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殆盡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毛澤東之死，對於很多國粹派中人來說是精神甚至信仰領袖之隕落。
同年9月18日，學聯在理工學院賈士域堂舉行了追悼大會。經過兩天的通宵布置，會場莊嚴肅穆，毛主席的遺像高懸在禮台中央，台上翠綠松柏，台下是學聯、八間成員學生會、院系會、屬會及一些院校負責人敬獻的花圈。會場內安裝了十二部閉路電視機，直播北京百萬群眾追悼大會的實況。
現場出席者眾，超過二千名同學與北京的人民默哀、聽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詞、唱紅歌。北京那邊的追悼會結束後，楊寶熙以學聯會長的身分致悼詞：
「毛主席為我們遺下了寶貴的革命財產，千車萬船載不完，過去舊中國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真理和救國救民，奮鬥犧牲；今天我們香港青年學生在社會主義祖國的陽光下照耀成長，今昔對比，我們是何等幸福。」
當年聲音微微顫動而又堅定的楊寶熙如是說。
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很快也垮台。對於國粹派，「四人幫」一直都是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捍衛者，得知「四人幫」倒台後，第一個反應是當作「謠言」，接下來當中共中央的取態改弦易轍，國粹派就明白事態，陷入思想迷茫：他們所緊緊追隨的中共中央已經放棄了他們，他們所投身所奉獻的青春，也被徹底否定。很多人因此無法面對自己。
而楊寶熙算是當中一個例外的不例外。曾經的火紅，隨着文革結束而燒盡。
「我比較特別。一定會失落，因為整個精神支柱失去了。但我現在想反問當時的社會派，或者那些說一早知道『四人幫』是說謊的人：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那幾個寫手所說的東西是很吸引嘛。對我來說，『四人幫』所說最深刻的是那些他們說了但永遠不會做的事。」
「例如為人民服務，艱苦樸素奮鬥之類的口號。」
「『冧』（崩潰）的地方是在這裏。我們喝『四人幫』奶水長大，但原來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但『四人幫』所高舉的價值，我今天仍然在實踐。」
她着力肯定那段歷史對她的正面影響。
火紅盛極，燒下來的灰燼總是成長的養分。而其他同輩的國粹派，絕大部都被烈焰焚盡，輕風一吹，什麼都沒有。
「明明是中國內部的黨派鬥爭，卻要利用我們搞起香港的社會氣氛......可能因為上面（中共）要交報告，聲稱在下面（香港）做了什麼工作。這令我之後與組織切割......但是或者所謂『冧』......即是......個人來說就是非政治化自己：以後關於政治的東西你不要找我，我不想談政治，我不想看中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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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綁架的民族
在楊寶熙的成長故事裏頭，這樣的過去，幾乎是理所當然。在中學時起關心社會上受苦難的人，結果於參加了《70年代》，繼而參與社會運動；後來之所以參加中大社工隊，同樣是因為其關注貧苦的在地行動；「四人幫」之所以吸引她，都是因為他們關注群眾，儘管他們沒有實踐。
她的關注點，從來都是人。
「不是，我所關注的是民族，不只是人。」
「那純粹是好模糊的民族主義：河山、文化、歷史、國土、地理、風景，再多一點。到我所謂左傾、國粹派時，我就會把黨跟民族結合，成為一體，黨與民族為一體。」
「當時有首歌很有名，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嘛。整個新中國就是因為共產黨的帶領下才能出現，所以我就會把黨國結合。」
這等於是中國共產黨把她的民族偷走了，而中共詮釋的民族再不是她剛經歷知性火苗溫柔時期的那個民族。當她認清事實時，已經無法回頭。
「即使是六四我也沒有覺得需要與中國切割。我當時仍在想那是黨派之爭：某一派失勢，因而出現六四屠殺。這意味着我仍然在共產黨裏派系鬥爭的框架下思考，仍未察覺共產黨本質有問題。直到九十年代，江澤民成為黨主席，談什麼『三個代表』，公開地說會代表資產階級。嘩，然後我想：『咁都得？』那不是共產黨了。」
楊寶熙說自從四人幫倒台後，她就沒有關心政治。即使她提及八九六四，她也並沒有出席那個轟動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她「完全無感覺，完全唔關心」。
楊寶熙沒有說到的是，她畢業後曾在五育中學任教師，因1982年校方無理禁唱《義勇軍進行曲》而發動老師集體辭職抗議。
「不願想。是逃避一種。」她淡言，沒有絲毫火花。
「九七年主權移交也無感覺？」我問。
「也無。」
然而當日曾經批評楊寶熙不懂中國的爸爸就非常高興。
「我爸爸在1998年才過身，所以他能見證回歸。回歸當晚我爸爸特意叫一家人出外吃飯慶祝。他好開心，但我就無感覺。我想也沒想過九七。」
「想也沒想過」，相對於歷史書上描述九十年代香港人面對主權移交時的焦慮與不安，是那麼的不相襯；而對於楊寶熙，卻是那麼的理所當然。
昔日「認為外國月亮特別圓」的楊寶熙，在七十年代成為親中的國粹派要員，到九十年代，她已經無法認可那個中國，變回「不懂中國」。
只是，她不再青春少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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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掉家國
「其實到反國教時我對民族和政權的關係仍有點含糊未明。直至今次雨傘運動就想得好清晰：正因為黨與國家民族結合，我一旦切割，就要把所有都割掉。」
「連國家民族也割掉。」
「我並不覺得沒有家國是種傷痛。」
曾經為家國痛哭流涕，奉獻最美好年少時光的楊寶熙自道。
2012年，特區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因教材偏頗，被批為洗腦教育，一群七十年代的社運老兵出來絕食，聲援學生的抗爭。九人的絕食名單當中，就有楊寶熙的名字。
「那是因為反國教絕食是岑建勳所發起。」
岑建勳同樣是當年《70年代》雙周刊的成員，參與多次社會運動，1973年參加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被拘捕，八九六四後曾與其他人士暗中組織黃雀行動，營救被通緝的北京學生。
要講楊寶熙因反對國民教育科而絕食，得要將片段回帶。
「2003年七一遊行，我本來也沒有想過要參與。」
「其實我與《70年代》的故人斷絕聯絡了好一段時間。直至1994年吳仲賢逝世，我在報紙看到訃聞，知道出殯時間，才覺得一定要去。所以就開始再接觸《70年代》那群人。」
那種「一定要去」的感覺，就像當年她覺得《70年代》反殖民地揭不公義那種精神「好中」一樣，彷彿並無他選。
「之後與他們有保持些少聯絡，及至2003年七一，岑建勳問我去不去遊行，既然有人找我，而我又想見回舊朋友，那就去吧。如果不是他們找我，我也不會去。」
至於反國教，除了是岑建勳的聯絡外，更多的或者是種介乎偶然與不偶然的感應。
「我記得我收到岑建勳訊息當日，我早上去了拜佛，因靜坐而出神。當時我已有些斷食經驗，亦知道何芝君絕食到要進醫院，就在想怎麼辦。當我完成拜佛後就收到岑建勳發給我的短訊，說他們老兵（舊日學運中人）會去絕食，問我會否參加。」
「我覺得這是一種精神溝通，轉過頭來就收到短訊。若非岑建勳組織，我也不會絕食。」
「我現在相信感應之類的東西，意思類似坊間所講的第六感，腦電波的溝通。」
當日火紅，幾近盡褪；然內心心火，今日未滅。未滅之火，是不是因岑建勳之故，都不再重要了。
直至雨傘運動，楊寶熙以一個普通參與者的身分，見證着她心目中整個黨－國－民族的崩壞。今天的她，不再「不懂中國」，而是「沒有家國」了。
「連國家民族也割掉。」
她的這句話，餘音裊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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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
一路娓娓道來，楊寶熙從容不迫，並沒有如她的同代人，連往事也不敢重提。
「有關當時的感受及反思，我其實並不知道他們（同輩的國粹派）如何去想。沒有人膽敢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她與當年學聯的同學定期聚會，在會上大家會分享茶餘飯後的小道消息，就是沒有人會舊事重溫。楊寶熙如是說。
「深入的討論再無出現。」她斬釘截鐵。
退任學聯會長後，她當老師，做主婦，在社會服務中心兼職，去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出任農業部行政主任，轉職為專案主任推廣有機耕作，建立「共同購買點」支持社區農業，成立社會企業「自在生活」，繼續推動共同購買方式。從紅變綠，一切自然而然。昔日國粹先鋒，今日農業先鋒。
只是，火紅如何不再，總有昔日火燙的烙印痕跡。
「你現在回望當年學生運動，會有什麼感覺？」我本來以為這一個平常不過的問題，因為整個訪談裏，楊寶熙應對所有問題都是笑容掛面，悠然自在。
她沉默。
伴隨而來的是哭泣聲與她的顫動。
此情此景，與在毛澤東追悼會時哀思奔騰的楊寶熙，已過近四十年。
「其實我自己一個是無法反思，需要有人與我坐談，把舊事挖出來。我有點翻騰。」
「但我不想用後悔來形容，我覺得這不是後悔。路是自己選，如果我再次身處當年，很老實說，以我這樣的背景，我覺得我仍然會這樣選。」
話已至此，淚珠凝在這位曾經火紅的國粹派先鋒臉上。
「除非我參與了《70年代》後不進大學啦。我中學時又不想工作，家裏小康，又想搞社會抗爭，那當然是進大學。在大學裏又遇上那些人，除非遇不上他們，即是有很多『除非』才會這樣......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不想以後悔去形容，但是......有很多東西會覺得：為什麼自己當年會這樣？只能說自己愚蠢與單純。唯一會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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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入雲的眾聲喧嘩，總有歷史枝幹承托。我們的當下，又是在怎樣的往昔裏生成？
「歷史充滿各種偶然，卻又是那麼的必然。」
曾在歷史火眼裏的楊寶熙如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