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瓦解論」的首篇文章中，筆者引用了Weaver及Rockman兩位學者的著作（註一），指出政府表現是管治制度（institution）的質素及運作的結果。因此，在香港的瓦解中所看到的管治表現倒退，反映的就是香港管治制度的崩壞。
在眾多的管治制度中，以宏觀及憲制性的制度，對管治表現的影響最為深遠和重要。香港的瓦解所反映的基本現實是，在中國收回香港後，「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根本無法真正落實。考慮到中國本身的人治及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根本無法對自己的權力進行有效的約制，「一國兩制」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幻想。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收回香港是造成今日面對的瓦解的第一步，亦是最大的一步。
收回香港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錯誤，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錯誤。因此，中國不應在九七年收回香港的說法，並不同等於把中國完全排斥於香港未來的想像之外的本土派論述，因為這並非是單方面從香港的立場及利益出發的考慮，而對雙方也有利的決定。這個立場也並非是在支持港獨，只是指出在中國及香港的發展水平仍然十分懸殊的情況下，而單純從民族主義及革命熱情下強行統一，只會帶來一個兩者都不欲看到的結果。
更重要的一點是，從理論及學術層面出發，認為「一國兩制」可以成功，中國能有效制約自己的權力避免對香港的干預，若果並非一個一廂情願的自欺欺人的想法，也頂多是一場非常危險的賭博。
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當年收回香港的決定主要是要用香港來進行「一國兩制」的實驗，作出一個示範的作用，為收回台灣，統一中國作出部署。時到今日，我們已非常清楚，這個為統一台灣而作示範作用的實驗是個徹底的失敗，甚至對收回台灣帶來了不少的反效果和負面作用。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陰影下，中國及台灣之間的距離不減反增，兩者越走越遠。提出以上的問題，並非是事後孔明，而只是想指出收回香港完全達不到當初的目的，甚至適得其反。
最近的香港及中國的發展，似乎也支持了中國若從未收回香港，對香港好，對中國也好，一個可以達到雙贏的局面的說法。首先，近年在香港的本土情緒升溫，反水貨客及反自由行等運動，以至在「雨傘運動」中所凸顯的港人命運自主的精神，可以被理解為對中國過分干預香港、過分中國化的反感和反彈。事實上，香港從未出現大量的爭取回歸中國的聲音。在1980年代，中英雙方談判的時期，當時民間的最大共識是維持現狀。因此，中國強行「收回」香港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說法，而香港人自願「回歸」的說法，反而是帶有當權者事後塑造歷史的色彩。也為了這個原因，這篇文章全篇也用上「收回」的字眼，而避開了「回歸」兩個字。
在中國方面，環顧它今日的發展，很諷刺地，也出現了似乎不收回香港可以帶來更大的好處的跡象。例如，今天中國常常用「國家安全」作為原因，來否決香港實行不需要中央「篩選」特首候選人的真普選。中國也用頻頻用「外國勢力干預」等理由，多次針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我們姑且相信以上的理由均是真的，但也不禁使人費解為何一個已成為了中國一部分的香港，中國在香港的管治上有如此龐大的影響力下，香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反而比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年代還要大得多。若果是真的話，中國不收回香港，應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更為有利。
香港金融市場及經濟的獨立性大不如前
此外，中國正面臨自80年代對外開放及經濟改革後最嚴峻的一刻，在未能提升其經濟模式進入後工業化階段（post-industrial）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同時，由於多年來宏觀經濟管理的不善，樓房地產及地方債務泡沫又處於爆破的邊緣。連《經濟學人》雜誌也以「中國大崩潰」（The Great Fall of China，註二）作為最近一期的封面故事來贈興。最使人擔心的是今次面對的危機並非一般經濟週期的低潮，而是中國發展模式的崩潰，中國經濟奇蹟（China economic miracle）的幻滅。
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David Shambaugh，早在今年3月已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即將來臨的中國破裂」（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註三），預言了今次的危機。Shambaugh認為由於中國面對的是一場結構性的危機，並非時間可以把問題自行解決，而是必須進行制度性的改革，改革的範圍除了經濟之外，更必須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因為今日中國所面對的許多經濟問題，根本是由政治問題而引致，包括了貪汚腐敗，官商不分，權貴濫權等。
可惜，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我們看不到真心徹底改革的跡象。在中國經濟正進入史無前例的水深火熱之中，更凸顯了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及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的重要。然而，在香港已被中國收回下，香港的金融市場及經濟的獨立性及自由度已大不如前，面對當前的中國經濟危機，香港更可能自身難保。
中國未建立憲政主義
中國要收回香港，在中國大、香港小，香港的整體發展遠高於中國下，最使人擔心的就是發展較落後的中國會拖垮香港的發展，而人口較多的中國亦會主宰了香港人的命運。因此，鄧小平才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九七後的治港原則，以挽回港人的信心。可惜，要中國堅守以上的承諾，必然有憲法制度來支持，但在中國本身亦未建立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政治制度化低，政策跟領導人的喜好而隨意轉變，權力經常被任意濫用下，「一國兩制」慢慢便淪落為沒有約束力的政治空談。1997年守收回香港的決定，也成了香港治亂興衰的重要分水嶺。
（香港瓦解論系列之二）
註一： Weaver, R. Kent and Bert A. Rockman, eds. (1993) Do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Capa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ar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註二： The Economist. The Great Fall of China. Aug29-Sept4 Issue, p.9.
註三： 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