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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標:災難中的感動模式如何取代問責?

汶川地震,是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以最大規模交集的歷史時刻。這是感動模式起死回生、問責模式轉向衰落的標誌,兩種模式交錯、較量,埋下了許多伏筆。


2015年8月14日,天津,消防員在爆炸現場的房車殘骸旁邊戒備。攝: Billy H.C. Kwok/ 端傳媒
2015年8月14日,天津,消防員在爆炸現場的房車殘骸旁邊戒備。攝: Billy H.C. Kwok/ 端傳媒

溫家寶在川震小黑板上寫下了「多難興邦」四個字,極具象徵意味。誰可以決定多難興邦?

每逢大的災難,無論人禍還是天災,都會產生一種感動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內容是尋找出其中的感人事跡與典型人物,將其認作是英雄(事跡),對他們加以歌頌。這些年來,這種感動模式不斷強化,模式本身也在進化當中,其產生的原理越來越複雜。

感動模式有一個發展、發育的過程。它在黨報盛行的時代,多數是以通訊的形式存在的,諸如為了61個階級兄弟等等。在這個時候,感動模式只限於黨報文體,甚至被認為是對呆板黨報的豐富——它是以人道主義的形式包裹着意識形態的贊美內核。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是市場化報紙興盛的階段。表現在災難報導上,多有與黨報迥異的地方。主要的做法是深挖災難背後的體制原因,以問題意識而不是宣傳意識重新組織災難的報導框架和認識結構。在市場化這種衝擊下,黨報通訊體的感動模式瀕臨崩潰。

在這個二十年,災難報導的問責模式取代感動模式,成為報導的主要模式,當然,也是理解政府的主要模式。市場化媒體將其鞏固為專業主義的報導方法,以此與黨報媒體抗衡。譴責與批評,成為這段時間的主流,感動模式龜縮,但是並沒有完全消失。

汶川地震,是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以最大規模交集的歷史時刻。這是感動模式起死回生、問責模式轉向衰落的標誌,兩種模式交錯、較量,埋下了許多伏筆。一個主線逐漸清晰起來,那就是人道主義的感動模式要被意識形態的感動模式取代,專業主義的問責模式必須死。

溫家寶在川震小黑板上寫下了「多難興邦」四個字,極具象徵意味。誰可以決定多難興邦?這五年來,事實勝於雄辯,政府決心掌握多難興邦的話事權與解釋權,感動模式成為必要的補充,甚至是興邦的主要方式,受到了相當重視,感動模式被保駕護航了。

如果說「多難興邦」是感動模式的機制因素,那麼,維穩體制可視作是感動模式的政治動力;而在宣傳指導方針上,用正確的輿論鼓舞人,可看做是用感動模式來引導輿論的關鍵功能。感動模式的緊迫性有了,需求有了,原理甚至是維護條件也都具備。

隨着維穩體制深入發力,輿論陣地說再次被提上優先日程,市場化媒體同時遇上了經濟與政治雙重緊縮,問責模式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與專業主義的上層理念受到嚴重削弱,問責模式隨之式微。

但是,在09年至今的五六年中,感動模式的媒介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強弩之末的傳統媒體與弱勢的社交媒體曾有一段並行期,在這個階段,感動模式在動車事故、上海大火等時間上依舊面臨挑戰,問責模式遲遲沒有被清場,襯托感動模式相當不人性、不正常。

要改變問責模式的基礎,必須要改造這一模式存在的媒介環境。隨着維穩體制深入發力,輿論陣地說再次被提上優先日程,市場化媒體同時遇上了經濟與政治雙重緊縮,問責模式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與專業主義的上層理念受到嚴重削弱,問責模式隨之式微。

感動模式在這個情況下抓緊接管問責模式的原有領地。在媒介類型上,越來越多黨媒恢復了活力,擠佔市場化媒體空間;在社交媒體上,問責模式所倚重的大V為二級傳播樞紐的機制被拆除;在社運層面,律師等行動派被限制了能力,解除了問責模式的議程設置能力。

隨着問責模式的原理與基礎被各個擊破,感動模式在各個方面受到了鼓勵。感動模式的競爭對手不復存在,它可以大行其道;按需起用大量網評員以污染信息,扭轉輿論導向屢試不爽。感動模式不只是入侵輿論,也在確立認識災難的黨化框架,災難新思維誕生了。

在長江沈船事件上,從汶川地震開始積蓄、動車相撞事件時大有所成的感動模式開出了奇異的成果。多少次游過悲傷的水域,死者是「回歸長江母親的懷抱」等筆法大行其道,關鍵是,這種感動模式獲得了大量受眾的響應,感動模式的受眾基礎得以重建。

社會大眾更願意接受感動模式,甚至出面為其辯護,轉而對問責模式不感冒、甚至引以為搗亂,意味着災難對社會心理的極大程度的衝擊與重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問責模式長期在「責而無效」「問而無用」層面上徘徊的結果,大眾或勢利或失望,心理防線為感動模式打開缺口。

還有一種情緒需要解答的,那就是有人認為自個是真感動,是無政治色彩的人道主義純粹情感,因而不是被操縱的感動模式的「肉雞」。這種個人情感流露也是有的,但是如果問責不自由,不僅贊美無意義,感動也是膚淺的。感動模式對純粹情感的矮化與利用,讓獨善其身變得困難。

正如一開始講到的,感動模式在經過市場化媒體的擠壓,在維穩時代獲得發育,趁着新媒體技術鞏固媒介基礎,它本身也在進化當中。它可能更加隱蔽,比如由更具欺騙性的媒體執行,或者控制事實暴露的節奏,總之是要令問責模式保持破碎,無法形成有規模的壓力。

感動模式在今日的媒介環境下,即使問責模式驅動的市場媒體消失殆盡,其專業專業主義精華呈現碎片化存在,但感動模式在事實與傳播兩方面面臨巨大挑戰。一切災難及其傳播都在手機上展現,擅長控人的維穩機制難以控住傳播,問責模式的靈改在傳播(而不只是新聞)中流傳。

如果說,從前市場化媒體所支撐的問責模式還只是體現為報導框架的話,在問責模式成為傳播動力,打散在個人化傳播中,它就變成了一種因為災難而被強化的政治立場與政治表達。手機成為一種政治化的延伸,感動模式反倒萎縮為狹義的黨媒傾向,它看似常在,其實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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