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希臘危機不是西方民主的危機

希臘債務危機近來引發不少討論，其中不乏有文章從希臘危機談開去，質疑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如在《希臘危機是西方民主制度危機》的文章中，來自中國大陸的作者寫道：
「無恥的極左政客， 會許諾各種高福利來誘惑底層民眾， 換取選票。大眾以為可以不幹活，就能享受美好生活……我看不出西方民主制度如何能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想要理解希臘債務危機的由來，我們必須兼顧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原因，不過這是另一篇文章了，在此先不展開。單論希臘公投——大多數選民拒絕接受國際債權人提出的救助方案，很難説這就是「西方民主」的運作或危機。

這次公投具有明顯的民粹特徵，與當今西方國家以憲政和法治為制度保證的自由民主是不同的。在一個政治與經濟制度健全的自由民主國家，民主是專門決策機構的權威基礎，而不是它們的決策程序。專業性很強的國策決定必須，也只能由專門的權威機構做出。例如，我們不能設想，美國聯邦儲備局的決定交由公民表決來決定，或者該由最高法院裁決的案例卻通過公民表決來裁定。只是在民主制度無法產生民主運作必不可少的特定權威時，公民表決才成為民主決策的代替品。它很可能只是民主決策的贋品，因為它包含對「自由」構成威脅的民粹因素。

堅持專業的決定必須由專門的權威機構作出，這並不違反民主的原則。正如政治學家伊恩·夏皮羅(Ian Shapiro)在《成為民主人士的三種方式》（Three Ways to Be a Democrat)一文中所説，「無論是經濟決策中的經濟學家，還是在刑事審判中的精神病和指紋專家，都應“明智、民主地使用專業知識，應該服從通過制度設計的外行控制。這就像陪審團，其作用是限制專橫傾向，而不是限制深奧（知識）內容」。也就是説，民主的意義在於，在憲政和法治的制度設計中包含「外行」（公眾）的監督作用，既不把公眾只是當作「被代表」（因而將他們實際排斥在外），也不強迫他們承擔實際上無力承擔的責任。

國家需要權威，也需要負責任的領導者。不負責任的政客卻把重大的決定責任推給羣眾，成功是他們領導有方，失敗是羣眾必須自己承擔的後果。

民主並不僅僅是「公投」或「選舉」。民主涉及的不只是產生政府的過程，而且更是設置政府的目的。它涉及的是自由、平等和人的尊嚴的基本價值，使之不受來自無論何方——國家、教會或是社會內部大多數人——的脅迫。它是自由的，因為它的目的就是保護每個人不受奴役。它是憲政的，因為它把依法治理置於政治的核心地位。這樣的民主被稱為「自由民主」，與民粹的或其他形式的「大民主」是有區別的。

著名美國學者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自由的未來》(The Future of Freedom)一書裏指出：

「在西方，民主就是『自由民主』，政體不但有自由而公平的選舉，而且也具備依法而治、分權制衡、保障言論、結社、宗教和財產等等。」

他甚至認為，這些「憲法自由主義」的權利「其實與民主沒有什麼關聯性」。而且兩者，即使在西方，也不必然一直都結合在一起。畢竟，希特勒是經選舉產生的德國總理。今天，「在一些地方，如中亞，選舉實際上是替獨裁者鋪路。在其他地區，民主選舉加劇了種族緊張和團體之間的衝突」。在這些地方，儘管有民主，自由卻遭到擠壓。

有人以《西式民主救不了民主搖籃的希臘》為題討論這次希臘危機，似乎是在借希臘危機，迎合時下不少人對民主失敗的幸災樂禍和對「西方民主」的嘲笑。它似是而非的邏輯是：古希臘是西方民主的源頭，而今天的希臘證明，從這個源頭流淌而來的「西方民主」之水是不潔的，甚至有毒的。

其實，古希臘的「自由」和「民主」都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意思。正如扎卡里亞所指出的，當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説，希臘人是「自由的人民」，「他指的是希臘人不是被異族征服或控制的奴隸。今天我們會稱之為『獨立民族』，或是擁有『民族自決』的地位。按照此一定義，北韓人民今天也是自由的」。今天我們所用的「自由」概念是從羅馬人而不是從希臘人那裏來的，羅馬共和有分權政府、選舉任期固定的官員、強調法律平等等等機制，這些都成為後世自由憲政的典範。

法國啟蒙哲學家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早就指出，希臘民主經常「把個人置於集體權威之下」。這與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則——服從多數人的決定，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也不相符。因此扎卡里亞説，「公元前4世紀，希臘民主據稱達到完整的極致。就在此時，人民議會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將當時最偉大的哲學家處死，罪名是教壞青年。處死蘇格拉底，其本質是合乎民主的，但不符合自由。」

越是在需要專門知識的問題上，民選政治領袖就越需要扮演選民「受託人」而不是單純的「代理人」。這是因為在這樣的問題上，民眾容易沒有觀點，尤其沒有可靠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僅僅靠數人頭是沒有辦法獲得最佳共同決定的。這時候，民選政治人物的責任不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是如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74年對布里斯托爾地區選民的著名演講中所説的那樣，政治人物應該提供「公正的觀點、成熟的判斷、開明的良知」。

在這次希臘危機中，希臘的政治領袖沒有能做到這些。這本來不過是希臘政客領導能力的危機，將此説成「西方民主」或「自由民主」的危機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