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灣拿革命廣場的標誌是高聳的革命塔，下方是獨立戰爭領袖何塞·馬蒂的雕像。通常這裏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發表激情澎湃而又令人不堪承受的馬拉松演講的地方，而「革命教皇」的位置顯然不宜剛剛到訪古巴的天主教教宗。9月20日，備受景仰的教宗在此為上萬名古巴信眾主持彌撒大會。他的演講壇，設在廣場的另一端，便是古巴的革命圖騰和「景點」──內務部外牆上用金屬做成的哲古華拉肖像。
古巴人喜歡假設，「假如哲古華拉活著會怎樣？」革命廣場經常舉辦紀念他的活動。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兄弟的演講成千上萬次出現哲古華拉的名字。少先隊員的口號更是重覆億萬次─——「我們像哲古華拉一樣。」
然而這一次，數十萬人的集會竟然不再出現哲古華拉的名字。哲古華拉從內務部外牆上默默注視廣場上這位不速之客，以及蜂擁前來膜拜他的人──而人們的視線也難免被他佔據，他們難免再次發出那個疑問：「假如哲古華拉活著會怎樣？」
或許哲古華拉死在了革命最恰當的時候，而菲德爾今年已近八十九歲，比他溫和實用得多的弟弟勞爾僅僅小他五歲。古巴人經常發出另一個更迫切關係他們命運的疑問：「假如菲德爾去世會怎樣？」更複雜的是「假如勞爾比菲德爾先去世會怎樣？」古巴至今仍四處可見菲德爾·卡斯特羅和查韋斯的會面合影，但是這位拉美革命領袖接班人卻早早去世了。
古巴人現在在密切關注年輕一代的領導層，其中55歲的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Díaz Canel）被很多人猜測為未來的接班者，人們認為新一代的領導人必定會採取更靈活的政策順應時變。
從保羅二世到方濟各，教宗成為促成古巴變革的關鍵人物。此次古巴之行，我還去過聖塔克拉拉、聖斯皮里圖斯、以及一些沿途小鎮。教宗方濟各的海報無處不在，似乎教宗來訪本身就已構成一個節日。教宗的肖像被官方廣為印製、發放及張貼，看上去有點中國年畫的意思。
在聖斯皮里圖斯街頭，我見到有趣的一幕：在CDR（保衛革命委員會）一個街道社區辦公處牆外就貼著教宗肖像海報。CDR是古巴政府的維穩利器，功能相當於中國大陸的「朝陽區人民群眾」，是官方組織和控制的「民間志願組織」。 CDR承擔一些類似大陸「居委會」的工作，成員不領工資，但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面可能會得到一定好處。CDR最重要的職能是監視。古巴沒有建立電子監視的網絡系統（或許這太昂貴了），只能靠CDR的肉眼。儘管街上偶爾還能見到幾個CDR群眾走來走去，但這個古怪的工作似乎已經過時了，據說沒人理會他們。在過去，如果你偷去教堂，可能會遭到CDR告發，從而丟掉飯碗。但現在，迎接教宗（例如負責張貼海報）成了百無聊賴的CDR的一新任務。
保衛教宗就是保衛革命？古巴的社會革命事業，有了全新的定義。
少時需就讀耶穌會學校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在革命成功後逐步取締宗教：天主教、新教、猶太教在古巴幾近覆沒；本土的桑迪利亞教（Santería）也在共產主義嚴厲打擊之列。但卡斯特羅的革命成功，卻要感謝兩人：一名神父和一名教徒。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羅在聖地亞哥發動攻擊蒙卡達兵營的行動。行動失敗，卡斯特羅被捕，面臨極刑。但聖地亞哥德高望重的神父佩雷斯·希蘭德斯籲請政府槍下留人，他疾呼「血已經流得夠多了！」卡斯特羅被判15年徒刑，兩年後時任總統巴蒂斯塔大赦，卡斯特羅得以出獄，捲土重來。
1956年，年輕的天主教徒安東尼奧·埃切貝里亞創辦了夏灣拿革命總部，並於1957年3月13日向總統府發動圍攻。總統府如今是格蘭瑪（Granmas）革命博物館，裏面的樓梯和牆上，仍有很多1957年暴動留下的觸目驚心的子彈孔。博物館向參觀者展示了巴蒂斯塔當時倉皇逃走的秘密通道。埃切貝里亞等人被射殺，大學生的軍事行動失敗。陪同我們參觀的古巴朋友奧斯卡說，古巴人也經常假設，「如果當時大學生成功抓住了巴蒂斯塔會怎樣？如果是埃切貝里亞上台，這名天主教知識份子又會給古巴帶來什麼？」
卡斯特羅的政權已統治古巴長達56年，古巴人難免陷入無窮無盡的歷史假設之中。
拉丁美洲有「解放神學」傳統，背著槍的神父，乃是古巴電影以及海報的經典形象。教宗的來訪，也令人追溯天主教與革命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糾結。
夏灣拿有一個著名的官辦Live house叫Maxim， 門口電線桿上也貼著教宗海報，20歲左右的搖滾樂迷佩德羅指著教宗海報笑說：「Pope Francisco 是來古巴收編桑迪利亞的。」
這句玩笑話有嚴肅的背景。不了解古巴本土宗教的外國人（尤其是新聞媒體人士）很容易將古巴的宗教問題簡化為共產主義與梵蒂岡的關係，簡化為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和宗教意識形態之爭。但事實上，桑迪利亞教在古巴民間地下一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即便是共產主義政權也難以抹殺，因為桑迪利亞教源於古巴的非洲血緣，對它的壓制容易危及種族平等原則。
桑迪利亞、阿瓜巴秘密社團、帕羅神社是古巴三大非洲根源教派，相同之處是：都源自西非奴隸，都不與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其他宗教衝突。受天主教教化的奴隸慶祝天主教節日的同時，也慶祝他們自己神秘的多神教，這是在美洲頗為普遍的宗教fusion。有趣的是，古巴華人社會也曾將關公和觀音與古巴本土宗教相融合。
因此，在統計和探討古巴天主教發展的時候，不能忽視以桑迪利亞為首的本土宗教基礎，桑迪利亞教徒很多同時也是天主教徒，儘管有的可能不是那麼嚴格意義上的。人們在探討古巴問題仍然容易以過時的冷戰思維，將之簡化為一齣「天主教 V.S.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肥皂劇。
夏灣拿的桑迪利亞教徒有不少也盛裝上街迎接教宗。在夏灣拿舊城：桑迪利亞教的氣息無處不在。假如你看到廣場公園老樹下，蒼蠅正在飽食腐爛的鴿子，請別抱怨清潔工人不作為，因為那是桑迪利亞教徒留下的祭品，不宜太快被清理；假如你看到身著一襲白裙，一手抱著同樣身著白裙的洋娃娃，一手舉著白傘的黑膚女士坐在廣場的樹蔭下，請不要貿然上前扔硬幣，桑迪利亞教並不是一種被觀光化的宗教古董，它依舊滲透在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新入教的教徒在第一年必須天天穿白衣。
古巴老一代華人應該對桑迪利亞教再熟悉不過，中國城旁邊就有一座桑迪利亞教堂──卡里達教堂，裏面供奉著把八個桑迪利亞的orishas神，而外面則貼著教宗方濟各的海報。
販賣革命、將革命遺產觀光化、轉化為消費品，是古巴旅遊業的一大特徵。
那些過時的革命書籍、報刊、海報、明信片、郵票 、徽章被回收利用，以滿足遊客的獵奇心理。而哲古華拉儼然是永恆的名譽旅遊部長，為古巴繼續賺取外匯。
夏灣拿最古老的廣場軍事廣場（plaza de Armas），有一個迷人的二手市場，販賣二手革命遺產。市場邊角上有一個神廟，那裏是夏灣拿建成的標誌：1519年，西班牙人在一棵木棉樹下（這棵樹後被颶風拔去，現在這棵是後來補種上去的）舉行了夏灣拿第一次彌撒。但在如此神聖的天主教聖地門口，一名戴著五角紅星軍帽的中年婦女，擺攤兜售革命游擊戰士軍帽，她在午後的烈日下沖遊客吆喝：「哲古華拉！哲古華拉！」
英雄，已經不是用來歌頌，而是被用來吆喝的。
而教宗，也難免成為旅遊出賣點。教宗的駕臨使夏灣拿的旅遊旺季提前了，主教大街是夏灣拿最繁華的旅遊步行街，教宗的海報貼在沿街的櫥窗上，櫥窗裏是時髦的女士內衣以及阿迪達斯和彪馬運動鞋（美國品牌耐克肯定將隨著古美建交而快馬殺到）。街頭藝人也利用了教宗這一商機，貼上一張教宗的海報，把教宗當作自己的背景，再用小號吹奏一曲爵士名曲Summer Time。
軍事廣場的二手革命遺產攤檔中，赫然出現1998年保羅二世來訪時的舊徽章，古巴居然也有了供遊客緬懷和消費的「天主教遺產」。17年過去，天主教在古巴進一步生根，而卡斯特羅又老了17歲。
而17年，新一代人又成長起來。我在古巴見到的朋克樂手，最小的是17歲。我問了很多朋克樂手，沒有一個對教宗的來訪表現出興趣。
朋克歌手兼吉他手桑托斯被問及教宗時笑說，「Pope is fat!」他表示，「教宗為古巴做了很多好事，但他還是一個胖子。」
而另一位朋克歌手兼吉他手何塞更令人咋舌，「Fuck the Pope!」他說：「我不相信宗教，也不相信革命。」
在宗教與革命之外，還有更稀缺的東西有待古巴年輕一代去爭取，那就是自由——個人選擇的自由，消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最基本的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多數古巴人仍然不習慣面對攝像機談論政治，好在還有這樣無所顧忌的朋克樂手勇於表達自己。
他們同樣熟悉那句歌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