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安徒:民主的專業主義?

過去香港民主運動論述雖然處處說重視專業,但專業本身如何民主化卻少有反思。

刊登於 2015-08-05

今年6月立法會議員投票表決政改方案,12個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團體在立法會外手持表示反對政改方案的紙盒示威。 圖:Philippe Lopez/AFP

這兩年擾攘香港的政改爭論,已經因為政府提出的方案被大比數否決而告一段落。在立法會即將投票的最後階段、社會還在爭論是否要「袋住先」的時候,香港12個專業界別各自組成了關注團體,上街宣傳反對政改方案的重要。除了因為早前「律師會事件」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法政匯思」及比較有介入社運經驗的「社工復興運動」和「進步教師同盟」之外,還有新冒起的醫學界民主團體「杏林覺醒」、「護士政改關注組」、「放射良心」及來自會計專業的「精算思政」,科技界的「前線科技人員」、IT Voice,及表演藝術界的「藝界行動」等。

這次行動,反映了經過雨傘運動的衝擊之後,香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當中已經出現了新的一批民主力量。特別在法律界、醫學界和會計界,親近保守建制的和親近民主進步的兩種力量一直都有爭持,但大都只是反映在專業團體的選舉和相關功能界別的投票。但以專業界別為基礎的民主倡議團體,則是一項新的發展。一洗人們對相關專業界別的觀感。

「專業」在民主藍圖的角色是什麼?

事實上,香港過去30年的民主運動,一直被描繪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運動,「中產」與「專業」一直是連在一起的名詞,是推動民主的中流砥柱。可是,在實際操作上,除了「中產」是以「溫和、理性、開明」的泛民支持者形象出現之外,「專業」其實甚少展現在民主理念的探討及民主發展的藍圖上。

究竟什麼是專業?專業和民主的關係是什麼?香港的民主論述其實甚少討論這個問題。這種情況,事實上是把專業及專業人士置放在一個相當尶尬的位置。一方面,香港的「半民主」設計將專業和專業的利益抬舉,放在「功能組別」的政治設計中,把專業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置放在同一類別,用來為方便操控的小圈子式的「多元主義」作掩䕶。這種設計,其實是強化了社會對專業作為社會既得利益群體的負面印象,與當初民主運動論述的構想背道而馳。

因此之故,以廢除功能組別實現真正民主普選的民主運動,便一直陷於兩難狀態。一方面要按遊戲規則爭取在功能組別的專業界別中建立泛民的支持,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對民主運動的忠誠和決心,只能顯示在承諾當選後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主張。過去,這種矛盾是被理解為權宜之計,真正的出路是推動民主運動加速向廢除功能組別的新制度過渡,民主派專業界別的尷尬問題便迎刃而解。

可是,這種最終將會過渡往民主政體的條件,在可見將來都顯然並不存在。專業在民主想像的藍圖上,還能扮演怎樣的角色?在2004年回應七一大遊行後中共連番挑起的「愛國論」爭議中,香港有人發起了「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當中除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外,敬陪末席的核心價值是「恪守專業」。可是,究竟,恪守專業是什麼意思呢?就只是「緊守專業崗位」、「做好自己份工」、「以專業的專門知識看待問題」嗎?

兩種對立的專業觀

政治學者Albert Dzur把對專業的看法分成三個模式:第一個是社會受託人(social trustee)的模式,把專業看成是基於專門知識、能自我管控及具社會責任。他們提供專家的指導,將外行的人視為僅是消費者或受助人,但他們應有壟斷的地位去保護專業人員的利益及其負擔的社會責任。可是,與這針鋒相的對立模式,亦即「激進批判」的模式,會把專業看成是一種「為公眾定義何謂利益」的權力,他們只會致力於維護自身的社會權威和實質利益,看不起行外的普通人。專業人員的這種自我認識,其實是破壞著民主制度,把自己放在比民眾更優越的位置。

這兩種對專業的看法,可謂南轅北轍。但兩種觀點構成的張力,正好是過去香港民主運動論述的內部矛盾所在。一方面,香港中產的支柱是專業,香港的文化資產也是一批受嚴格訓練的專業人士,他們背後最自豪的是「專業精神」。可是,他們能避免被視為知識的壟斷者嗎?能避免被看成民主的破壞者嗎?可以不被看成香港的特權階級嗎?可以否認他們不是功能組別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嗎?

這樣的話,「恪守專業」是指「做好自己份工」之外,還會不會主張不挑戰專業人員為我們作的判斷,不質疑專業人員為他們列出的選擇,不懷疑專業人員為我們設定的程序?就一如殖民地時代,庶民要學習不作刁民,因為專業精英早已為我們構想了最好的。

民主的專業主義

在上述兩種對立的專業觀之外,Dzur為我們展示了第三種模式,名為「民主的專業主義」(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這種專業仍然重視知識及專門的知識,但會將「專業服務」看成是公民和專業人員共同開展的工作。專業的訓練和經驗仍然重要但與公眾協作的過程一樣重要,因為公眾也是專業決定當中重要的持份者。專業人士的權威和知識是可以通過與公眾分擔的工作而與公眾共享。這樣的話,專業和專業人員將會在公民與體制之間擔當中介角色,完成一種稱之為中間民主(middle democracy)的功能。

過去香港民主運動論述雖然處處說重視專業,但專業本身如何民主化卻少反思,結果間接鞏固了專業地位,被體制收編。

今日的專業服務並不是中立的,而是大大地受到技術官僚的支配和市場導向的壓力所操控,民主問責被視為浪費資源和效率。專業人員的訓練頂多只會顧及專業操守的倫理意涵,但對於專業操作所帶來對民主的影響往往是被排除在專業訓練之外。

過去香港民主運動論述雖然處處說重視專業,但專業本身如何民主化卻少反思,結果間接鞏固了專業地位,被體制收編。今天專業界別冒現新的民主力量,如果能往專業本身的民主化斷續進發,將是後雨傘民運一個重要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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