百多人，夜晚躺下來只能躺到一百五十人，為控管吸氧量的暴增，她認為必須控管。
同時，她也需要與警方溝通進出的規範，那時警方有許多方式，例如「一個人進換一個人出」、「（場內）只出不進」等等。警方的規定每天都在變，直到她與警方協調使用她親自畫的「數字證」，方便警察辨認才解決了問題。但「誰能領證」這個問題，也引發了新的爭議。「確實給人有一種階級的感覺。」她說。
「運動裏面，背負罵名的人是我，承擔門禁進出限制的的決策是我。」她說，糾察做很多事會被人罵，第一線總不風光，但這種工作總有人做。
「不管什麼運動，我永遠不是在指揮車上喊，我永遠是在下面讓這條遊行隊伍可以順利前進的人。」
318運動期間，一天之內要開四個會議，除了議場內各組派代表出席每天工作例會，還有聯席會議，將所有團體拉到立法院外的社運團體「勞工陣線」辦公室開會。另外，還有九人決策小組被授權決策突發事件。 制度設計上看似民主，但她說，在實際層面上不可能完美運作。
「退場」是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經驗，她到開聯席會議代表糾察組出席，發現竟然在討論退場，她只被告知從兩個退場時間選一個，而不是「要不要退場」。回到議場已經是晚上十點，「我下面有80個糾察，守了這麼久，什麼資料都沒有，要我說服糾察根本不可能。」
隔天，她在聯席會議上大罵：「你們把人當做什麼？你們要去外場溝通，是要跟他們說我們不是來溝通，是來宣布的嗎？」雖然她明白，聯席會議並非民主設計的問題，而是實際在召集開會的操作是有困難的，當時仍有滿腹不諒解。
「我只能說，沒有人想故意放棄群眾，但是那些秘密說出來，會有更多人受到傷害。」她表示許多真相細節就不便告了。
門裏，照不到光的角落
黃燕茹說，自己承受的傷害更多「是人際關係上面的。」 黃燕茹曾經歷夥伴突然的發出退出組織聲明，雖然接受到對方的理由，在當時情緒上頭還是不大能承受諒解。參與運動三年，她逐漸感受到，對人的信任在政治當前，是會一夕崩解的。
談起那些人與人關係中的秘密時，她在桌上眾多的「門卡」中，她選了張高聳且緊閉的紅色古門。
「這個門很厚重，他等於是一道秘密，」她拿着牌說。大家總會認為，在政治目的還沒有達到的時候，為什麼要清算這些東西？為什麼要挖這些東西？「在國民黨還沒倒之前，或在運動目標達成之前，為什麼要去談這些（秘密）。」對照先前抽到的「船」卡，卡片上厚重的門傳達了給她他有一種卡在門口，進退不得的感覺。
「那門裏面會有什麼呢？」
「骯髒齷齪的東西。」
議場，318反服貿運動的核心戰場，內部充斥着媒體、工作人員、政黨人士，一舉一動都被看在眼裏，相對於第一晚的衝撞，兩三天後，場內也因應長期備戰需求而產生了「秩序」，空間裏的權力架構肅然成型。每一個崗位上的人在現場盡力保守、服從的「默識」，維護着運動的形象。然而，權力內部摻雜的「公私不分」的成分，也透出私人濫權的縫隙。她所指的，就是許多為了運動而「不能說破」的事。
她不喜歡一種時刻。會議開到一半，男性成員起身去戶外抽煙，或上廁所，回來後討論事項竟就得出了結論。「我很憤怒，他們在會議桌上不談，」她堅定的說，「回來我還是叫他們把所有內容報告一遍。」而男女權力不對等，同樣反映在決策地位上。
「是很父權，」黃燕茹觀察，女性必須具備柔軟的性格，或是成為男性的輔佐，才可能晉升到某個能見位置。「但對社會運動的進步價值觀來講，不對啊，」她上揚了語氣。這也正呼應太陽花當時台灣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對女性權益的呼籲，阻止運動中各種性別歧視與汙名，以及決策與曝光的女性比例相對少。
而那些性別叢裏，情慾也跟着流動。她說，「所謂私事就是公事，私事都會影響到公事」。情感上的盤根錯節，對她來說是另一層「秘密」。情侶分手後難做朋友，「但是在同一個team裏面互相不說話，會不會影響到運動？會啊！」她苦笑。至於自己私人感情她不願多談。
她眼中更在意的污點，是情感薄紗下潛伏的性暴力問題。朋友口中得知，有些男社運分子曾在親密關係裏毆打女社運分子，有時傷害嚴重到需要送醫。為此，黃燕茹聯合一些女性受暴者，在半封閉的社交網站上指名批判那些施暴人士，甚至也揭露了自己一年多前曾經在男女關係中的受暴經驗。但那些醜聞得不到發聲，就像被「搓掉」一樣，同樣成了不能說的秘密。
無論哪一個空間，性別的「秘密」仍揮之不去。現在，她與另一名台灣知名社運人士交往，出席台獨運動人士的聚會場合。「有些人跟我講，記我男朋友的名字就好，你的名字不要記，」她說，還有會議桌上也出現過性別不友善的驚人語彙。
「是不是很像爆料大會啊？」她笑着反問記者。
傷害，沒有眼淚
燕茹依着提指示，彩繪代表着傷害的面具。面具上有綠色的藤蔓，代表了希望和生命，天空藍底色，是她期許自己的內心能夠逐漸趨往寧靜，不被外在所影響；嘴巴的藤蔓，還有封閉的嘴，透露着，那些不許說出秘密，是為了他人着想。至於難過、痛苦的記憶是滾燙的鮮紅色，從象徵無情的黑色眼眶中不斷滿溢出來
今年七月，台灣反課綱學生林冠華自殺。同樣幫忙反課綱運動的燕茹，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時間裏，竟然喪失了感覺。「這也是我覺得不好的事，我發覺自己已經對死亡，逐漸的麻木。」
她說，過去台灣勞工運動中也死了很多人。經歷過工會幹部跳樓自殺，「可是那關注度，就是沒有，社會不會在意啊。」她說，過去在運動中她有「憤怒」，例如大埔運動受災戶張森文先生自殺時；或者她率眾衝擊總統官邸時。但那種憤怒現在已經消失了，她部分的生命好似也一起跟着逝去了。
「感覺」曾經是她認為維繫運動的最大動力。但現在，所有思考變成了「策略」優先，連人的逝去都無法再撼動她。一如她畫的面具，雙眼的部分很黑，眼神無情，完全喪失了生命感。
與運動夥伴關係的傷害也一樣。今年六月，她到民進黨青年部擔任選舉專員，一些社運夥伴，對她到別的陣營工作頗不諒解，「批評有如滾滾洪水而來」，包括親密關係跟着撕裂、對人的信任度降到最低。
「當信任度被破壞時，沒什麼好保護的，我就沒什麼好care，」她語氣表露失望。但她接着說：「很多朋友安慰我說，人心本來就是險惡的，不用太在意批評的聲音，但是，我如果拖着這樣對人的信念，要怎麼相信社會能夠更美好？ 」
( 本次採訪由具有「藝術治療師」資格的「阿凱」提供諮詢及協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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