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歐洲難民危機

孔誥烽:大愛包容 抑或人道介入?

擺出大愛包容的姿態容易,在小布殊式的冒進莽撞和極左派主張千萬不可干預別國戰亂之間作出道德抉擇、負起終止衝突的國際責任,卻十分困難。

刊登於 2015-09-11

#歐洲難民危機#難民

難民等候巴士接載期間,一名小孩收到德國慕尼黑當地人贈送的禮物。
攝:Gordon Wetters/端傳媒
難民等候巴士接載期間,一名小孩收到德國慕尼黑當地人贈送的禮物。 攝:Gordon Wetters/端傳媒

幾幅遇溺難民小孩屍體衝上沙灘的照片,令歐洲民意大爲激動。年輕人帶着食物,舉出歡迎紙牌在火車站迎接抵步難民,一時大愛洋溢,溫情處處。政客抵不住民意洪流,也紛紛表示歐洲接收和幫助難民,責無旁貸。

這種由一兩張照片激動出來的大愛究竟能持續多久,很成疑問。若歐洲發生潛伏在難民内的伊斯蘭國人士發動的恐怖襲擊,民意肯定會出現大逆轉。到時歐洲對難民的熱烈歡迎,恐怕會消失得比出現的快。

難民危機已持續多年

敘利亞爆發内戰,至今已將近四年;敘利亞人民大舉出逃,也持續多時。但在今年之前,敘利亞難民多逃到鄰近的土耳其等國。這些國家開初念着與敘國難民文化背景相近,故此大開中門,救鄰舍於水火。但幾年下來,敘利亞内戰不斷惡化,難民潮有增無減,土耳其、約旦和黎巴嫩至今已一共收容了400萬難民。這些國家眼見安置難民將是曠日持久的負擔,於是硬起心腸,上年起開始關門趕客。仍留在當地的難民,受到越來越苛刻的對待。

區内國家不再接收難民,歐洲的普世價值人道主義者並無立刻主張開放歐洲門戶,而是向自家經濟也停滯不前的中東國家開火。例如國際特赦組織,便在今年6月發表報告點名譴責土耳其、約旦和黎巴嫩,要求他們再打開已經關上的大門,無限接收難民。

現在歐洲政府在湧到門前的難民和媒體帶動的群情洶湧下不得不表示願意接受難民,不少原本狠批歐洲政府殘酷不仁、處在政治光譜極左翼的評論人,也就開始轉移話題,批判歐洲政府收容難民只是治標不治本,主張解決難民危機應該從消滅危機的根源做起;而危機的根源,正是讓第三世界陷入貧窮戰亂的「新自由主義」和西方國家長期宰制中東的「帝國主義」云云。

中俄阻止國際社會介入敘利亞内戰的惡果

從難民危機的根源解決難民問題,說得很好。但造成難民危機的,其實並非抽象空洞,常常被用來解釋所有人類苦難的「新自由主義」或「帝國主義」,而是三四年前國際社會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用極殘酷手法對付阿拉伯之春起義的人民時的無所作爲。

2011年敘利亞的反對派在和平抗議被鎮壓之後,拿起武器揭竿而起。起初由俗世反對派組成的自由敘利亞軍在叛軍中佔主導地位,卻被獲得伊朗與俄羅斯支持的阿薩德政權以化學武器和重型武器清洗。鎮壓開始之後,阿拉伯聯盟、歐盟和聯合國都相繼發聲明譴責敘利亞政府的暴行。歐洲和阿拉伯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多次嘗試通過譴責敘利亞政府、對之實施經濟制裁,或將阿薩德政權的暴行交由國際罪行法庭調查審理的議案,為國際社會進一步介入阻止衝突升級開路。但所有議案,都被中國和俄國否決。

國際社會對敘國亂局無計可施,只好眼白白看着本來形勢不錯的叛軍被敘利亞政府軍剿殺。當戰局膠着之際,源自伊拉克的伊斯蘭國乘勢殺入敘利亞,閃電向疲憊的政府軍奪取陣地,更擠開了本來已經節節敗退的自由敘利亞軍,成爲叛軍的主力。敘利亞内戰,迅速蛻變成阿薩德政府與伊斯蘭國的對決。戰亂初起時國際社會因爲中俄的強力抵制,錯失了將衝突降溫的良好時機。現在敘國與伊拉克的内亂二合為一,局勢失控,俄國與中國要負很大責任。

不少人認爲伊拉克亂局,乃因美國武力介入推翻薩達姆而起;外力介入敘利亞内戰,只會重蹈美國侵伊的覆轍,亂上加亂。但實情是國際社會介入地區危機有很多模式。美國小布殊政府當年撇開盟友、不理聯合國和國際法而獨自在伊拉克亂搞以大亂告終,並不代表所有形式的國際干預都不會有效。1999年美國和歐洲合作,通過北約向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政府開戰,便成功令其新納粹政權倒台,結束了塞爾維亞軍對科索沃要求獨立的阿爾巴尼亞叛軍與及人民的屠殺。最後科索沃成功獨立,巴爾幹本島的局勢也穩定下來。

國際社會人道介入的成功案例

當年科索沃叛軍與塞爾維亞軍衝突升級,歐美眼看歷史上曾引發世界大戰的巴爾幹本島戰亂再起,認爲若不及早干預,便會爆發大規模難民危機,淹沒歐洲。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軍事介入巴爾幹危機,正是要及早在源頭解決問題,防止難民潮出現。這立場不單得到大部分中間偏左政黨支持,連不少左翼知識領袖,如Jürgen Habermas和年初離世的Ulrich Beck,也舉腳贊成。Habermas更在Die Zeit頭版刊登題爲〈動物性與人性:在法律與道德邊界之間的一場戰爭〉的長文,將北約軍事行動描繪為國際法下多國政府合作進行人道介入(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典範,亦是建造和平的「世界公民社會」(world civil society)和「多元秩序」(cosmopolitan order)之保證。

那時候西方輿論也不乏認爲科索沃戰爭是美歐藉故軍事東擴的帝國主義陰謀的意見,支持介入的左翼知識分子,更被極左派罵個狗血淋頭。但肯定的是,若當時北約沒有介入,科索沃危機將會一發不可收拾,造成比今天敘利亞難民危機更嚴峻的局面。前述左翼知識分子支持軍事介入,正是他們反思1990年代初國際社會對波斯尼亞和盧旺達種族清洗袖手旁觀的慘痛經驗而來。

擺出大愛包容的姿態容易,在小布殊式的冒進莽撞和極左派主張千萬不可干預別國戰亂之間作出道德抉擇、負起終止衝突的國際責任,卻十分困難。歐洲中門大開,將會鼓勵敘利亞甚至是世界其他地區的真假難民遷移到西方國家。人流不斷,反歐洲的右翼民族主義政黨承勢壯大,實屬必然。到底危機要惡化到多嚴重、波及多廣,國際社會才會肯鼓起勇氣,向西亞進行固本清源的人道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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