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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掉家國的火紅──楊寶熙(下)


今天的楊寶熙,不再「不懂中國」,而是「沒有家國」。 攝:盧翊銘/端傳媒
今天的楊寶熙,不再「不懂中國」,而是「沒有家國」。 攝:盧翊銘/端傳媒

火紅殆盡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毛澤東之死,對於很多國粹派中人來說是精神甚至信仰領袖之隕落。

同年9月18日,學聯在理工學院賈士域堂舉行了追悼大會。經過兩天的通宵布置,會場莊嚴肅穆,毛主席的遺像高懸在禮台中央,台上翠綠松柏,台下是學聯、八間成員學生會、院系會、屬會及一些院校負責人敬獻的花圈。會場內安裝了十二部閉路電視機,直播北京百萬群眾追悼大會的實況。

現場出席者眾,超過二千名同學與北京的人民默哀、聽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詞、唱紅歌。北京那邊的追悼會結束後,楊寶熙以學聯會長的身分致悼詞:

「毛主席為我們遺下了寶貴的革命財產,千車萬船載不完,過去舊中國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真理和救國救民,奮鬥犧牲;今天我們香港青年學生在社會主義祖國的陽光下照耀成長,今昔對比,我們是何等幸福。」

當年聲音微微顫動而又堅定的楊寶熙如是說。

當年毛澤東逝世,香港學界追悼者眾。圖片來源:《香港學生運動回顧》。 攝:盧翊銘/端傳媒
當年毛澤東逝世,香港學界追悼者眾。圖片來源:《香港學生運動回顧》。 攝:盧翊銘/端傳媒

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很快也垮台。對於國粹派,「四人幫」一直都是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捍衛者,得知「四人幫」倒台後,第一個反應是當作「謠言」,接下來當中共中央的取態改弦易轍,國粹派就明白事態,陷入思想迷茫:他們所緊緊追隨的中共中央已經放棄了他們,他們所投身所奉獻的青春,也被徹底否定。很多人因此無法面對自己。

而楊寶熙算是當中一個例外的不例外。曾經的火紅,隨着文革結束而燒盡。

「我比較特別。一定會失落,因為整個精神支柱失去了。但我現在想反問當時的社會派,或者那些說一早知道『四人幫』是說謊的人: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那幾個寫手所說的東西是很吸引嘛。對我來說,『四人幫』所說最深刻的是那些他們說了但永遠不會做的事。」

「例如為人民服務,艱苦樸素奮鬥之類的口號。」

「『冧』(崩潰)的地方是在這裏。我們喝『四人幫』奶水長大,但原來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但『四人幫』所高舉的價值,我今天仍然在實踐。」

她着力肯定那段歷史對她的正面影響。

火紅盛極,燒下來的灰燼總是成長的養分。而其他同輩的國粹派,絕大部都被烈焰焚盡,輕風一吹,什麼都沒有。

「明明是中國內部的黨派鬥爭,卻要利用我們搞起香港的社會氣氛......可能因為上面(中共)要交報告,聲稱在下面(香港)做了什麼工作。這令我之後與組織切割......但是或者所謂『冧』......即是......個人來說就是非政治化自己:以後關於政治的東西你不要找我,我不想談政治,我不想看中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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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綁架的民族

在楊寶熙的成長故事裏頭,這樣的過去,幾乎是理所當然。在中學時起關心社會上受苦難的人,結果於參加了《70年代》,繼而參與社會運動;後來之所以參加中大社工隊,同樣是因為其關注貧苦的在地行動;「四人幫」之所以吸引她,都是因為他們關注群眾,儘管他們沒有實踐。

她的關注點,從來都是人。

「不是,我所關注的是民族,不只是人。」

「那純粹是好模糊的民族主義:河山、文化、歷史、國土、地理、風景,再多一點。到我所謂左傾、國粹派時,我就會把黨跟民族結合,成為一體,黨與民族為一體。」

「當時有首歌很有名,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嘛。整個新中國就是因為共產黨的帶領下才能出現,所以我就會把黨國結合。」

這等於是中國共產黨把她的民族偷走了,而中共詮釋的民族再不是她剛經歷知性火苗溫柔時期的那個民族。當她認清事實時,已經無法回頭。

「即使是六四我也沒有覺得需要與中國切割。我當時仍在想那是黨派之爭:某一派失勢,因而出現六四屠殺。這意味着我仍然在共產黨裏派系鬥爭的框架下思考,仍未察覺共產黨本質有問題。直到九十年代,江澤民成為黨主席,談什麼『三個代表』,公開地說會代表資產階級。嘩,然後我想:『咁都得?』那不是共產黨了。」

楊寶熙說自從四人幫倒台後,她就沒有關心政治。即使她提及八九六四,她也並沒有出席那個轟動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她「完全無感覺,完全唔關心」。

楊寶熙沒有說到的是,她畢業後曾在五育中學任教師,因1982年校方無理禁唱《義勇軍進行曲》而發動老師集體辭職抗議。

「不願想。是逃避一種。」她淡言,沒有絲毫火花。

「九七年主權移交也無感覺?」我問。

「也無。」

然而當日曾經批評楊寶熙不懂中國的爸爸就非常高興。

「我爸爸在1998年才過身,所以他能見證回歸。回歸當晚我爸爸特意叫一家人出外吃飯慶祝。他好開心,但我就無感覺。我想也沒想過九七。」

「想也沒想過」,相對於歷史書上描述九十年代香港人面對主權移交時的焦慮與不安,是那麼的不相襯;而對於楊寶熙,卻是那麼的理所當然。

昔日「認為外國月亮特別圓」的楊寶熙,在七十年代成為親中的國粹派要員,到九十年代,她已經無法認可那個中國,變回「不懂中國」。

只是,她不再青春少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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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掉家國

「其實到反國教時我對民族和政權的關係仍有點含糊未明。直至今次雨傘運動就想得好清晰:正因為黨與國家民族結合,我一旦切割,就要把所有都割掉。」

「連國家民族也割掉。」

「我並不覺得沒有家國是種傷痛。」

曾經為家國痛哭流涕,奉獻最美好年少時光的楊寶熙自道。

2012年,特區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因教材偏頗,被批為洗腦教育,一群七十年代的社運老兵出來絕食,聲援學生的抗爭。九人的絕食名單當中,就有楊寶熙的名字。

「那是因為反國教絕食是岑建勳所發起。」

岑建勳同樣是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成員,參與多次社會運動,1973年參加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被拘捕,八九六四後曾與其他人士暗中組織黃雀行動,營救被通緝的北京學生。

要講楊寶熙因反對國民教育科而絕食,得要將片段回帶。

「2003年七一遊行,我本來也沒有想過要參與。」

「其實我與《70年代》的故人斷絕聯絡了好一段時間。直至1994年吳仲賢逝世,我在報紙看到訃聞,知道出殯時間,才覺得一定要去。所以就開始再接觸《70年代》那群人。」

那種「一定要去」的感覺,就像當年她覺得《70年代》反殖民地揭不公義那種精神「好中」一樣,彷彿並無他選。

「之後與他們有保持些少聯絡,及至2003年七一,岑建勳問我去不去遊行,既然有人找我,而我又想見回舊朋友,那就去吧。如果不是他們找我,我也不會去。」

至於反國教,除了是岑建勳的聯絡外,更多的或者是種介乎偶然與不偶然的感應。

「我記得我收到岑建勳訊息當日,我早上去了拜佛,因靜坐而出神。當時我已有些斷食經驗,亦知道何芝君絕食到要進醫院,就在想怎麼辦。當我完成拜佛後就收到岑建勳發給我的短訊,說他們老兵(舊日學運中人)會去絕食,問我會否參加。」

「我覺得這是一種精神溝通,轉過頭來就收到短訊。若非岑建勳組織,我也不會絕食。」

「我現在相信感應之類的東西,意思類似坊間所講的第六感,腦電波的溝通。」

當日火紅,幾近盡褪;然內心心火,今日未滅。未滅之火,是不是因岑建勳之故,都不再重要了。

直至雨傘運動,楊寶熙以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身分,見證着她心目中整個黨-國-民族的崩壞。今天的她,不再「不懂中國」,而是「沒有家國」了。

「連國家民族也割掉。」

她的這句話,餘音裊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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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

一路娓娓道來,楊寶熙從容不迫,並沒有如她的同代人,連往事也不敢重提。

「有關當時的感受及反思,我其實並不知道他們(同輩的國粹派)如何去想。沒有人膽敢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她與當年學聯的同學定期聚會,在會上大家會分享茶餘飯後的小道消息,就是沒有人會舊事重溫。楊寶熙如是說。

「深入的討論再無出現。」她斬釘截鐵。

退任學聯會長後,她當老師,做主婦,在社會服務中心兼職,去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出任農業部行政主任,轉職為專案主任推廣有機耕作,建立「共同購買點」支持社區農業,成立社會企業「自在生活」,繼續推動共同購買方式。從紅變綠,一切自然而然。昔日國粹先鋒,今日農業先鋒。

只是,火紅如何不再,總有昔日火燙的烙印痕跡。

「你現在回望當年學生運動,會有什麼感覺?」我本來以為這一個平常不過的問題,因為整個訪談裏,楊寶熙應對所有問題都是笑容掛面,悠然自在。

她沉默。

伴隨而來的是哭泣聲與她的顫動。

此情此景,與在毛澤東追悼會時哀思奔騰的楊寶熙,已過近四十年。

四十年前的烙印。圖片來源:《香港學生運動回顧》。 攝:盧翊銘/端傳媒
四十年前的烙印。圖片來源:《香港學生運動回顧》。 攝:盧翊銘/端傳媒

「其實我自己一個是無法反思,需要有人與我坐談,把舊事挖出來。我有點翻騰。」

「但我不想用後悔來形容,我覺得這不是後悔。路是自己選,如果我再次身處當年,很老實說,以我這樣的背景,我覺得我仍然會這樣選。」

話已至此,淚珠凝在這位曾經火紅的國粹派先鋒臉上。

「除非我參與了《70年代》後不進大學啦。我中學時又不想工作,家裏小康,又想搞社會抗爭,那當然是進大學。在大學裏又遇上那些人,除非遇不上他們,即是有很多『除非』才會這樣......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不想以後悔去形容,但是......有很多東西會覺得:為什麼自己當年會這樣?只能說自己愚蠢與單純。唯一會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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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入雲的眾聲喧嘩,總有歷史枝幹承托。我們的當下,又是在怎樣的往昔裏生成?

「歷史充滿各種偶然,卻又是那麼的必然。」

曾在歷史火眼裏的楊寶熙如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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