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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的反對者
大專畢業後的區龍宇，當了中學教師，教中文及中史。雖然轉過學校，但教師一職，還是做到退休。從他當教師起，就一直有辦時政刊物，直至2005年才停刊。作為民間獨立，思想激進的刊物，居然能夠辦了二十多年，當中大部分的經費來自會員所交的會費。區龍宇是當中的長期貢獻者，包括金錢與文字。
「我畢業後就辦《新苗》雙月刊，後來叫《先驅》雙月刊。想要思想探索，從左翼的角度批判回歸，主張港人要自主。其時當然沒有人理我們啦。」
事實上從頭起中共所正式承諾的所謂高度自治，本身就大有問題。聯合聲明規定，行政首長和主要官員由本地產生後，須報請中央政府任命。要知道國內各省市沒有高度自治權，但是它們的各省市長經由本省人大選出後，不須要再報請中央任命。號稱為高度自治的香港，卻不僅行政首長，連主要官員也要報請中央任命，所謂高度自治，其本質不是十分清楚嗎？
這是筆名劉宇凡的區龍宇在1986年於《新苗》雙月刊所寫的評論。在接近三十年後的今天，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果然指極少數泛民對抗中央，這些「死硬派」即使當選特首中共中央也不會任命，是「堅決鬥爭，決不含糊」。
不過當時區龍宇的話，並沒有人理睬。八十年代的港人移民有之，無奈接受政治現實的有之，慶祝回歸的有之，諸如此類，就是沒有人起來反抗。
直到1989年，香港才有一次真真正正的大型群眾運動，那是有關北京的六四民運。
區龍宇對1989年民運最深的批評，在於司徒華在當年6月7日剎停了全港大罷工。北京六四鎮壓後，港人義憤填膺，支聯會原定在6月7日舉行全港罷工大遊行。
「89年的問題在於6月7日司徒華停止了全港三罷遊行，令巨大的民主運動無法形成，否則的話，香港將出現在戰後第一次大型政治罷工，建立真正群眾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民主共同體。」
「香港從未出現一個有力的反對黨，那些反對力量很容易就happily accepted（輕省地接受）港英頒布下來的立法局議席，因此司徒華他們八十年代就慢慢全當上議員。當你已經上了政府的船，就會慢慢被政府主導了形勢，亦此所以當鄧蓮如在89年6月7日致電司徒華談及幾個暴徒衝擊中資機構，司徒華『考慮了一會，相信她不會騙我，就接納了她的建議，然後就到電台錄音，宣布取消六月七日的遊行』。」
他認為那個時候的決定，影響甚至直到今天。
「我們並沒有完成反殖的過程，同時中共變得更壞。香港人被殖民多年，但在經濟起飛後沒有從事過任何反殖的運動，因此無法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同體，令民主運動積弱。具體的呈現就是今天27個泛民主派的議席，分裂成『九流十家』。我並不是說反殖就一定會成功，但起碼可以孕育一個強大的民主運動。正如台灣的情況，在反殖與反國民黨下他們發展了強大的反對黨。」
「完成反殖並不容易，但起碼我們要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力量。現在香港的問題是一旦沒有了立法會議席，我們就什麼都沒有。三十年來我們的民主運動被收縮成為議會選舉運動，這是fatal（致命）的。民主反抗力量在整個社會的下層並沒有基礎。這個結果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那些民主運動決策者、即當時自由派中產的決定。
不管你認同他與否，區龍宇絕對有資格說出對民主派的批評，因為他與民主派交手得太多了。
1986年反核運動，當年在反核的聯席會議裏，時任教協副會長張文光收到消息說中央一定要建大亞灣核電廠，着大家不要搞運動下去了，區龍宇就曾與他有過爭辯；1989年支聯會在維園辦集會，就曾禁止過他所代表的新苗社在場外派傳單，儘管雙方都支持中國民運；1989年6月7日取消罷工大遊行後的幾天，在6月9日支聯會開會，新苗社也是會員，區龍宇在會內派發傳單表達不滿，同樣被禁止，其時今天泛民的大部分人物都在，沒有一個支持區龍宇；1993年，從八十年代起已支持立法局全面直選的新苗社加入當時由「前線」劉慧卿成立的「九五直選聯合陣線」，爭取1995年的選舉，與其他僅支持立法局一半直選的民主派分道揚鑣，但不久，劉慧卿在開會的時候，主張禁止個別團體在陣線所舉行的活動中派傳單，更稱要嚴肅處置，她的意見還獲得通過。但新苗社認為基於民主原則，陣線不應禁止會員團體發表自己的意見，所以憤而退出陣線。
「我不知不覺也當了泛民反對派幾十年了。今日的禍，三十年來已經種了下來，我不客氣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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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七十年代
傘運過後香港前路茫茫，很多人感覺曾經屬於香港的美好一點一滴流失，各種各樣的議題都在被激烈爭辯，眾聲喧嘩。
「其實今天大部分論爭的關鍵點都曾經出現過在七十年代：我們港人的身份問題、要不要反殖、如何看待中國政權，如何定位中港關係。只不過是1997年後中英恢復友好，而香港經濟同時起飛，因此在經濟繁榮下，中英兩個政府聯合矇騙港人：在聯合矇騙聲明裏矇騙了整代港人。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沒有人再談前途問題，變成只待民主回歸。」
「當然我從來沒有被矇騙過，雖然我是少數。」
他笑着道。
「七十年代足以影響香港，影響世界。」
「舉個例子，我的啟蒙當然是《中國學生周報》，但更多是六十年代西方的民歌。Joan Baez，Bob Dylan，Beatles那些歌手的民歌，影響至深。他們那種反戰，以及人道的關懷，影響了年輕人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
同樣是讀《中國學生周報》，受西方民歌所影響，區龍宇走的路卻與楊寶熙的大不同。
「嚴格來講應該是六、七十年代，只不過是香港太落後。香港太幸運，幸運得我們對很多事情都認為理所當然。我希望新一代的香港人，可以克服那種provincial（區域）的視野。香港是國際級的經濟城市，但是在政治文化上則很provincial。今天的歐美再壞，總有相對好的婦女平等，種族平等、環境制度。在六十年代的世界性青年運動前，很多社會保障都並未發展。他們那一代人站出來抗爭，是改變了整個世界，把絕對的父權主義、種族主義、不包容都改寫了。由於香港太落後，這些世界運動的思潮，在七十年代才傳到香港，而且也只涉及數千人的青年。但即使所接觸的青年人數少，但都足以改寫香港。比如說公務員的男女平等，早期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只不過是七十年代本地的高級女公務員不滿意，認為外國已經平等，香港亦要平等。香港其實得益於世界的社會運動。到今天如是，比如說同志運動，今天之所以搞得比較成熟其中一個原因是有外國的同志運動作參考。但是我們沒有想過，在我們可以引用外國經驗前，他們經歷了多少鬥爭，是如何的痛苦？當年在歐美同性戀是會被扔炸彈的。難道我們就不用經過犧牲與鬥爭，可以直接引用外國的經驗？」
「其實香港人也有種被凝視的習慣，大家經常認為被國際凝視，因此很注重國際形像，談國際標準，這是沒信心的表視。這些國際標準並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社會被壓迫的人經過多年的反抗統治者才屈服。我們今天很多的成果，不全是獅子山精神而來，更多是從外國引入而來。我們享受了外國鬥爭的成果，只不過是我們不自覺而已。」
「要回顧七十年代，眼光要放得闊一點，這樣才會明白我們是如何走過來。否則我們不會明白為什麼自由正在一點點地喪失，因為我們不明白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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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思想的托派
區龍宇是個隨和的人，我第一次真正接觸他是由於我在讀七十年代的文獻，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冒昧請教於他。每次他回覆我，總是仔細認真，絕無敷衍了事。而且今天，你還會看到他筆耕不絕，最近他就忙於翻譯他的英文著作《CHINA'S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同時在你讀到這篇文章之時，他的雨傘運動檢討應該已經在其他網上平台刊出兩集，仍然在寫。
如此，到底他怎麼理解托派在當下香港的角色？
「托派作為一個名詞已經過時，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稱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精神之一可以說是『一切都在運動之中』。托派這個名號本來就不是自己所擬，是史大林要批評托洛茨基之故而起的名號，甚至馬克思主義也是別人所定的名號，馬克思自己就曾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多時候所謂主義都是對手所給予的名號，半帶譏笑與諷刺。只有毛澤東思想是例外，是他自封的。」
「托派這個名詞是在三十年代這個歷史時空下的產物。及至五十年代基於冷戰的緣故，托派一詞仍有意思。當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全世界都變成資本主義之時，托派作為一個區分蘇聯同時區分於右派的社會主義派別就失去其名號上的歷史重要性。如果今天仍有年輕朋友自稱托派，當然無任歡迎。」
相對於托派作為名詞，就是托派作為一種思想。
「托派的思想遺產仍然重要。我所寫的那本英文書，其中一章就是解釋為什麼中共官僚能夠高據一切階級之上。按韋伯對官僚的定義，官僚只是資產階級的僕人，但中共及蘇聯的官僚卻能在所有階級包括資產階級之上，連大財閥也要聽令之。托洛茨基對蘇聯官僚的分析及批判很是深刻，有助我們了解今天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及其對香港的影響。中共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其實是在搞資本主義，而且官僚們在利用他們的地位和權力獲得利益。在中共的掌政下，一切的矛盾都會特別激烈。我們在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底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此分析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對香港當下的政治行動有指導意義。」
有指導意義，卻不等同於有影響力。
「托派今天在香港沒有影響力。但這些年頭來，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登峰造極，批評資本主義的聲音是多了，也因此左翼或者托派的基本社會理論分析在今天會比過往多了讀者，多些人會參考。今天我們應該追求民主主義，立憲民主。在香港，今天沒有任何一個階級有能力組織強大的階級運動，連資產階級都不能。三十多年前新華社就很希望推動一個強大的工商黨，但到今天都不成功。從主義的角度來講，香港是單一政治文化的社會，即是自由主義，更準確來說是自由主義的右派。甚至即使自由主義右派，他們連實現自己的政綱的能力都沒有。這如羅永生所說是『虛擬自由主義』，而我的說法則是『港版自由主義』，橘逾淮而為枳，即來到香港的自由主義就把其核心的革命傳統都丟棄了。」
「香港的自由主義者軟弱不堪，以為自由主義不革命，反對革命，這是錯得緊要。馬克思主義，或者民主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或者廣義的民主主義左翼，其實吸取了自由主義的人民主權論，人民革命論及人民立憲民主論三個元素。我們也不是一開始就喊立即實行世界大同，我們談的是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談何激進？比如今天社會說基本法要重訂，有什麼激進？對抗殖民主義，我們不談革命自由主義，不談對抗，卻走去妥協，被收編，這就令民主運動無法形成。雨傘運動才算是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運動，有民主共同體的形成。」
「過去三十年的群眾運動最多算是選議員而已，並不是民主運動。這兩者是不相等的。泛民主流是百分百走議會路線的。」
他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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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貫之
由青年到白頭，當日質疑基本法，不信任中共所保證的高度自治；被嘲笑被孤立；苦苦堅持出版時政刊物，很難想像區龍宇是怎樣的堅持過來。或者在每一個時代裏，總有像他這樣的人，問題是我們看不看到。
「你這樣一直堅持，會覺得孤獨嗎？」我問。
「也會的，哈哈。不過九七九八年是個轉捩點。」
一貫他擅長的社會分析。
「經濟上，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低下階層的打撃非常大，當時很多人的薪水一夜之間減三分一，更多人是失業。同時，政府想搞私有化政策，想把水務、郵政、以及房署、公屋私有化。當時我們所辦的先驅雜誌仍然有辦，有評論有介紹。亦此，房署的公會主席有找我幫忙，與我商討對策。從那個時候起，你會發現有很多人想找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性。我於1999年有份創辦「全球化監策」，職工盟也會找我們向勞工解釋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以及為什麼要反對私有化。在此之前，沒有人理會我們托派的主張。其中一個托派或左翼理念最廣被接受的時間是2005年在港的反對世貿會議，當時甚至很多學者以至社運朋友也是不懂全球化的問題與對應，所以我們的分析會比較多人願意聆聽。」
當年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港舉行。區龍宇於2004年發起「民間反世貿聯盟」，任發言人，成員包括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職工盟、街坊工友服務處、先驅社等組織，負責聯繫本地和海外組織，舉辦連串論壇和大規模遊行，與世貿會議抗衡。那段時間，媒體經常找他做訪問。
「七十年至九十年代末基本上是無人理睬我們，我們派傳單也是不可以；但在1997年後的氣氛已經改變了；直到2009年反高鐵，2010年左翼廿一成立，開始比較多人接受我們的主張。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為了這個時刻準備幾廿年了，哈哈。所以我們的意見就會有些參考價值，僅此而已。」
他終於談到自己的感受。
「我現在希望在全面退休前，盡最後的努力，把理念傳播開去。我最希望的是有時間讀文學，而不是搞政治。真正的知識要在參與運動參與鬥爭當中才能發展得比較全面。在學苑裏讀的知識只不過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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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踽踽獨行，深深思索。」
「其實甚至在托派裏頭，我也是孤獨的，因為其他人很快就離開了。當然是有點孤獨，但是孤獨也給我很多時間深思。」
「政治的辯論往往演變成意氣之爭。你沒有權就會談民主，有權時就會談集中，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笑）這是托派老前輩王凡西對我說的事，幾十年前我曾受他教益的這句話。」
「我沒有後悔。最起碼我覺得這樣我會清醒一點，知道可能與不可能，不容易受騙。起碼，我沒有做了些historical incorrect（歷史證明錯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