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草雪：我城

我喜歡摺紙藝術，先母懂得教我的唯一摺紙技，就是摺一隻近似爵杯的酒杯。長大後我從日文「折り紙」(摺紙)書籍中，學會摺出鳥、獸、蟲、佛、嬰孩......林林總總的眾生。但唯一傳授女兒去摺的，還是「薪傳」的酒杯。先母不大會在紙上寫字習畫；摺紙，也是一種創作，一種表達；簡易、直接。

平生第二個教我摺紙的人，是一個女學生，去年在金鐘街頭萍水相逢，她教我摺傘。

我很喜歡傘，早見於1982年5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上人間》的第一頁第一篇〈傘與人〉。我由《秋水伊人》（港譯《雪堡雨傘》）那齣法國電影的開場俯瞰鏡頭、那一把把撐開的彩色繽紛的傘面說起。

末段我的結論是：「人雖是稠密，但每人手中的傘子都把四周的人隔着，人各自在自己的傘下自衛、尋夢，一把把不同顏色的傘子，一個個不同心態的自我，組合着看似瑰瑋的彩虹，永遠往來不息。」

寫那篇文章時，我還在“innocent”（「回去搞毛黴菌」的科學家口中的單純）的容貌與年紀，以為寫抒情小品，誰知可能演變成社會寓言，甚至迂拙的（推測三十多年後的）預言。「人各自在自己的傘下自衛、尋夢」，可惜我過於樂觀和浪漫主義。每人手中的傘子，都不能把四周的人隔着，尤其以一對七。縱若黃帝，橫躍黃河，貫曰黃皮膚，徹若黃傘...... 「好樣的」偶然一色，只可惜暴雨過後恆久未現彩虹。

《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作者註 : 草雪極喜愛的瑞士作家 Jürg Schubiger 寫給兒童的著作《Als die Welt noch jung war》），有一個到處流浪的城市。我走進裏頭拔步追尋，問可見我城，緣何「所在的地方空蕩蕩的，只剩下馬路和鐵軌」？但細看更為觸目驚心，空氣中有特長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後被判罪的胸脯。我城呢？只剩下一幅幅類似 Dali 的畫作。

我曾是以孩子作第一優先的全職母親，那些年親手照顧孩子，得到劣評如潮。出版者常取笑我說我犧牲太大；有兩位胞姊也先後告誡我──罕有地強調我是作家── 不該不請女傭代為育兒云云。當時我常舉例說，某外科教授，其博士妻也親自照顧孩子。我借用語言符號，好讓一般講究銜頭的人馬上理解。這位昔日教授（今日幽默依然，以被虐長者自況），於1987年5月曾接受我代表《明報》的訪問。

問可見我城，緣何「所在的地方空蕩蕩的，只剩下馬路和鐵軌」？但細看更為觸目驚心，空氣中有特長的以警棍作伸展的手臂，又有先受辱、後被判罪的胸脯。

彼時讓我印象鮮明者，不僅由於他的博士妻願意帶孩子，而是他說他哥哥（銀行家）接觸的是達官貴人，他自己接觸的則是到醫院求診的街坊，作為諮委，他希望能代表普通人，力求客觀。唯最讓我印象鮮明者，更在於他開誠布公，自述他小時候力求客觀的科學精神：為要證實不同大小的金魚離開水後的生存能力，把金魚分別撈起試驗，一缸金魚魂歸天國。

今天教授豈只接觸達官貴人，他自己早已是其中一位。母校有許多學兄學姊，都是社會裏的達官貴人。政治取向傾左傾右，都可以出自同一母校。甚至出自同一個名門望族的曾祖父，如何「作福國民」，也可以各有各的擇善固執。我很緬懷曾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逾十載者、其為香港守護的法治精神。

草雪人微言輕，惟深信誠信、公義、悲憫，繫於人文主義，而非叫普通人噤若寒蟬的權貴壟斷的政治。對於母校，我常並存正反感情，但校歌卻是我喜愛的......The loving heart, the helpful word, the tender thought, the kindly deed......

7月12日《新報》停刊後，連《新報》在內，以往我曾經撰寫文藝的報章，至少已有六、七份於不同時期結業。現只剩餘曾經連載小說的《東方日報》、寫散文專欄的《文匯報》，以至寫過些許隨筆的《明報》。將人、媒體、國家以至種族來標籤，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說是很無奈的人性。我看了 Morgan Freeman 主持的 Through the Wormhole 的第六季第一集 Are We All Bigots，感念殊深。不在於 Freeman 的老生常談，謂人類善於將異己者典型化，譬如膚色、性別、宗教不同，都可被人歧視云云。而在該集特別強調的「幸災樂禍」人性。

Freeman 的心理分析例子是，隨機將人分成紅藍兩隊，初則打棒球，繼則真的大打出手，打個落花流水。例子呈現了「就是要對方不好過」（watch their rival team suffer）的人性。辭去港大校務委員的袁國勇提到的往昔微妙的平衡，我完全可以感受。曾經不只是平衡，而是在非常時期，能夠在人文主義的大前提下，流露了正面的人性。我隨緣由1987年7月至1989年8月撰寫《文匯報》專欄，到最後就見證過這種非常時期。

有位來自北京的編輯說，我的正確中文詞彙，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陸已不再這麼說。她說這因為我們未經過文革。

我出生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念初中時已得聞莎翁《King Lear》名句如: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當時大陸正值文革。猶記念中學時閱讀《天讎》時的震驚。有位來自北京的編輯說，我的正確中文詞彙，例如「老羞成怒」，在大陸已不再這麼說。她說這因為我們未經過文革。我倒也從她的電郵中，看見她使用在大陸流行的「大氣」這個詞。

我一廂情願地猜度何謂「大氣」。無國界算嗎？在我還不知道香港會由英國殖民地真的回歸中國的少年時代，我的成長勝在獨立思考。我嚮往四海為家，遠早於1980年我返大陸旅行被稱為「外賓」，及1981年孤身上路去英國探朋友被英國入境處懷疑你想偷渡似的諸多查問。1990年我去了歐洲個半月後，回來鄭重的寫了些文章，包括《心裏的版圖》與《請不要為我哭泣》。

在第一篇我說：「......香港人具有勇於『尋找地方』的遺傳因子，我們的上一代如此，我們也如此......中國人在歐洲算是什麼？對不起，黃皮膚仍只能叫絕大部分的歐洲人視作日本人看待...... 」

在第二篇我續道：「......每逢道出自己是中國人時，都如向茫茫大海擲石，看見那句話的無足輕重，心也猝然的陪石直沉......當你說『我是中國人，來自香港』時，下半句已顯得不很重要。」

時移勢易，中國的遊客作為消費者，已經取代了日本人。由於傳媒在回歸後都乖乖地馬上將香港一直沿用的粵音譯名，變成普通話音譯。我也無奈接受，將小說裏的肯亞，改為肯尼亞。但曾經政治正確的香港人，如何與有榮焉？兩個月前我從愛爾蘭返港，機上的鄰位是操普通話的中國人，會看英文報紙，甫坐下來，就把鞋子脫掉......

1990年我在維也納找尋海頓故居，有位陌路相逢的為聯合國工作的法國女人，不惜陪我走到目的地；在慕尼黑也遇上不相識的德國男人殷勤帶路。自此感染了我。在香港，遇到內地旅客問路，即或當時我背着小提琴，被問到時代廣場在哪，我也曾親自帶領。

由於傳媒在回歸後都乖乖地馬上將香港一直沿用的粵音譯名，變成普通話音譯。我也無奈接受，將小說裏的肯亞，改為肯尼亞。

三年前中港的「爸爸」「兒子」罵戰。即或常把獨子嬌縱的強國父親，也似乎未能聽得明白。在家中排行最幼的我，則深深明白：最愛媽媽，因為她甚少干預我，更不特別為我做過什麼，置之不理最好，給我透氣空間。

有位網媒編輯曾對我說「我有時會考慮的，是每個專欄的風格和特色。後來一想，專欄特色不是由文章題材決定，而是寫作風格和作者的審美、價值觀決定。」我為她喝采，猶之乎向守護本國語文和文學的法國與日本致敬。

紙媒屬於時間線性流動漸進的時代，只許極小數幸運兒，得享「文章千古事」；一般來說，方塊文字只能變成明日黃花，或供奉歷史的祭品。去年才開始寫網媒專欄的我，強烈感到網誌予人咫尺天涯的挑戰，一如 Nolan 電影 Interstellar 的書櫥外的五維空間。永遠不會消失的網誌文字，打破了《傳道書》第三章的經節那些傳統智慧：「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不，讓我們繼續浪漫而謙虛地相信有可穿越時空的蟲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