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先鋒的瓦解
暴烈的《70年代》引領了整個時代，亦如風一樣瓦解。
1971年底開始，《70年代》內部牽起了「留法潮」。香港的保釣運動自1971年底已無多大發展，當時認識中國的熱潮還在發酵，港大作為大專學界首個到中國大陸交流的「中國旅行團」仍未展開，於是陸陸續續有成員到法國參觀，希望感受法國青年的革命熱情。
「他們渴望學習鄧小平、周恩來到法國取經，其實不知道有什麼經取（笑）。加上當時壓力團體開始多了，比如說艇戶爭權益運動也是當時而來。因此，我們已經無甚作為。」
這句「無甚作為」，其實隱含了侯萬雲及一眾《70年代》戰友的自我定位。
「嚴格來說，《70》年代根本沒有做出任何事情，所以叫他們自述根本無話可說。常態是火點着便離開，然後其他人跟進，壓力團體等就會把運動提升。他們（《70年代》）的工作好像是為後來者做的，從來都不是處心積慮或帶着遠景去做，《70年代》根本不會延續自己發起的運動。」
──載《假如不只是一本雜誌、一個年代》訪談
「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一件事：我們的理論不足。《70》裏大部分也是讀書較少，讀書最多的是莫昭如，吳仲賢。其他人大部分都是中學畢業，閒書雜書讀得多而不精，這產生了不少派別。」
其中有些到了法國的成員認識了在當地的中國老托派分子彭述之，深受他的托派理論影響，甚至成為托派一員。
1973年中，留法的成員陸續回港，當時《70年代》已經停刊。其時，有成員發現吳仲賢早瞞着大家把《70年代》的地址用作與屬於托派的第四國際來聯絡的通訊地址。
這引起了《70年代》內部成員不滿。曾經傅魯炳以戰友之情挽留各位，但最後大家因為理念分歧，令一代的青年先鋒組織正式分裂。
「但不同派別當中也要問我們《70年代》作為一個整體立於什麼位置，我們用的語言是：站在人民的一邊。不管什麼派別，我們就是站在人民的一邊。」
「《70年代》有個好處，沒有包袱，說什麼都可以。我們沒有一個統合的理論，為什麼要框住自己？這個是我們的優點來，要行動就行動。」
「更何況，理論到頭來，都是為了人。」
這是侯萬雲在四十多年後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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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先鋒的失語
《70年代》在1973年正式解散，但是侯萬雲在1972年已經慢慢淡出，因為當時他已經結婚了。
不過，其實自從麥理浩上任港督後，整個社會氣氛已經轉變了。雖然《70年代》「站在人民的一邊」，但是人民並不是這樣看。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侯萬雲那本劇本裏的一幕：
一個主婦在街上買菜時碰到一個穿夏威夷恤的白人以廣東話向她問好，原來那個人是港督麥理浩到訪街市。主婦向劇中主角《70年代》的組織者表達他的喜悅，稱讚麥理浩的廉政、公屋政策、以及九年免費教育計劃。主角回應：「當年我們要求十二年免費教育！」
這一幕，很把握到抗爭先鋒者被政府極速收復失地的無語。
早在1971年杯葛市政局選舉時，《70年代》的莫昭如已經提出十二年免費教育、居者有其屋的計劃。港英政府的改良，把革命性的主張都孤立掉。
曾經有人說他們比時代走得前，因此群眾追不上。
「我不會有這種我們厲害的感覺。即使曾經提出，也需要後來者follow up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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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後的後來者，正在做着相同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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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餘暉
在2011年反國教的時候，9個當時《70年代》的「社運老兵」絕食支持學生。侯萬雲的名字在這九人之列。他們的絕食宣言是名為「夕陽散餘暉 破曉迎彩虹」，其中有段是這樣寫的：
40年前，我們像你們今天一樣年輕，我們曾面對暴力，為公義上街抗爭，為爭人權絕食…40年來，我們經常撫心自問，如何與年輕一代分享我們的社運經驗？卻沒有想到，原來是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那個時候，侯萬雲在《70年代》的fb群組裏留言：「我們是不是要做點東西？」結果大家就出來絕食了。侯萬雲說，其實即使沒有他的這句，大家也是會出來的，因為大家總會在需要的時候出現。
「當時他們找我當發言人，我對所有記者都是說：『只要學生要走，我們就走，他們在，我們就在。』我們是為他們而來，就是這樣。如果我們走過去同學生開會，要求他們如何如何，豈不是倚老賣老？」
我說你們可以分享經驗啊。
「我們根本就沒有經驗，這些大場面我們也沒有見過啊。我們當年三幾個人就是一個運動了，被捕來來去去都是那群人。這不同於國民教育，不同於佔領運動。最多人的時候，也是1971年8月13日的那次，有約5000人，也只是群眾坐下，我們演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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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們要改變的世界
坦承自己沒有經驗的侯萬雲，在雨傘運動裏一直很不滿好些「政界老人」出來指點學生。
「放手讓年輕組織者去做吧。明明世界是他們的，關你什麼事？他爭取得到的時候，我們就享福；就算爭取不到，我們也沒辦法啊，就讓他們去爭取啊。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
我問，青年也會有做錯決定的時刻。
「做錯決定不要緊。我們當年也一定有做錯過的；有沒有做對的事？不知道。但起碼做錯了也有機會成長，讓年輕人養出經驗。這些前人出來指指點點我就不贊成了。」
我再問，我們改變的世界，也是你們的世界啊，一但出來的結果不好，你們這輩也同樣受害。
「不要緊的。我們《70年代》這群人的思維是：社會如何，由你們去創造。啊標他說的那段說話是很能代表我們這群人的。」
啊標同是《70年代》的戰友，同是反國教的絕食老兵，同樣與他們在雨傘運動時每晚到佔領區，親眼見證這個他們「無法想像」的現場。
他們比我們更聰明，他們很機動，而且很靈活，他們做事有自己的方法。我們可以替他們擔心，但我們不能替他們出謀劃策要他們跟我們走。我們那一套已經out（過時）了！我們過去的所有經驗都不能放到這個運動裏面，因為這個運動很新，新到我們無法掌握整個形勢。你看，眼前的這樣的局面，在我們年輕時不曾經歷過，當然，我們亦不可能有條件創造過。今天，他們締造了歷史，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無條件的支持他們！
──關錦標在離世前對「雨傘運動」作最後一段豪言壯語（侯萬雲評）
三天後，這位「代表他們」的戰友過身。
侯萬雲強調他們不介意與年輕人搖旗吶喊，甚至擋子彈：「這不是在裝英雄，只是，活到這個年紀，還要多活幾多年？你再活下去，又如何？這個世界又如何？沒有年輕人還是沒有老人更好？年輕人才是最緊要，我們也曾經年輕，也對那些仗老而指指點點的人很不滿，因此我現在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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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遺產的《70年代》
這一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組織者，就算不知詳情，幾乎也無人不識七十年代叫火紅。這幾乎等於是留了遺產予年輕一輩，讓他們心裏有底，知道今天的抗爭能在歷史中找到足跡。
「我好怕人這樣說的，國粹派那些才是真正的火紅，哈哈。」
「其實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一套，不能說我們留下遺產。你們不是要繼承我們的精神去做事。社會已經不同了。但是我們經常說強調的一件事：『永遠站在人民的一邊』。人民的對立面，那是面牆，我們是雞蛋。」
雖然每個年代不同，「人」始終是最終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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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萬雲的劇本裏，有個關於劇中《70年代》雙周刊的愛情故事。在七十年代中，女主角離男主角而去，餘下他繼續參與社會運動，淡出。幾十年後，女主角回到香港，在酒吧裏聽他這些年來的故事。然後，女主角無聲息的走了。
我問他為什麼女主角最後要走呢？
「她走，其實也是對的，因為環境已經不同了。那時我們反國教絕食的時候，有位曾經的女戰友來探望過我們。之後她就走了，再也找不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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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來飄去，我們就這樣飄來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