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端给你听】刺耳的声音不见了？中国调查报导的冬天（下）

【编者按】本文是端传媒七周年“读端给你听”Podcast特别企划的第二集，邀请到本文作者、端的前总编吴婧读出有声档，也欢迎点击这里，选择你喜欢的播客平台收听，用另一种方式打开端。

严冬

对不少中国的深度新闻从业者来说，2013年是从“初冬”转向“严冬”的一年，这一年距离2003年“孙志刚事件”刚好过去十年，中国调查报导走进一个悲哀的轮回──回到起点。

到2012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被贴上封条。展江说：“研讨会本身就反映出中国调查报导的艰难。”

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在出刊前遭强行修改，将原本呼吁宪政的内容漂染成对执政者的歌颂，修改过的文章甚至出现了低级的事实性错误。

次日早晨，曾在《南方周末》工作的50多名编辑记者连署发表公开信，要求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庹震引咎辞职。

庹震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在2012年5月空降广东後，对南方报业实施了空前的压制。据《南方周末》员工在抗议公开信披露的资讯，《南方周末》每期新闻选题都要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後才能采写，重要报导和社评更是要宣传部审阅後才能刊出。据公开信的统计数据，仅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被改丶被撤稿件就达1034篇。

原本隔在宣传部门和媒体之间的那层纱被彻底撕破。如果说此前宣传部门是通过行政指导丶施压编辑部来控制媒体，在“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宣传部门直接授意总编改稿的行为已破坏了多年来的“行规”。

胡泳认为，“南周事件是十年来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丶枷锁越戴越牢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丶郁结的悲情的一次汇总式的爆发。”

整件事以《南方周末》全面败落收尾，庹震非但没有下台，还在2015年7月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张永和认为，“南周事件”恰恰成为庹震的一大政绩──“打压舆论有功”。

这种打压并非个例。

2013年4月，和《财经》同门的《Lens》杂志发表《走出“马三家”》，揭露辽宁一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黑幕，被吊销刊号。再次面世时，《Lens》净身为一本文艺杂志。“打断了一条腿，”马三家的作者丶时任《Lens》主笔的袁凌说，“只剩下小清新了。”

“这是一把终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胡泳说，国家把握着媒体的准入许可，如果媒体不按照其曲调起舞，这把剑随时可以斩断媒体的命脉。

2014年9月，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导》同门网站）被曝以负面报导要挟企业，敲诈数亿元广告费。南方报业核心人物丶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等30多人被捕。这样的消息令公众也开始失去对新闻行业的信心。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沈颢认罪的画面，21世纪网被吊销资质，南方报业派驻工作组进驻21世纪报系进行“全面整顿”。

一同被“整顿”的，还有媒体人的颜面和信心。

在不少报社内部，“小环境”亦逐渐变质。调查报导容易“捅篓子”，出了事主编轻则写检查丶重则被免职。王克勤的报导曾先後摘掉三个总编的乌纱帽，但并非每个总编都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总编有的是办法不说不做，但可以达到不做的目的。”某报社编辑透露，除了毙选题，总编会拖着他的稿子不发，或者要求他去问官方的态度。“一问，果然毙了。”

压力亦在挤压个体记者的生存空间。从2007年到2013年间，庞皎明以不同的笔名辗转於《中国经济时报》丶南都和财新《新世纪周刊》。这些伎俩自然逃不出中宣部的眼睛，在《新世纪周刊》发表《邵氏弃儿》後，领头人胡舒立遭遇压力，庞皎明再次更名，最後选择了投奔香港。

禁令

施加在媒体身上的管控更加严格丶技术也更加精致。

“以前维稳是反应式的。出现一个事情，媒体去报导，各级官僚会努力控制事情的扩散，这是反应式的过程。”胡泳说，“现在反应过程不存在了。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禁令马上会下来。”

2010年，王克勤揭露山西疫苗变质导致儿童残障甚至死亡，国务院网络舆情控制中心下令所有网媒删除该段报导。

2014年除夕，上海外滩发生致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网媒被禁止将踩踏事件放在头条。

据国际记者联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政府针对具体新闻事件下达的报导禁令达62条。2010年，这一数据升至88条。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分会主席胡丽云表示，88条禁令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给媒体造成的後果是，决定是不是要去的时候，就考虑到禁令。”《中国青年报》前特别报导部副主任刘万永说，现在调查报导不仅是没人写，到现场去的人就很少。

持续高压和频繁禁令像是勒在媒体头上的紧箍咒，越挣扎越疼，比疼痛更可怕的──是条件反射般的自我审查。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候车室被民警开枪击毙。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升温，但除了《财新》丶凤凰网等少数媒体发出原创报导外，沉默的大多数媒体只是转载了中新网等官方媒体的报导。

5月11日，胡泳在个人微博上发出质问：“奇怪严肃媒体关於庆安枪击案的报导为什麽那麽少”？

几年前的“一呼百应”变成了“一潭死水”，江湖分崩离析。

同年6月1日，“东方之星”客轮在湖北监利县水域倾覆，造成442人死亡。船难发生不久，禁令尾随而来──各家媒体召回派出的记者，统一用新华社通稿。

据张永和回忆，禁区设在事发地一公里之外，现场站满了武警，根本无缝可钻。一家门户网站的记者携带无人机赶赴现场，被告知不准使用，记者还看到专门针对无人机的干扰器。

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张永和遭受的约束比他的国内同行少一些，但他依然感觉到这几年气氛的明显变化。“采访比以前难做了，受访者特别谨慎。”张永和以“东方之星”事件为例，遇难者家属被统一安排在一个地方，有专人看守，记者想要进去采访，先得登记家属的姓名。“这样谁还敢接受采访？”张永和说，“他们只会说感谢国家感谢党。”

压力之下，更有媒体将原本的问责报导转化成歌功颂德或煽情渲染。442条生命沉入江水後，读者在媒体上看到了这样的标题：《生为国人，何其有幸》丶《世界透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丶《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

如今，留给中国媒体的调查报导选题，似乎只剩下反腐这一项。资深媒体人宋志标在《2014新闻业观察报告》中说：“回顾2014年的传播议题，反腐是一个相当诡异的重要内容。大众媒体在这个方面完全丧失了主动性，成为“枪”，服务於背後的教化势力。从硕果仅存的财新到纷纷党化的市场化报纸，概莫能外。”

冲击

伴随着大环境的坍塌，调查报导亦遭遇了来自新媒体的冲击。

在庞皎明的记忆中，以前“很多题材是可以捂住的，我们让它慢慢发展，然後再做。”

但微博和微信迅速缩短了一个选题的保质期。调查报导发展的十年间，纸媒和网媒完成了角色互换。陆晖记得，一开始是由纸媒引爆话题，然後网络再跟进传播。那时记者做出一篇报导，第二天都要去看各大门户网站转没转丶跟帖多不多。

到2008年左右，网络承担了引爆和挖掘话题的工作，华南虎事件（2007年，陕西林业厅公布猎人周正龙拍到近乎绝迹的野生华南虎照片，激起各方质疑，後被证明照片系伪造）丶郭美美事件（2011年，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引起网友对红十字会的广泛质疑），都是先在网上热起来，然後纸媒跟进报导，再通过网媒扩大传播。

2013年雅安地震，用陆晖的话说，“已经没什麽纸媒的事儿了”。网络引爆丶网络核实丶网络传播。

“现在地方政府变聪明了，24小时内会释放基本资讯。”罗昌平说，“评论的人基本上都评论了两遍，报导才出来。”

南都深度部主任王莹曾以2014年浙江奉化塌楼事件为例，讲解纸媒的被动局面。事发後，南都派记者去现场，但未等记者发回稿件，他所搜集到的资讯早已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等他写好深度报导，整件事已失去热度。

报禁未开，报纸已死。依附在传统媒体上的调查报导和纸媒一起跌入深渊。

失落

愈来愈多的人选择离开，去新媒体丶去做公关丶去创业。2014年，仅南方报业就流失了202名采编人员。“我所在时候南方报业的骨干，基本都走光了。”陆晖本人则是在2009年离开南都。

“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没有办法获得回报。”2012年，左志坚辞去《21世纪经济报导》新闻总监的职位，转身创办了阅读平台“拇指阅读”。

2011年，互联网广告收入首次超过全国报业广告收入之和。报纸广告收入从此连续四年遭遇滑坡，2014年的下降幅度更是达到15％。然而，报导做不了丶发不出，比这更大的打击是──他们发现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报导而发生改报变。

“我24岁报导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十年以後那个事没有任何改变。”如今创业做了消费品质检网站优恪网CEO的罗昌平说，“有时候想想你做的东西到底有多大作用？安元鼎丶马三家，有改变麽？”

（注：嘉禾拆迁指湖南嘉禾县野蛮拆迁事件，被媒体曝光後，当地县委书记等人被撤职。但中国各地强拆事件仍此起彼伏。安元鼎是北京一家拦截丶关押丶遣返上访者的公司，媒体报导後，该公司被立案侦查，後被媒体发现其换了个名字“重操旧业”。）

调查记者的精神鸦片灰飞烟灭，做调查报导的老牌媒体话语权急剧蒸发。除了几乎“空巢”的南方报业，《中国青年报》丶《北京青年报》和《京华时报》的深度报导部先後被撤销。

从前活跃的“蓝衣”QQ群，伴随着QQ的衰落一并消沉，鲜有人在上面放料丶讨论选题。和这片土地上的成千上万个QQ群一样，蓝衣群沦为段子丶养生建议的集散地。龙志说，群里仍在做调查记者的人所剩无几，而欧阳洪亮已经很久没打开过蓝衣群的对话框了。

不少“线人”向罗昌平抱怨，十年前他们反映一个事情，媒体好歹还会关注一下，现在，媒体只盯着反腐。

年轻的记者涌进来，这一行永远不缺新鲜血液。但在罗昌平看来，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并不真的能理解周永康案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对复杂的情势，经验和分析能力是他们的短板。

经验或许是可以後天弥补，只是如今媒体氛围似乎也不一样了。刘万永记得自己刚到《中国青年报》时，大家都争着发头版头条。“现在的小孩根本不考虑这个，他觉得没意义。”午饭时同事之间的话题亦从新闻选题变成了创业和股票。

“当今搞调查的，只有卓伟到处在讲我要挖掘真相。”刘万永呵呵一笑。卓伟自称“中国第一狗仔”，常年揭过各路明星的劲爆八卦。

救赎

2013年网易举办“深度报导十年论坛”，展江在会上提出一个抢救计划，要把40岁左右以内的报人或传统媒体人输送到新媒体去，以其他名目来做深度和调查报导。

资深记者袁凌觉得很遗憾。当时调查记者被焦虑灼烧得快要熔化了，网站却迟迟没有接手，等这些网站回过神来时，不少记者已经离开了。

“留下来稍微等一等，可能春天还会到来。这个严冬的时候，纷纷跑了。”他说。辗转多家媒体的袁凌如今是《凤凰周刊》主笔，同时为多家门户网站撰文。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媒体人分析说，这两年来，各大门户网站也开始加强原创报导，每个网站都有十几个人组成的原创部门，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也会派人去现场，类似腾讯的“棱镜”丶网易的“路标”等开始主攻调查报导。“你会发现门户网站正在向过去的纸媒靠拢，它足够有钱，它会拿出一部分资源做高端报导来吸引高端读者。”他说，“大家很清楚这块没有流量，但是没关系，也要做。”

网媒看上去开始接手调查报导，但距离袁凌口中的“春天”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尽管和纸媒相比更灵活丶更有资源，戴在网媒头上的紧箍咒却并没有放松分毫。

2015年6月，湖南一女官员陪市长等高官喝酒，醉酒致死。由 《财经》杂志母公司财讯集团联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阿里巴巴新成立的无界传媒跟进做了一个调查报导，罗昌平在微信上转发。“转了三万多就全部都删掉了，那真是尸骨无存。”

7月，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发表对三峡大坝的调查报导。主笔记者用一年时间走访三峡沿线，结合图片丶动画丶视频及三万五千字的叙述，揭示大坝对环境丶生态丶人文和居民生活的影响。报导发布七个小时後被封杀。该报导的记者发了一条朋友圈：“历时一年，行程万里，存在七小时。”

被删除被禁止传播，像是中国媒体人不得不面对的天命。

前面有公权力挡道，後面有商业市场的压迫，调查报导在中国还有生存之路吗？前记者丶现在的互联网创业人左志坚认为：“应该交给一个专业的NGO来做，不图商业回报”。但中国有这样的环境吗？

一些人开始尝试自救。2013年，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剑锋在网上发起众筹，希望筹集25万元支持自己进行调查报导。第二年，他因个人健康原因终止项目，开始陆续偿还款项。

2015年，原《华商报》知名记者江雪成为一名独立记者。7月16日，她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雪访”上发表了第一篇报导，讲述传知行案的知名NGO创始人郭玉闪的太太阿潘探访监狱故事，结果一天内收获1700多个粉丝和2000多元粉丝“打赏”的稿费。很快，文章在微信平台上被删除。

在这些挣扎丶自救之外，还有一个“平行世界”。一些记者留在供职多年的媒体机构，继续专注做调查报导，这是一个很小的人群，就像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乐团演奏家，在即将倾覆的甲板上专注演奏。

彭清河便是其中之一，入行十几年，他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啃的是最硬的“骨头”，出差动辄长达两个月。他用“杀手”来比喻调查记者：“长期做调查记者就像杀手一样，游离於这个社会和朋友圈，得耐得住寂寞。”

彭清河曾在汶川地震前线驻守整整一个月，也曾在深夜里乔装打扮去探访敏感人士。“调查记者接触的全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对人的心理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折磨。”彭清河说。

他鲜少接受访问，家里没有网络，也很少使用电话。调查记者容易出名，也容易将名声变现，但高调会给工作带来更多阻力，他因此选择蛰伏。

学者展江说：“这是中国调查报导最差的时候，也是最有希望的时候。”

作为仍然奔跑在一线的调查记者，彭清河对此表示认同，“这是中国急剧变化丶矛盾迭出的时代，这个时候你不记录的话，以後就没了。”他说，“可能最尖锐的东西，也只有调查记者能做吧。”

（应受访者要求，张永和丶彭清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