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刺耳的聲音不見了?中國調查報導的冬天(下)

報導做不了、發不出,比這更大的打擊是──他們發現社會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報道而發生改變。


中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採訪。攝: Feng Li/GETTY
中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採訪。攝: Feng Li/GETTY

嚴冬

對不少中國的深度新聞從業者來說,2013年是從「初冬」轉向「嚴冬」的一年,這一年距離2003年「孫志剛事件」剛好過去十年,中國調查報導走進一個悲哀的輪迴──回到起點。

到2012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被貼上封條。展江說:「研討會本身就反映出中國調查報導的艱難。」

2013年1月3日,《南方週末》新年獻詞在出刊前遭強行修改,將原本呼籲憲政的內容漂染成對執政者的歌頌,修改過的文章甚至出現了低級的事實性錯誤。

次日早晨,曾在《南方週末》工作的50多名編輯記者連署發表公開信,要求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庹震引咎辭職。

庹震曾任新華社副社長,在2012年5月空降廣東後,對南方報業實施了空前的壓制。據《南方週末》員工在抗議公開信披露的資訊,《南方週末》每期新聞選題都要上報省委宣傳部,批准後才能採寫,重要報導和社評更是要宣傳部審閱後才能刊出。據公開信的統計數據,僅2012年《南方週末》編輯部被改、被撤稿件就達1034篇。

原本隔在宣傳部門和媒體之間的那層紗被徹底撕破。如果說此前宣傳部門是通過行政指導、施壓編輯部來控制媒體,在「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中,宣傳部門直接授意總編改稿的行為已破壞了多年來的「行規」。

胡泳認為,「南周事件是十年來中國媒體在空間越縮越緊、枷鎖越戴越牢的環境下,零星的抗爭、鬱結的悲情的一次匯總式的爆發。」

整件事以《南方週末》全面敗落收尾,庹震非但沒有下台,還在2015年7月升任中宣部副部長。張永和認為,「南周事件」恰恰成為庹震的一大政績──「打壓輿論有功」。

這種打壓並非個例。

2013年4月,和《財經》同門的《Lens》雜誌發表《走出「馬三家」》,揭露遼寧一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黑幕,被吊銷刊號。再次面世時,《Lens》淨身為一本文藝雜誌。「打斷了一條腿,」馬三家的作者、時任《Lens》主筆的袁凌說,「只剩下小清新了。」

「這是一把終極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胡泳說,國家把握着媒體的准入許可,如果媒體不按照其曲調起舞,這把劍隨時可以斬斷媒體的命脈。

2014年9月,21世紀網(《21世紀經濟報導》同門網站)被曝以負面報導要挾企業,敲詐數億元廣告費。南方報業核心人物、21世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沈顥等30多人被捕。這樣的消息令公眾也開始失去對新聞行業的信心。不久,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沈顥認罪的畫面,21世紀網被吊銷資質,南方報業派駐工作組進駐21世紀報系進行「全面整頓」。

一同被「整頓」的,還有媒體人的顏面和信心。

在不少報社內部,「小環境」亦逐漸變質。調查報導容易「捅簍子」,出了事主編輕則寫檢查、重則被免職。王克勤的報導曾先後摘掉三個總編的烏紗帽,但並非每個總編都願意承擔這樣的風險。

「總編有的是辦法不說不做,但可以達到不做的目的。」某報社編輯透露,除了斃選題,總編會拖着他的稿子不發,或者要求他去問官方的態度。「一問,果然斃了。」

壓力亦在擠壓個體記者的生存空間。從2007年到2013年間,龐皎明以不同的筆名輾轉於《中國經濟時報》、南都和財新《新世紀週刊》。這些伎倆自然逃不出中宣部的眼睛,在《新世紀週刊》發表《邵氏棄兒》後,領頭人胡舒立遭遇壓力,龐皎明再次更名,最後選擇了投奔香港。

中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採訪。攝: Feng Li/GETTY
中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採訪。攝: Feng Li/GETTY

禁令

施加在媒體身上的管控更加嚴格、技術也更加精緻。

「以前維穩是反應式的。出現一個事情,媒體去報導,各級官僚會努力控制事情的擴散,這是反應式的過程。」胡泳說,「現在反應過程不存在了。一旦出現突發事件,禁令馬上會下來。」

2010年,王克勤揭露山西疫苗變質導致兒童殘障甚至死亡,國務院網絡輿情控制中心下令所有網媒刪除該段報導。

2014年除夕,上海外灘發生致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網媒被禁止將踩踏事件放在頭條。

據國際記者聯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不完全統計,2009年中國政府針對具體新聞事件下達的報導禁令達62條。2010年,這一數據升至88條。國際記者聯會亞太區分會主席胡麗雲表示,88條禁令不過是「冰山一角」。

「這給媒體造成的後果是,決定是不是要去的時候,就考慮到禁令。」《中國青年報》前特別報導部副主任劉萬永說,現在調查報導不僅是沒人寫,到現場去的人就很少。

持續高壓和頻繁禁令像是勒在媒體頭上的緊箍咒,越掙紮越疼,比疼痛更可怕的──是條件反射般的自我審查。

2015年5月2日,黑龍江慶安縣農民徐純合在慶安火車站候車室被民警開槍擊斃。事件在網絡上持續升溫,但除了《財新》、鳳凰網等少數媒體發出原創報導外,沉默的大多數媒體只是轉載了中新網等官方媒體的報導。

5月11日,胡泳在個人微博上發出質問:「奇怪嚴肅媒體關於慶安槍擊案的報導為什麼那麼少」?

幾年前的「一呼百應」變成了「一潭死水」,江湖分崩離析。

同年6月1日,「東方之星」客輪在湖北監利縣水域傾覆,造成442人死亡。船難發生不久,禁令尾隨而來──各家媒體召回派出的記者,統一用新華社通稿。

據張永和回憶,禁區設在事發地一公里之外,現場站滿了武警,根本無縫可鑽。一家門戶網站的記者攜帶無人機趕赴現場,被告知不准使用,記者還看到專門針對無人機的干擾器。

作為境外媒體記者,張永和遭受的約束比他的國內同行少一些,但他依然感覺到這幾年氣氛的明顯變化。「採訪比以前難做了,受訪者特別謹慎。」張永和以「東方之星」事件為例,遇難者家屬被統一安排在一個地方,有專人看守,記者想要進去採訪,先得登記家屬的姓名。「這樣誰還敢接受採訪?」張永和說,「他們只會說感謝國家感謝黨。」

壓力之下,更有媒體將原本的問責報導轉化成歌功頌德或煽情渲染。442條生命沉入江水後,讀者在媒體上看到了這樣的標題:《生為國人,何其有幸》、《世界透過沉船事故見中國決心》、《孩子別哭,我在長江,已經回到母親的懷抱》。

如今,留給中國媒體的調查報導選題,似乎只剩下反腐這一項。資深媒體人宋志標在《2014新聞業觀察報告》中說:「回顧2014年的傳播議題,反腐是一個相當詭異的重要內容。大眾媒體在這個方面完全喪失了主動性,成為「槍」,服務於背後的教化勢力。從碩果僅存的財新到紛紛黨化的市場化報紙,概莫能外。」

衝擊

伴隨着大環境的坍塌,調查報導亦遭遇了來自新媒體的衝擊。

在龐皎明的記憶中,以前「很多題材是可以捂住的,我們讓它慢慢發展,然後再做。」

但微博和微信迅速縮短了一個選題的保質期。調查報導發展的十年間,紙媒和網媒完成了角色互換。陸暉記得,一開始是由紙媒引爆話題,然後網絡再跟進傳播。那時記者做出一篇報導,第二天都要去看各大門戶網站轉沒轉、跟帖多不多。

到2008年左右,網絡承擔了引爆和挖掘話題的工作,華南虎事件(2007年,陝西林業廳公布獵人周正龍拍到近乎絕跡的野生華南虎照片,激起各方質疑,後被證明照片系偽造)、郭美美事件(2011年,認證身份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引起網友對紅十字會的廣泛質疑),都是先在網上熱起來,然後紙媒跟進報導,再通過網媒擴大傳播。

2013年雅安地震,用陸暉的話說,「已經沒什麼紙媒的事兒了」。網絡引爆、網絡核實、網絡傳播。

「現在地方政府變聰明了,24小時內會釋放基本資訊。」羅昌平說,「評論的人基本上都評論了兩遍,報導才出來。」

南都深度部主任王瑩曾以2014年浙江奉化塌樓事件為例,講解紙媒的被動局面。事發後,南都派記者去現場,但未等記者發回稿件,他所蒐集到的資訊早已在互聯網上氾濫成災,等他寫好深度報導,整件事已失去熱度。

報禁未開,報紙已死。依附在傳統媒體上的調查報導和紙媒一起跌入深淵。

失落

愈來愈多的人選擇離開,去新媒體、去做公關、去創業。2014年,僅南方報業就流失了202名採編人員。「我所在時候南方報業的骨幹,基本都走光了。」陸暉本人則是在2009年離開南都。

「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沒有辦法獲得回報。」2012年,左志堅辭去《21世紀經濟報導》新聞總監的職位,轉身創辦了閱讀平台「拇指閱讀」。

2011年,互聯網廣告收入首次超過全國報業廣告收入之和。報紙廣告收入從此連續四年遭遇滑坡,2014年的下降幅度更是達到15%。然而,報導做不了、發不出,比這更大的打擊是──他們發現社會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報導而發生改報變。

「我24歲報導湖南嘉禾拆遷事件,十年以後那個事沒有任何改變。」如今創業做了消費品質檢網站優恪網CEO的羅昌平說,「有時候想想你做的東西到底有多大作用?安元鼎、馬三家,有改變麼?」

(註:嘉禾拆遷指湖南嘉禾縣野蠻拆遷事件,被媒體曝光後,當地縣委書記等人被撤職。但中國各地強拆事件仍此起彼伏。安元鼎是北京一家攔截、關押、遣返上訪者的公司,媒體報導後,該公司被立案偵查,後被媒體發現其換了個名字「重操舊業」。)

調查記者的精神鴉片灰飛煙滅,做調查報導的老牌媒體話語權急劇蒸發。除了幾乎「空巢」的南方報業,《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和《京華時報》的深度報導部先後被撤銷。

從前活躍的「藍衣」QQ群,伴隨着QQ的衰落一併消沉,鮮有人在上面放料、討論選題。和這片土地上的成千上萬個QQ群一樣,藍衣群淪為段子、養生建議的集散地。龍志說,群裏仍在做調查記者的人所剩無幾,而歐陽洪亮已經很久沒打開過藍衣群的對話框了。

不少「線人」向羅昌平抱怨,十年前他們反映一個事情,媒體好歹還會關注一下,現在,媒體只盯着反腐。

年輕的記者湧進來,這一行永遠不缺新鮮血液。但在羅昌平看來,這些剛畢業的年輕人並不真的能理解周永康案件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對複雜的情勢,經驗和分析能力是他們的短板。

經驗或許是可以後天彌補,只是如今媒體氛圍似乎也不一樣了。劉萬永記得自己剛到《中國青年報》時,大家都爭着發頭版頭條。「現在的小孩根本不考慮這個,他覺得沒意義。」午飯時同事之間的話題亦從新聞選題變成了創業和股票。

「當今搞調查的,只有卓偉到處在講我要挖掘真相。」劉萬永呵呵一笑。卓偉自稱「中國第一狗仔」,常年揭過各路明星的勁爆八卦。

救贖

2013年網易舉辦「深度報導十年論壇」,展江在會上提出一個搶救計劃,要把40歲左右以內的報人或傳統媒體人輸送到新媒體去,以其他名目來做深度和調查報導。

資深記者袁淩覺得很遺憾。當時調查記者被焦慮灼燒得快要熔化了,網站卻遲遲沒有接手,等這些網站回過神來時,不少記者已經離開了。

「留下來稍微等一等,可能春天還會到來。這個嚴冬的時候,紛紛跑了。」他說。輾轉多家媒體的袁凌如今是《鳳凰週刊》主筆,同時為多家門戶網站撰文。

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媒體人分析說,這兩年來,各大門戶網站也開始加強原創報導,每個網站都有十幾個人組成的原創部門,遇到重大的突發事件也會派人去現場,類似騰訊的「棱鏡」、網易的「路標」等開始主攻調查報導。「你會發現門戶網站正在向過去的紙媒靠攏,它足夠有錢,它會拿出一部分資源做高端報導來吸引高端讀者。」他說,「大家很清楚這塊沒有流量,但是沒關係,也要做。」

網媒看上去開始接手調查報導,但距離袁淩口中的「春天」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儘管和紙媒相比更靈活、更有資源,戴在網媒頭上的緊箍咒卻並沒有放鬆分毫。

2015年6月,湖南一女官員陪市長等高官喝酒,醉酒致死。由 《財經》雜誌母公司財訊集團聯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阿里巴巴新成立的無界傳媒跟進做了一個調查報導,羅昌平在微信上轉發。「轉了三萬多就全部都刪掉了,那真是屍骨無存。」

7月,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澎湃新聞發表對三峽大壩的調查報導。主筆記者用一年時間走訪三峽沿線,結合圖片、動畫、視頻及三萬五千字的敘述,揭示大壩對環境、生態、人文和居民生活的影響。報導發布七個小時後被封殺。該報導的記者發了一條朋友圈:「歷時一年,行程萬里,存在七小時。」

被刪除被禁止傳播,像是中國媒體人不得不面對的天命。

前面有公權力擋道,後面有商業市場的壓迫,調查報導在中國還有生存之路嗎?前記者、現在的互聯網創業人左志堅認為:「應該交給一個專業的NGO來做,不圖商業回報」。但中國有這樣的環境嗎?

一些人開始嘗試自救。2013年,原《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劉建鋒在網上發起眾籌,希望籌集25萬元支持自己進行調查報導。第二年,他因個人健康原因終止項目,開始陸續償還款項。

2015年,原《華商報》知名記者江雪成為一名獨立記者。7月16日,她在個人微信公眾號「雪訪」上發表了第一篇報導,講述傳知行案的知名NGO創始人郭玉閃的太太阿潘探訪監獄故事,結果一天內收穫1700多個粉絲和2000多元粉絲「打賞」的稿費。很快,文章在微信平台上被刪除。

在這些掙扎、自救之外,還有一個「平行世界」。一些記者留在供職多年的媒體機構,繼續專注做調查報導,這是一個很小的人群,就像是電影《泰坦尼克號》裏的樂團演奏家,在即將傾覆的甲板上專注演奏。

彭清河便是其中之一,入行十幾年,他一直過着離群索居的生活,啃的是最硬的「骨頭」,出差動輒長達兩個月。他用「殺手」來比喻調查記者:「長期做調查記者就像殺手一樣,游離於這個社會和朋友圈,得耐得住寂寞。」

彭清河曾在汶川地震前線駐守整整一個月,也曾在深夜裏喬裝打扮去探訪敏感人士。「調查記者接觸的全是社會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對人的心理是一個日積月累的折磨。」彭清河說。

他鮮少接受訪問,家裏沒有網絡,也很少使用電話。調查記者容易出名,也容易將名聲變現,但高調會給工作帶來更多阻力,他因此選擇蟄伏。

學者展江說:「這是中國調查報導最差的時候,也是最有希望的時候。」

作為仍然奔跑在一線的調查記者,彭清河對此表示認同,「這是中國急劇變化、矛盾迭出的時代,這個時候你不記錄的話,以後就沒了。」他說,「可能最尖銳的東西,也只有調查記者能做吧。」

(應受訪者要求,張永和、彭清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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