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希腊危机不是西方民主的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近来引发不少讨论，其中不乏有文章从希腊危机谈开去，质疑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如在《希腊危机是西方民主制度危机》的文章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作者写道：
“无耻的极左政客， 会许诺各种高福利来诱惑底层民众， 换取选票。大众以为可以不干活，就能享受美好生活……我看不出西方民主制度如何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想要理解希腊债务危机的由来，我们必须兼顾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原因，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了，在此先不展开。单论希腊公投——大多数选民拒绝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救助方案，很难说这就是“西方民主”的运作或危机。

这次公投具有明显的民粹特征，与当今西方国家以宪政和法治为制度保证的自由民主是不同的。在一个政治与经济制度健全的自由民主国家，民主是专门决策机构的权威基础，而不是它们的决策程序。专业性很强的国策决定必须，也只能由专门的权威机构做出。例如，我们不能设想，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决定交由公民表决来决定，或者该由最高法院裁决的案例却通过公民表决来裁定。只是在民主制度无法产生民主运作必不可少的特定权威时，公民表决才成为民主决策的代替品。它很可能只是民主决策的赝品，因为它包含对“自由”构成威胁的民粹因素。

坚持专业的决定必须由专门的权威机构作出，这并不违反民主的原则。正如政治学家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在《成为民主人士的三种方式》（Three Ways to Be a Democrat)一文中所说，无论是经济决策中的经济学家，还是在刑事审判中的精神病和指纹专家，都应“明智、民主地使用专业知识，应该服从通过制度设计的外行控制。这就像陪审团，其作用是限制专横倾向，而不是限制深奥（知识）内容”。也就是说，民主的意义在于，在宪政和法治的制度设计中包含“外行”（公众）的监督作用，既不把公众只是当作“被代表”（因而将他们实际排斥在外），也不强迫他们承担实际上无力承担的责任。

国家需要权威，也需要负责任的领导者。不负责任的政客却把重大的决定责任推给群众，成功是他们领导有方，失败是群众必须自己承担的后果。

民主并不仅仅是“公投”或“选举”。民主涉及的不只是产生政府的过程，而且更是设置政府的目的。它涉及的是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的基本价值，使之不受来自无论何方——国家、教会或是社会内部大多数人——的胁迫。它是自由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保护每个人不受奴役。它是宪政的，因为它把依法治理置于政治的核心地位。这样的民主被称为“自由民主”，与民粹的或其他形式的“大民主”是有区别的。

著名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一书里指出：

“在西方，民主就是‘自由民主’，政体不但有自由而公平的选举，而且也具备依法而治、分权制衡、保障言论、结社、宗教和财产等等。”

他甚至认为，这些“宪法自由主义”的权利“其实与民主没有什么关联性。而且两者，即使在西方，也不必然一直都结合在一起。毕竟，希特勒是经选举产生的德国总理。今天，“在一些地方，如中亚，选举实际上是替独裁者铺路。在其他地区，民主选举加剧了种族紧张和团体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地方，尽管有民主，自由却遭到挤压。

有人以《西式民主救不了民主摇篮的希腊》为题讨论这次希腊危机，似乎是在借希腊危机，迎合时下不少人对民主失败的幸灾乐祸和对“西方民主”的嘲笑。它似是而非的逻辑是：古希腊是西方民主的源头，而今天的希腊证明，从这个源头流淌而来的“西方民主”之水是不洁的，甚至有毒的。

其实，古希腊的“自由”和“民主”都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意思。正如扎卡里亚所指出的，当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人是“自由的人民”，“他指的是希腊人不是被异族征服或控制的奴隶。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独立民族’，或是拥有‘民族自决’的地位。按照此一定义，朝鲜人民今天也是自由的”。今天我们所用的“自由”概念是从罗马人而不是从希腊人那里来的，罗马共和有分权政府、选举任期固定的官员、强调法律平等等等机制，这些都成为后世自由宪政的典范。

法国启蒙哲学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早就指出，希腊民主经常“把个人置于集体权威之下”。这与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也不相符。因此扎卡里亚说，“公元前4世纪，希腊民主据称达到完整的极致。就在此时，人民议会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将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处死，罪名是教坏青年。处死苏格拉底，其本质是合乎民主的，但不符合自由。”

越是在需要专门知识的问题上，民选政治领袖就越需要扮演选民“受托人”而不是单纯的“代理人”。这是因为在这样的问题上，民众容易没有观点，尤其没有可靠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数人头是没有办法获得最佳共同决定的。这时候，民选政治人物的责任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如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布里斯托尔地区选民的著名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政治人物应该提供“公正的观点、成熟的判断、开明的良知”。

在这次希腊危机中，希腊的政治领袖没有能做到这些。这本来不过是希腊政客领导能力的危机，将此说成“西方民主”或“自由民主”的危机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