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日前一所特殊幼兒中心揭發有職員虐打智障幼童，再有一宗在展能中心及宿舍有職員不當對待智障學員，該些行為絕對不能接受，但我們不願意去相信有很多從事殘疾人士服務的職員有操守問題，社福的本質應是為着有不同需要的人的福祉，我們深信大部分社福同工也是正面提供服務的。 理想的社福制度，除了是相信個人，更應是相信制度，若能有公開透明，以權利視角為智障朋友及家人充權，服務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可以更平等地溝通和合作，可避免再有相關事情發生。

透明化管理和公共倡導的角色

在一般社會服務，服務使用者與提供者往往處於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服務管理往往是自上而下，在服務安排及監察，服務使用者其實沒有直接角色和權力可作影響。在外國經驗，會開放服務使用者參與的角色，如機構執委會（或稱董事會）有服務使用者的代表；而在個別服務單位，也應設立恆常的服務使用者和提供者的溝通及合作平台，有如學校例子的家長教師會、學生會等，讓智障朋友和他/她們的家人可以參加與機構的溝通，更應該有權影響及改善機構服務。由自上而下變為兩者相對平等地參與服務，是有利而無害的，事實上在現時社會福利署的服務質素標準（Service Quality Standard）也有要求服務機構與服務使用者溝通，可惜的是很多機構只是有名無實地只以文件向政府交代。

今次在展能中心的事件中，被虐的其中一位智障朋友是沒有家人的，令人關注到隨着智障人士老齡化，其家人及父母離開人世的機會漸漸提高，在協助這批智障朋友上，需要討論有否機制為他們設立「監護人」、「個案經理」、「公共倡導人」的角色。先處理前兩者的部分，現時社會福利署署長會為着「孤兒」作為監護人，並會指派社工跟進這些孤兒的福祉；而近年社署也提出個案經理的概念，希望能協助整合殘疾人士的福利安排。可是個案經理有名無實，沒有動用跨界別資源的權力，社工又未能提供「倡導」的角色，意即就着個案權利受損時，較少能夠為其發聲及要求相關服務改善；而一些沒有家人的智障人士，理論上的社署社工應擔當「家人」角色作定期探訪，或如今次展能中心事件中也應協助該位智障朋友，但在過重的工作量下卻難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