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傘後一年，論斷成敗或許尚早，卻是檢討經驗的時機。一場歷時79天的大型社會運動，值得端詳反思的地方不勝枚舉，近日各界亦陸續開展不同方向的檢討，從運動策略、溝通機制、應否退場、和平還是勇武抗爭，到佔領者與市民關係、警民關係、公民社會的後續發展等等。藉此時機，端傳媒邀請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議題聚焦討論，希望透過文字交鋒，令彼此論點得以充分辯證，深化檢討。

雨傘運動是香港人的光榮，絕非戲言。運動期間，香港人展現了前所未見亟欲參與改變的氣魄、意志及意願，傘運前恐怕世上無人能想像得到：香港人竟然如此堅毅不屈。然而，運動中後期，「公民抗命，無畏無懼」以外，多了「以武制暴」的路線提倡，也在後來被多番詮釋，與建國大夢、武力革命等路線被視為理念相通的倡議。陳健民教授《革命的誘惑》一文提出了革命論在香港的種種限制，30年的民主運動，在北京8．31的大閘前似乎無路可進，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檢視所謂革命呢？以武制暴此際是否可以為人民充權（empowerment）？公民抗命又是否窮途末路？傘起傘落之後，革命又是否唯一出路？

以武制暴的出現，確實是雨傘運動中後期面臨種種政府策略拖延、警暴不止、內部焦慮下的反彈。部分抗爭者認為在警察暴力面前，必須「還拖」（還手），施予顏色。「以武制暴」，似乎是面對政權警察聯手，抗爭者無計可施下被逼出來的產物。其時十一月旺角山東街清場後，屢屢可感受到抗爭者與警察互相仇視的氣氛。抗爭者為了保護自己及其他人，提出我們必須「以武制暴」，制止警察的暴力。但在部分抗爭者而言此一為己為戰友的良善立心，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都被憂慮此倡議將破壞和平運動的言論所淹沒。後來光復行動，踢篋阻嚇大陸遊客／水貨客就被視作為勇武有效的例子，在社會中為人爭論一番，例如認為勇武如果只是威嚇他人，只會令人卻步，難以擴大支持陣營，換來一翻左右膠港豬的標籤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