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七週年大陸

【讀端給你聽】刺耳的聲音不見了?中國調查報導的冬天(上)

10年前的那個江湖,調查記者以兄弟相稱,他們互通有無、行動一致,希望用自己的報導行俠仗義。

端傳媒記者 吳婧 發自北京、上海、香港

刊登於 20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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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端傳媒七週年「讀端給你聽」Podcast特別企劃的第二集,邀請到本文作者、端的前總編吳婧讀出有聲檔,也歡迎點擊這裏,選擇你喜歡的播客平台收聽,用另一種方式打開端。

攝影記者等待採訪人大會議期間放下相機、鏡頭在天安廣場地上。

發軔

「打死老虎有兩種讀法:打──死老虎,打死──老虎。」2015年夏天,北京一家川菜館,王克勤將右拳攮在左手掌上,面前那盆毛血旺的水平面陡地上斜。

六十年代生人王克勤是中國著名揭黑記者,1989年入行,從業二十多年。他揭過北京出租車壟斷黑幕,也曝過山西疫苗亂象。僅2001年,就有160多名涉黑人員因他筆下的報導鋃鐺入獄。

在中國當下語境中,「老虎」代指「貪官」。近兩年,各家媒體的調查報導都大幅「縮水」,唯剩下對落馬貪官的報導。在王克勤看來,這些報導不過是「家長布置的作業」──追隨着中央的反腐動作,將拳頭對準「死老虎」。

王克勤依然感恩十年前做調查報導的好時光。2002年,他在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時報》任記者,月薪兩千塊,用半年時間調查北京出租車業壟斷狀況,寫出三萬多字的報導。報社為他騰出版面,全體編輯盯版,全體編委簽字,出了事一起扛。「整個報紙一半是我的報導,(這)是什麼概念?」

那時新聞報導對現實的影響像剛出鍋的炸物般乾脆。文章發出後,中央批示要改革出租車行業的管理體制。

2001年,北京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標準接軌、建設一個更透明開放的社會成了時代主旋律。

「那個時候中國人有共識,應該做調查報導。」傳媒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回憶說,2004年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欄目《焦點訪談》開播十週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系統的李長春去視察,鼓勵《焦點訪談》兩天做一個調查,「一年三百多期,那就是一百八十個啊!」此前,李鵬、朱鎔基、溫家寶三任總理曾先後視察過《焦點訪談》。

《焦點訪談》並不以「調查報導」來形容自己,在官方媒體看來,這是西方新聞用詞,而他們更常使用的說法是「輿論監督」。「輿論監督」是「自上而下」的──即通過影響決策層帶來改變,但它折射出本世紀初,執政者一定程度的自信和包容。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執政者有很強的動力希望改善制度上的漏洞,也希望媒體對地方上胡作非為的官員進行制衡。」鳳凰網原創內容總監陸暉曾在《南方都市報》擔任深度新聞部主任,在他看來,當時執政者對調查報導的定位是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市場化媒體的作用是「幫助黨改善統治」。

這一定位構成了中國調查報導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

1998年,出生於新聞世家的胡舒立在北京創辦《財經》雜誌。《財經》挖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腫瘤」,曝光那些導致「病變」的利益集團。2001年,《財經》發表《銀廣夏陷阱》,揭露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銀廣夏業績造假,這類會影響到「金融穩定」的選題是中國媒體此前難以碰觸的。報導發表后,銀廣夏被中國證監會摘牌。

這一年,時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展江創辦「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每年一度,廣邀海內外新聞學界和業界人士,探討新聞輿論監督一年來的收穫和虧欠。他坦言,舉辦研討會是受了胡舒立及其團隊「揭黑報導」的影響。

2003年,廣州的《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發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寫了在廣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為沒有「暫住證」,被送至收容站後遭毒打致死的故事。報導引發了全國對收容遣送制度的熱議,在律師、媒體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人們收到了「胡溫新政」(即2003年胡錦濤、溫家寶上任後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的第一個「禮物」──廢止收容遣送制度。業界普遍認為,這篇報導開啟了中國調查報導的黃金時代。

這一年,王克勤以及報導「孫志剛」事件的南都記者陳峰,皆入選中央電視台「中國記者風雲榜」。八位獲獎記者裏,七個做調查報導。

2013年,民眾到廣州南方報業大樓示威反對該報系記者。

黃金時代

南都隸屬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下稱「南方報業」),「同門兄弟」有《南方週末》、《21世紀經濟報道》等。

紮根廣州的南方報業屬省級黨委機關報,但黨報的身份並沒有綁住它市場化的腳步。相反,臨近港台文化的傳媒商業化經驗,卻為廣州的媒體脫離單純的宣傳機構「喉舌」定位注入新動力。

「當年廣東有一個相對開明和包容的地方官員群體,這些官員的意識走在中國官場的最前面。」陸暉說,他曾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的一些官員聊天,對方的開明令他驚詫。

與此同時,在很多南方報人眼中,南方報業的成功也與范以錦、江藝平等一批開明、有擔當的領導層有很大關係。「報社集團想把南都做成一個有獨立立場、媒體節操和好的市場反響的報紙。」陸暉說。

在這些人撐起的大傘下,聚集起一群並持理想主義和專業主義的年輕人,心是熱的,眼是闊的。

有人從香港帶回「政治禁書」——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在編輯部內部論壇裏吆喝着「誰要複印請登記」。凌晨1點多下了夜班,十來個人聚集在報社附近的「老四川」餐館裏吃宵夜,聊版面、聊選題,聊《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直到天明。

2005年,23歲的年輕記者龍志從湖南的一家地方報紙輾轉加入南都。他記得每週二,分管深度新聞的陸暉會把《華爾街日報》優秀報導和普利策獲獎作品列印出來,發給記者一起討論學習。

陸暉對調查報導的文本有着極高要求。2007年,龍志寫一篇關於無錫太湖水污染的報導。第一稿七千字,陸暉說寫得太枯燥。龍志重寫了第二稿,還是七千字,陸暉說寫得太花哨。龍志於是將那年代流行的社交媒體MSN簽名檔改成「一稿枯燥,二稿花哨」。

多年以後,他們中的不少人回憶起在南都做調查報導的日子,都會用到「純粹」這個字眼。陸暉記得,當時的深度新聞部被其他部門稱為「仙境」,年輕記者們都渴盼登上通往仙境的雲梯。

「早期大家都是以做調查報導為榮,以採訪猛料為榮。」2002年,23歲的左志堅加入《21世紀經濟報導》。辦公室買了兩張床,記者們經常通宵趕稿,累了就睡在辦公室。「工作很容易讓人上癮,跟吸毒一樣。」

左志堅至今記得,自己2002年見習期間在《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表的報導《李嘉誠上海碼頭危機》,揭開和黃集團同上海港的「恩怨」。文字的影響力是那麼真切,一千多字印出來,和黃股票跌到當年最低值。不少人打電話到報社,抱怨買不到當天報紙。第二天,香港《信報》於頭版轉載了全文。

「那個時代一稿成名。」2007年,24歲的記者龐皎明在《中國經濟時報》報導高鐵使用假粉煤事件一舉成名。一篇有影響力的報導,就會令各種爆料和線索隨之而來。有人通過朋友找上門,有人直接拜訪報社,還有人將線索和期待放進牛皮紙袋子寄給他。

4年後,龐皎明於2011年在財新《新世紀》週刊發表的《邵氏棄兒》亦來自一個線人的爆料。報道揭露了湖南邵陽的計劃生育部門為了收取罰款,將超生、非婚生或收養的嬰幼兒從父母身邊奪走,強行送入福利院,統一改姓「邵」。福利院甚至與人販子勾結,把孩子送入涉外收養管道,從中牟利。

「這裏沒有爆料者的利益,報導出來也不會提他的名字。」龐皎明解釋「爆料者」的心態:「我知道你把一件事情掩蓋了,我有種衝動把蓋子揭開。」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認為,2003年左右也是中國民眾權利意識覺醒的時期。不僅僅有南都曝光孫志剛案,實質性推動廢止收容遣送制度;還有席捲全國的SARS公共危機,政府層面也公開承認要尊重公眾知情權。「民眾對於媒體的公器作用開始有巨大期待」,胡泳說,人們希望媒體不再僅是官方的喉舌,也能為民眾發聲。

傳統媒體也浸泡在市場的甜蜜期中。那時南方都市報每一天的發行量有141萬份以上,僅2003年上半年的廣告收入就有5.1億元。

「調查報導雖然不是直接帶來發行量,但它樹立的品格或品牌是可以轉換成廣告的。」陸暉說。當時全國各地的市場化報紙對此都有共識。

報社對調查報導的支持可以從採訪經費上窺見一斑。2005年,剛加入南都的龍志按以前地方報的規格坐火車去採訪,陸暉打來電話:「怎麼不坐飛機去!」

在陸暉看來,當時的記者不論是物質收入還是精神地位都位於社會的高層次。據一位曾在南都深度新聞部工作的記者回憶,2004年他以應屆生身份入職,一個月能拿到8000到10000多元人民幣,當時廣州市的人均工資為2585元人民幣。

一名香港記者採訪北京奧運時被拘捕。

江湖

自然,這段「黃金時代」並非一直「和風細雨」。

2004年,孫志剛案的報導令廣東本地政法系統受到衝擊,其報復性的舉措,令南都總經理喻華峰、總編程益中因所謂「經濟作風問題」相繼入獄,喻華峰甚至因此坐監四年。

翌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宣部分別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正式封殺「異地監督」和「跨行業監督」。

禁止異地監督──即禁止一個省份的記者去另一個省份做負面報導,這是中國調查報導近年來遭遇的第一場霜降,它釋放出一個令人憂慮的信號──揭黑式調查報導已引起官方的警惕。

1980年出生的羅昌平先後在《新京報》、《財經》任職,做過多起政經、財經領域的重磅調查。回想起一開始在《新京報》做報導,羅昌平說,那時「根本不考慮禁令」。但「禁止異地監督」之後,他記得,新聞禁令出得越來越快。

就像一輛掛上檔開跑的汽車,一腳剎車並不能完全抵消其慣性,這場霜降也沒能凍住活躍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報導。互聯網加入了輿論變局。

在初生的網絡世界裏,新聞的傳播難以遏制,各大論壇和知名博客不但成為爆料的集散地,亦為區域性話題發酵成全國議題提供了平台。

各個報社的調查記者們藉助互聯網聯結在了一起。中國幅員遼闊,地方報紙之間的競爭並不激烈,反而,當重大新聞發生時,全國各地的記者聚攏在事發地,他們喬裝打扮、裏應外合,突破地方政府尚不嚴密的媒體防禦網,並迅速共用線索、聚合資源。

「我們共同的對手不是彼此,而是監管部門。」陸暉說。

2005年,時任《鳳凰週刊》記者的鄧飛組建了一個調查記者QQ群,取名「小刀」。小刀群很快達到了200名的人員上限,鄧飛又申請了一個可容納500位調查記者的超級QQ群,取名「藍衣」。不久,「藍衣」也滿員。

在「藍衣」群裏,各類飽滿多汁的料隨着QQ頭像的閃動在螢幕上爆開。「有人在群裏吆喝一聲:兄弟們,哪兒哪兒出事了!全國各地的記者就都跑過去了。」龍志記得,2007年湖南鳳凰縣在建的堤溪沱江大橋突然倒塌(事故共造成64人身亡,後被認定為「責任事故」),當地的記者立刻在QQ群裏放料,事故現場隨即被聞訊趕來的各地記者佔領了。

圈子裏衍生出一條默認的「行規」:A省記者爆料、B省記者接手,市縣級報紙難以吃下的題材讓給胃口更大、腰桿更硬的省級或全國性刊物,比如《南方都市報》和《南方週末》,甚至給友好的境外媒體同行。

「那個時候署名沒那麼重要。」時任《財經》記者的歐陽洪亮說,「大家有一個比較樸素的想法,把事情發出來。」

藍衣群孵化出一個臆想和現實交織的江湖。在那個江湖裏,調查記者以兄弟相稱,他們互通有無、行動一致,希望用自己的報導行俠仗義。「走到哪裏都有兄弟。」時任南都深度新聞部記者的龐皎明記得,他每去一個地方,當地的記者朋友都會幫忙找線索、安排車、請吃飯。

江湖也有「文人相輕」:六零年代生的王克勤被詬病為學養不深的草莽型記者;南方報業的報導被批評空有情懷;《財經》的稿子則被指為像圖書目錄一樣乾巴巴。記者們一邊惺惺相惜,一邊相互嫌棄。這種相愛相殺折射出一個行業的生機勃勃,它釋放的巨大能量也令當局驚懼。

2007和2008年,調查報導在這片大陸的多個角落紮根、開花。除了《新京報》和南方報業這些資深「搗亂者」,全國性媒體《中國青年報》、《財經》、《鳳凰週刊》也是調查報導主力,還有《東方早報》揭露三鹿毒奶粉的報導、成都傳媒集團《新生代調查》報導「蟻力神」非法集資事件、河南電視台報導山西黑磚窯案等等。

「調查記者都拿着矛,把政府給包圍了。」王克勤說,「政府說,這還得了!」

變天

2008年,多事之秋。

先是開年南方雪災。三月西藏拉薩街頭騷亂,以及四月北京奧運年在各地火炬傳遞風波,年輕人「反CNN」偏見報導的愛國熱情高漲。

這也是媒體人陸暉眼中「變天」的日子。當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8.0級地震,波及地區超過十萬平方千米,近七萬人因此喪命。

儘管地震初期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但不到兩週後,情形急轉直下。救災第一階段結束,眾多媒體將報導重點轉向地震災區的「豆腐渣」校舍工程,遇難學生家長們要求政府給說法。駐紮在震區的陸暉一天內接到上級的三個電話。第一個說,不要做負面報導,第二個說不要做報導,第三個要求記者悉數撤回。

「拔出蘿蔔帶出泥。」香港資深電視新聞記者趙永和(化名)報導內地新聞逾十年。在他看來,很多突發事件一開始都能報導,但隨着媒體越聚越多、報導越來越深,碰觸到新聞現象背後的權力、利益鏈條時,地方政府就會伸出手將拔出一半的蘿蔔按下去,以防帶出「泥」來。

更大的歷史背景是這十幾年來社會矛盾和群體事件的日益尖銳、頻繁,以及民間維權發展過程中如影隨形、越來越猛的維穩體制。「從1998年畫一個很長的線來看,政治、法制都處於惡化狀態。」胡泳認為,附着在政治和法治之上的新聞必然難逃慘淡的命運。

而在北京奧運的「舉國盛典」氛圍中,多年來堅持市場經濟、法治等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觀的媒體人,也發現自己與當下的「愛國主義」格格不入。網絡上的「五毛」開始攻擊南方報系是「漢奸媒體」。在陸暉看來,當局對市場化媒體的定性也改變了,這種改變宣判了南方報業的悲劇命運:「以前是小罵大幫忙的黨媒,現在是顛覆黨的敵人。」

一家媒體的興衰依附在當政者對其的定性上,這也恰是中國傳媒的悲哀和掣肘。絕大多數敢做調查報導並做出一點成績的媒體,背後都有政府的勢力站台。於是,當背後的勢力決意離開時,媒體總是難逃被抽去筋骨的命運。

2008年12月,以開明、有擔當著稱的江藝平被調離南都總編輯崗位。有見識、有膽魄的管理層被更懂得順應時世的人逐步取代,小環境急劇惡化。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記者至今記得南都某位主編在會上講的話:「政府做得好,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表揚?」

選題的分量開始滑坡。「我們以前做貪官報導,部長也能做,後來部一級的都不能做了,人事任免、異地監督也不能做了。」左志堅說。

背靠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擔任社長的《財經》,空間也遭到壓縮。「很多稿子都要磨。」2009年,羅昌平在《財經》做副主編。他揣測着「上面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無奈修改被斃掉的稿子。「大環境繃得非常緊,不是你通過努力、技巧能破解的。」

在陸暉看來,2008年是徹底上凍的一年,之後雖然也有不少優秀的調查報導發表,「但那都只是餘波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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