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香港故事,慢慢講

作家草雪:我城

我城呢?只剩下一幅幅類似 Dali 的畫作。香港人具有勇於「尋找地方」的遺傳因子,我們的上一代如此,我們也如此......


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地鐵站的牆上,懸掛了一幅畫家達利的複製畫。攝:Mario Tama/GETTY
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地鐵站的牆上,懸掛了一幅畫家達利的複製畫。攝:Mario Tama/GETTY

我喜歡摺紙藝術,先母懂得教我的唯一摺紙技,就是摺一隻近似爵杯的酒杯。長大後我從日文「折り紙」(摺紙)書籍中,學會摺出鳥、獸、蟲、佛、嬰孩......林林總總的眾生。但唯一傳授女兒去摺的,還是「薪傳」的酒杯。先母不大會在紙上寫字習畫;摺紙,也是一種創作,一種表達;簡易、直接。

平生第二個教我摺紙的人,是一個女學生,去年在金鐘街頭萍水相逢,她教我摺傘。

我很喜歡傘,早見於1982年5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上人間 》的第一頁第一篇〈傘與人〉。 我由《秋水伊人》(港譯《雪堡雨傘》)那齣法國電影的開場俯瞰鏡頭、那一把把撐開的彩色繽紛的傘面說起。

末段我的結論是:「人雖是稠密,但每人手中的傘子都把四周的人隔着,人各自在自己的傘下自衛、尋夢,一把把不同顏色的傘子,一個個不同心態的自我,組合着看似瑰瑋的彩虹,永遠往來不息。」

寫那篇文章時,我還在“innocent”(「回去搞毛黴菌」的科學家口中的單純)的容貌與年紀,以為寫抒情小品,誰知可能演變成社會寓言,甚至迂拙的(推測三十多年後的) 預言。「人各自在自己的傘下自衛、尋夢」,可惜我過於樂觀和浪漫主義。每人手中的傘子,都不能把四周的人隔着,尤其以一對七。縱若黃帝,橫躍黃河,貫曰黃皮膚,徹若黃傘...... 「好樣的」偶然一色,只可惜暴雨過後恆久未現彩虹。

《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 》(作者註 : 草雪極喜愛的瑞士作家 Jürg Schubiger 寫給兒童的著作《Als die Welt noch jung war》),有一個到處流浪的城市。我走進裏頭拔步追尋,問可見我城,緣何「所在的地方空蕩蕩的,只剩下馬路和鐵軌」?但細看更為觸目驚心,空氣中有特長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後被判罪的胸脯。我城呢?只剩下一幅幅類似 Dali 的畫作。

我曾是以孩子作第一優先的全職母親,那些年親手照顧孩子,得到劣評如潮。出版者常取笑我說我犧牲太大;有兩位胞姊也先後告誡我──罕有地強調我是作家── 不該不請女傭代為育兒云云。當時我常舉例說,某外科教授,其博士妻也親自照顧孩子。我借用語言符號,好讓一般講究銜頭的人馬上理解。這位昔日教授(今日幽默依然,以被虐長者自況),於1987年5月曾接受我代表《明報》的訪問。

問可見我城,緣何「所在的地方空蕩蕩的,只剩下馬路和鐵軌」?但細看更為觸目驚心,空氣中有特長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後被判罪的胸脯。

彼時讓我印象鮮明者,不僅由於他的博士妻願意帶孩子,而是他說他哥哥 (銀行家) 接觸的是達官貴人,他自己接觸的則是到醫院求診的街坊,作為諮委,他希望能代表普通人,力求客觀。唯最讓我印象鮮明者,更在於他開誠布公,自述他小時候力求客觀的科學精神:為要證實不同大小的金魚離開水後的生存能力,把金魚分別撈起試驗,一缸金魚魂歸天國。

今天教授豈只接觸達官貴人,他自己早已是其中一位。母校有許多學兄學姊,都是社會裏的達官貴人。政治取向傾左傾右,都可以出自同一母校。甚至出自同一個名門望族的曾祖父,如何「作福國民」,也可以各有各的擇善固執。我很緬懷曾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逾十載者、其為香港守護的法治精神。

草雪人微言輕,惟深信誠信、公義、悲憫,繫於人文主義,而非叫普通人噤若寒蟬的權貴壟斷的政治。對於母校,我常並存正反感情,但校歌卻是我喜愛的......The loving heart, the helpful word, the tender thought, the kindly deed......

7月12日《新報》停刊後,連《新報》在內,以往我曾經撰寫文藝的報章,至少已有六、七份於不同時期結業。現只剩餘曾經連載小說的《東方日報》、寫散文專欄的《文匯報》,以至寫過些許隨筆的《明報》。將人、媒體、國家以至種族來標籤,是人之常情, 甚至可以說是很無奈的人性。我看了 Morgan Freeman 主持的 Through the Wormhole 的第六季第一集 Are We All Bigots,感念殊深。不在於 Freeman 的老生常談,謂人類善於將異己者典型化,譬如膚色、性別、宗教不同,都可被人歧視云云。而在該集特別強調的「幸災樂禍」人性。

Freeman 的心理分析例子是,隨機將人分成紅藍兩隊,初則打棒球,繼則真的大打出手,打個落花流水。例子呈現了「就是要對方不好過」 (watch their rival team suffer)的人性。辭去港大校務委員的袁國勇提到的往昔微妙的平衡,我完全可以感受。曾經不只是平衡,而是在非常時期,能夠在人文主義的大前提下,流露了正面的人性。我隨緣由1987年7月至1989年8月撰寫《文匯報》專欄,到最後就見證過這種非常時期。

有位來自北京的編輯說,我的正確中文詞彙,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陸已不再這麼說。她說這因為我們未經過文革。

我出生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念初中時已得聞莎翁 《King Lear》名句如: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當時大陸正值文革。猶記念中學時閱讀《天讎》時的震驚。有位來自北京的編輯說,我的正確中文詞彙,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陸已不再這麼說。她說這因為我們未經過文革。我倒也從她的電郵中,看見她使用在大陸流行的「大氣」這個詞。

我一廂情願地猜度何謂「大氣」。無國界算嗎?在我還不知道香港會由英國殖民地真的回歸中國的少年時代,我的成長勝在獨立思考。我嚮往四海為家,遠早於1980年我返大陸旅行被稱為「外賓」,及1981年孤身上路去英國探朋友被英國入境處懷疑你想偷渡似的諸多查問。1990年我去了歐洲個半月後,回來鄭重的寫了些文章,包括《心裏的版圖》與《請不要為我哭泣》。

在第一篇我說:「......香港人具有勇於『尋找地方』的遺傳因子,我們的上一代如此,我們也如此......中國人在歐洲算是什麼?對不起,黃皮膚仍只能叫絕大部分的歐洲人視作日本人看待...... 」

在第二篇我續道:「......每逢道出自己是中國人時,都如向茫茫大海擲石,看見那句話的無足輕重,心也猝然的陪石直沉......當你說『我是中國人,來自香港』時,下半句已顯得不很重要。」

時移勢易,中國的遊客作為消費者,已經取代了日本人。由於傳媒在回歸後都乖乖地馬上將香港一直沿用的粵音譯名,變成普通話音譯。我也無奈接受,將小說裏的肯亞,改為肯尼亞。但曾經政治正確的香港人,如何與有榮焉?兩個月前我從愛爾蘭返港,機上的鄰位是操普通話的中國人,會看英文報紙,甫坐下來,就把鞋子脫掉......

1990年我在維也納找尋海頓故居,有位陌路相逢的為聯合國工作的法國女人,不惜陪我走到目的地;在慕尼黑也遇上不相識的德國男人殷勤帶路。自此感染了我。在香港,遇到內地旅客問路,即或當時我背着小提琴,被問到時代廣場在哪,我也曾親自帶領。

由於傳媒在回歸後都乖乖地馬上將香港一直沿用的粵音譯名,變成普通話音譯。我也無奈接受,將小說裏的肯亞,改為肯尼亞。

三年前中港的「爸爸」「兒子」罵戰。 即或常把獨子嬌縱的強國父親,也似乎未能聽得明白。在家中排行最幼的我,則深深明白:最愛媽媽,因為她甚少干預我,更不特別為我做過什麼,置之不理最好,給我透氣空間。

有位網媒編輯曾對我說「我有時會考慮的,是每個專欄的風格和特色。後來一想,專欄特色不是由文章題材決定,而是寫作風格和作者的審美、價值觀決定。」我為她喝采,猶之乎向守護本國語文和文學的法國與日本致敬。

紙媒屬於時間線性流動漸進的時代,只許極小數幸運兒,得享「文章千古事」;一般來說,方塊文字只能變成明日黃花,或供奉歷史的祭品。去年才開始寫網媒專欄的我,強烈感到網誌予人咫尺天涯的挑戰,一如 Nolan 電影 Interstellar 的書櫥外的五維空間。永遠不會消失的網誌文字,打破了《傳道書》第三章的經節那些傳統智慧:「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不,讓我們繼續浪漫而謙虛地相信有可穿越時空的蟲洞。

本圖是草雪珍藏多年的法國名信片。作者供圖
本圖是草雪珍藏多年的法國名信片。作者供圖

兩度旅居外地,都被一些朋友怪我「失蹤」。惟誠信、公義、悲憫,也活似網誌文字,永遠不會消失;或者不過像粒子消失,存在於我們視而不見的額外空間。一位已失聯的同學對我的失蹤曾表介懷,並邊說笑邊引述我在1979年6月寫的一首新詩《緣》的最後一節:

風雨中

一把傘子

送你走一段路

不曾問你的名字

也不知風雨來自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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