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松代筆記三

白米騷動:日本農業的宿命

香港有大學教授早前說本地農業不足本地生產總值的1%,謂搞農業不如搞動物園云云。日本的經驗卻是九十年代當農業的生產總值只佔全國2%,農業生產、自給率等議題討論仍然是頭等大事。


日本藝術家霜鳥健二在大地藝術祭的作品。攝:Nicole Tung/端傳媒
日本藝術家霜鳥健二在大地藝術祭的作品。攝:Nicole Tung/端傳媒

1994年,平成6年,春天。

日本發生了戰後幾十年都未曾發生過的白米短缺。大城市的超級市場、百貨公司、販米店等門外都大排長龍。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市民,聽到新聞說政府為了應急而從泰國、澳洲、中國、美國加州等地運到的白米發現有發霉變色等狀況,有的甚至晨早六點便到店外開始排隊,等候購買糧倉藏量幾乎見底的國產米。在日本這個白米自給率歷年均超過百分之一百的國家來說(即白米產量高於消費量),平成6年春天這個情況,與其說是罕見,不如說是巧合,難怪有論者不無諷刺的稱為「平成米騷動」(Heisei Rice Riots)

若把時間再往前推幾年,由八十年代末開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美國等主要農業出口國對付完歐洲的農業及食物保護政策後,矛頭便開始直指日本。除了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其眾多種類食物的入口關稅和相關的限制,其中一項最觸動輿論及普羅大眾神經線的,就是要求日本開放大米市場,又或者,至少容許其他國家的大米入口。為甚麼這要求會特別觸動神經線呢?這需要由日本的糧食規管制度及法律入手。

日本農業的格局,即農民的農產經合作社賣給食糧局作中央分配,在四十年代已奠定雛形。

日本現代糧食體制的出現,一般都認為源於1918年於富山縣魚津市燃點起的「米騷動」(Rice Riots)。事態以大規模的拘捕及檢控平息,這卻令日本政府開始思考如何確保國內糧食供應及價格的穩定。日本的各種農業合作社制度,便是當時政府為了由農村層面開始建立採購和流通系統而協助成立的。到二戰期間的1942,由於糧食供應日益緊張,「食糧管理法」(Food Control Law)正式實施,農民所有收獲的米,扣除配給量後只能賣給「食糧廳」(Food Agency),該局亦是唯一能銷售大米的單位,任何大米的出入口也只能由該局決定及執行。日本農業的格局,即農民的農產經合作社賣給食糧局作中央分配,在四十年代已奠定雛形。

二戰後日本的經濟奇蹟,當然影響着這個體制的發展與演化。全國農業組合連合會(簡稱JA)基本上成為了全國農民的政治代理,數目龐大的農業人口構成了JA的政治肌肉,而每年一度JA與政府談判國家向農民收購大米的訂價,便成了JA展示其政治力量的舞台,而整個農業體制的目標,也由保障食物供應和價格穩定,逐漸轉化為維護小農生計。

從另一角度看,農業與戰後執政幾十年、保守的自民黨,便多少交織出某種勾結的共謀關係:政府投放資源於收購農產、農村基建及福利,農民生活安定之餘又可投桃報李以選票回贈。這種政治關係便衍生了可能是日本獨有「半農半工」的農民形態:這種農民的生計由每年種植一茬水稻及別的非農工作組成,他們每年有部分時間(如冬季)到城市打工,投身工業經濟,到水稻生產的季節則高高興興地回家鄉種植水稻,按政府高水平的收購價出售稻米。故此當亞非拉等地區一般都是農村與城市平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日本則是反其道而走,由七十年代始至起碼九十年代,日本農村家庭的人均國民收入甚至超越城市家庭!換言之,稻米之於日本,除了具備符號、精神維度,其物質條件也高度繁複,環環相扣:有執政黨的政治利益、有農民半農半工的經濟模式、甚至有JA這個下接小農上接全球農產金融,too big to fail的政治代理。

稻米之於日本,除了具備符號、精神維度,其物質條件也高度繁複,環環相扣。

在日本的農村,JA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以筆者待過的松代為例,火車站一出來就是一個大型的JA穀倉,由松代開車到津南十日町等地方,又會經過什麼「漬物倉」、農機的「格納庫」、加工廠等,在鎮上見到合作社銀行、食品超級市場、JA的辦公室和農業資材館等。與個體小農戶介面,JA的業務便包括向農戶採購農產品、加工、銷售,供應包括農機、種子、幼苗、肥料、農藥等的資材,還包括社員生活如銀行、保險、教育、醫療等社福和互助的層面。從JA作為一個極龐大的科層組織來看,除了於農村層面與社會互動外,它本身也是個選票極多的政治力量,還有更重要的,它已成為了全球性的農企,投資不同地方的農業、貿易全球的農產品。這就將我們帶回94年的平成米騷動。

94年春天對日本來說是個百感交集的時候:統計上農業人口老化、口味上白米全日本吃得越來越少、政治上農業政治代表有多於實際農業人口之嫌(所謂over-represented)、公共財政上政府有意見希望開放市場引入更多進口貨,減少政府補貼、泡沫經濟爆破,餘不一一。93年自民黨歷史性失去多數黨地位,無巧不成話當年水稻失收,關貿總協定的自由貿易談判,在全地球農民越來越受壓迫的當下,給了後世一道需要深思的問題。

二十世紀初的米騷動促成了整個漫長二十世紀日本農業的保護及補貼機制,二十世紀末的米騷動,卻彷彿體現了原制度在新時代的格格不入。

談判中一個關鍵的爭論,是日本希望保護國內稻米農業,阻止國外廉價稻米進口,然而另外的經濟部門如汽車業和其他農產出口國卻要求自由貿易。日本怎樣辦呢,一方面當經濟其他部門已全面地也漂亮地與全球經濟結合,另一方面要求保護國產稻米,同時由於大米失收食物局需要到不同國家張羅以維持基本供應。平成年代的米騷動,這稱呼之所以帶有諷刺性,便在於此。二十世紀初的米騷動促成了整個漫長二十世紀日本農業的保護及補貼機制,二十世紀末的米騷動(雖然只有排長龍而沒有真正的破壞),卻彷彿體現了原制度在新時代的格格不入。

香港有大學教授早前說本地農業不足本地生產總值的1%,謂搞農業不如搞動物園云云。日本的經驗卻是九十年代當農業的生產總值只佔全國2%,農業生產、自給率等議題討論仍然是頭等大事;任何人都可以甚至嘲笑日本國民對國產米的固執,但卻無法否定和取銷他們拒絕吃混了加州米的白飯。沒有人知道若果完全減去日本政府的農業補貼,日本經濟是否便馬上跑贏全球;又或者,其農業也不能脫離對其他地區更下欄農業的剝削(如大額投資和消費巴西及中國大陸黃豆作飼料)。它的問題與其說是補貼太多影響國家競爭力,或者阻礙國民享受國外廉價農產,不如說是她以其當時超大的資本,建立了一個未知是否可持續的小農烏托邦,而毋須走以北美為例的資本密集同時也是政府高度補貼的大農企模式,也毋須要走小農被無情剝削甚至走上自殺絕路的第三世界模式。

在日本這個超級消費主義的國度,糧食竟然經歷了幾十年絕對的「計劃經濟」(甚至是「政治」經濟)

在松代看見鄰居的老夫婦,雖然兩口子仍然要每天落田,製作漬物,偶然送到散落日本不同角落大都市的兒女。粗活是粗活無疑的了,但起碼還有個農村家鄉,開門見到山,田間還有雀鳥青蛙鳴叫。JA是靠向這些農民和近年大增的副社員放債致富了,成了全球龍頭農企之一,向政府交稅的所有平民百姓,也實際上在其城市生活中補貼農村。九十年代之前,除了一部分從農民直到消費者的獨立買賣的「自由米」,白米這主糧幾乎是百分百的國家規管和專營,毫無市場可言。在日本這個超級消費主義的國度,糧食竟然經歷了幾十年絕對的「計劃經濟」(甚至是「政治」經濟)。她戰後的社會經濟發展,交出了一份自由貿易派經濟學者惡絕,關心第三世界和農業發展的進步知識分子豔羨的功課——三農的經濟表現和生活質素甚至跑贏城市人口。

拍成電影的話,日本農業這片將是悲劇/宿命感相當強:無論政府多年來對內以補貼及各種資本投放來規管和穩住生產,對外則挽狂瀾於既倒地堅持保護政策,但當農業人口平均年齡直迫七十、棄耕農地已達一百萬公頃、國民口味逐漸轉離白米的基本條件下,93年寒冷的夏季——該年水稻歷史性失收的主因——無疑六月飛霜,尤其凜烈和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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