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雨傘運動」，提早引爆了香港的「2047問題」。所謂「2047問題」，是指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限期到2047年將屆滿，到時香港何去何從，將是一個大問號。
「雨傘運動」時筆者65歲。對於我來說，2047年之前很可能已經作古，所以這個問題對我好像影響不大，因而從來不在筆者視野內。但是在「雨傘運動」期間，筆者在各個佔領區與年輕朋友們暢談時，發現「2047問題」已經是很多年輕朋友腦子中在思考的問題。一場「雨傘運動」把這些潛存的問題一下子提早引發出來。
在佔領期間，我兩度碰到這個問題。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媽媽慨嘆地說，在過去100年來，她一家三代都在逃避共產黨：祖父在1947年從大陸逃難來香港，父親在1997年移民到外國。到了她這一代，孩子剛出世，到2047年才33歲，正當青年，為了2047的問題，她現在要考慮再移民。她問我：「為什麼100年內很多家庭都像她一樣，要三度逃避中國共產黨？」
又有一次，我同一個年輕朋友聊天，問他為什麼這麼堅定地要守護佔領區？他回答：「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否則到了2047年怎麼辦？」。我問他守護佔領區與2047年有什麼關係？他說：「我們面臨2047年的大限，就像你們當年面臨1997年的大限一樣。你們這一代人，當年不自己主動去爭取自己的命運，提出所謂民主回歸，祈求中共給你民主，結果是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宣告全盤失敗。有你們失敗的經驗在前，我們不可能不自己奮起掌握自己的命運！」我雖然不認為他所說的全對，但不否認他的觀察有其價值。
我接着問：「但是2047年還有33年啊，現在提這個問題不會太早嗎？」，「一點都不早。當年中共並沒有主動提出收回香港，英國之所以提出1997問題，是因為它不知道它批地能否超越1997年，而銀行新做的按揭貸款也有一個能否超越15年（筆者按：當年香港銀行的樓宇按揭貸款一般最長是15年）的問題，所以英國才被迫要提出1997的問題。現在樓價這麼高，銀行的按揭貸款已經被迫伸延到30年，否則借不起錢。從2017年開始，距離2047年就只有30年，很快銀行就要面臨能否批核超過2047年的貸款。換言之，2047的問題，從2017年開始就會慢慢展露出來。所以2017年能否有真普選，將決定以後30年香港能否有一個敢於捍衛香港利益的特首，以便到2047年大限出現時，能領導香港同大陸談判出一個有利於香港的方案」，他理直氣壯地說。
與這兩位年輕人的談話，使我深深地思考這個問題。是的，中國人這100年來都在躲避中國共產黨，我們還要躲避多久呢？什麼時候我們再不需要躲避它呢？
解決三問題 多點主動性
香港歷史上兩個大限（1997和2047），有其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因為香港人不願意「回歸」到一個由共產黨執政的不民主的中國，才有所謂「大限」之說。
不同的地方，是1997年時，是英國代表香港與中國談判（不是香港人不想直接參與，而是中共不允許香港人參與，所謂「三腳凳」理論），到了2047年，應該是香港人直接同中共談判了。第二個不同的地方，是1997年時，香港還算有一點點談判籌碼（中國當年在經濟上還對香港有很大的依賴度），到了2047年，當中國經濟已經躍居世界首位時，香港還有什麼談判籌碼？
筆者把兩個大限的異同分別以下表表述。
所以，香港面對「2047問題」，其實就是要解決三個問題：
一、香港希望在2047年「一國兩制」屆滿時保持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二、香港希望與中國保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三、如果到時不願意接受中共單方面的安排的話，則：
（1）香港能夠以什麼實力來與中共談判？香港有什麼談判籌碼？
（2）香港如何培養出能夠與大陸談判的領袖人才？香港能產生植根於本土的政治領袖嗎？
筆者覺得，解決好這三個問題，我們對2047年的大限或許就可以多一點主動性。
（程翔，資深傳媒人、《文匯報》前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新加坡《海峽時報》前中國首席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