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詩織專訪：她笑着回來了，告訴你身為性暴力倖存者的真實生活

相比五年前來香港，這一次，伊藤詩織確實顯得快樂了一些。

五年前，她剛到訪香港，就想去看社運現場，在街頭爆發記者本能，爬上馬路欄杆從高處拍攝。不曾想，後來傳出在訪問一週之後，她有想要結束生命。

伊藤詩織活了下來。這一次，她和團隊帶著自傳紀錄片《Black Box Diaries（港譯：黑箱日誌）》參加全球各大電影節，並於4月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

紀錄片呈現了她自遭受性侵九年來，從起訴、蒐證、拉鋸、到一審，雖勝訴卻仍有未竟的艱辛。約104分鐘的影片放映結束，人們還在為影片中女主角過去九年的心酸遭遇拭淚時，女主角已經走到台上，對著台下的人笑意盈盈。

伊藤詩織來了。

這部紀錄片的旅程從一月的美國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開始，降落香港的時候，伊藤發現自己瘋狂想念亞洲食物，「我不停地吃米，還有辣豬紅！」多年來她熱情地告訴公眾，熱辣食物為她帶來療癒感。

這九年，伊藤一直在重建自己。2015年，她遭日本前TBS電視台、政治線「御用」男記者山口敬之性侵，當年即向對方提起刑事訴訟，案件卻有如「黑箱」：除了法制不利受害人外，山口敬之更疑被警方「放生」，兩年後檢方拒絕起訴，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角色令人起疑。這使得伊藤不得不改訴民事。過程中遭遇種種痛苦，她曾在2019年嘗試自殺，被朋友發現後救回。

我不由自主地關心，「我真高興你捱過那些難關了」，伊藤沒有接話，眼睛和嘴都彎成微笑的弧線，側了側頭，她聽到了。

從2015年她決定依靠自己將事件公開，從此就不曾停下。2017年《Black Box（黑箱）》一書出版，她抽絲剝繭地做自己案件的調查記者；2018年BBC發布短片《Japan’s Secret Shame》，她本人出鏡親述歷程；2021-2022年她寫作隨筆，2023年集成出版第二本書《裸で泳ぐ（裸泳）》。這一次，紀錄片《黑箱日記》就像一個終極完結。

這些年怎麼樣，大丈夫ですか（日語，還好嗎）？
「ちょっと大丈夫じゃない 」，她語速飛快地回答——這是日語裏「不算好」的委婉說法。

未等回應，她又笑著改口，「Just Kidding！」

訪問前夜，她才和朋友們鬧到三點，第二天一早就爬起來給自己梳洗，從十點多開始接受車輪戰訪問，不忘在黑白衣裙裏巧藏醒目橘紅色襪頭。她另有一雙碎銀河般的戰靴，在放映時穿，顯出氣場。此行採訪過她的人大抵覺得她有轉行天賦，在鏡頭前鬆弛自信，走路帶風，又衣品時尚。

「真的好久沒有見到她了」，更多人感慨，「有十年了嗎？她現在怎麼樣？」

遺忘

對於那些不堪回憶的，伊藤很多都不記得了。

她嘗試根據記者提問回憶一些過去的感受，卻不好意思地坦白：「我想那是我應對（創傷）的方式，有時找到些什麼，我就像，shit，這，它真的發生過嗎？」她曾失去魂魄般對著鏡頭自語壓力太大，在紀錄片中抱歉地向世界告別，「就連這個片段，也是（發生）一年後才在我手機裏找到的。」

那是她狀態最差的日子，彼時她改以民事訴訟起訴山口敬之已近兩年，正是交叉詢問要開始之前，卻被告知自己的審判結果將會影響日本同類案件（日本法律部分行大陸法系，民法系統下法庭判例將為現實中法律應當如何闡釋提供準則）。伊藤頓時感到有壓力，「如果我輸了，好像別人也會輸⋯⋯我被告知不能這樣說話、不能那樣說話，會影響法官的感受⋯⋯我不知道要怎麼說話了，而我不想影響到別人。」

一些中年女性自發組成支持她的民間團體，邀請她去發言，她也像洩了氣的氣球，和以往痛苦卻堅定的樣子判若兩人。「我想我還沒有準備好吧⋯⋯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恐慌了（panic），很害怕。」她也很久沒有見到山口敬之了，即將在庭上和他面對面，「她不確定見到這個人的時候，身體會如何反應。雪上加霜的是，山口敬之還反告她「誹謗」，並索賠一億日圓（約510萬港幣）。

作為受害人，伊藤詩織也僅僅是向山口敬之索賠330萬日圓（約17萬港幣），且從一開始，她就拒絕了外界給她的經濟支持。「所有人都在受苦（suffered），我覺得我不應該是獲得支持的那個人」，她並不覺得別人就比自己活得輕鬆。但當山口敬之獅子大開口，「我怎麼可能⋯⋯甚至不可能賺到這麼多錢⋯⋯我想我再也無法獨自承受下去了。」

從醫院搶救甦醒過來之後，她甚至不記得自己拍過這些影片。

「所以（做紀錄片）真的是一個釋放和重新發現創傷的過程。」

在她的第二本書中，她提到仍然被失眠與夢魘困擾；而即使在遠離東京的沖繩群島上吃着油炸甜面果，也會令她想起被性侵後第二天和妹妹在甜品店見面的事。

心理學上，人在遭遇到重大創傷時，「遺忘」是自我保護的其中一種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然失憶。在她的第二本書中，她提到仍然被失眠與夢魘困擾；而即使在遠離東京的沖繩群島上吃着油炸甜面果，也會令她想起被性侵後第二天和妹妹在甜品店見面的事。

「但我不後悔。」

紀錄片的名字比書多了一個「diaries」，因為影片在整理結構時，參考了她一共7本日記。每一個她打出去的電話、見過的人，她都秘密錄音錄影，因為意識到警察無法幫助她，頭兩年，這些錄音錄影更多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

直到她發現「日本媒體也無法面對和處理我的案子」。分析指，日本媒體對性暴力案件有「集體沉默之牆」，受害人如伊藤等，只有透過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國際記者會，才令事件具有影響力。東京大學教授林香里曾指，與其他各主要國家相比，日本媒體在處理性別平等相關話題方面表現相當消極。

而記者的操守倫理也一直壓著伊藤，在她的第一本書中，她就全力要求自己保持「客觀中立」，從第三者的視角看自己。做紀錄片導演，她也曾自我懷疑：「拍自己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但倫理上我很猶豫，這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是不是ok的？」

直到某一刻，她覺得所有東西都清晰起來，「悲劇總是由別人來講述，但我們（悲劇主角）有用自己的聲音講自己的故事的力量。」「我要承認我越界了」，她想清楚了，「這就是我的單方面敘事，對不起，我不準備在這裏講別人了。」

儘管影院中從頭到尾都傳來觀眾的啜泣聲，但實際上影片中並沒有太多情緒化的場景和鏡頭，「我不確定放多少情緒進去是ok的，雖然是我自己的故事，但如果我表達出了太多情緒⋯⋯我覺得⋯⋯」她沒有總結出一個形容。

她和剪輯團隊討論了很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剪出來，看看大家如何感受，再決定留下或拿走什麼。情緒太強烈的，「比如自殺的片段就拿走了很多」，「我並不想看到自己哭得那麼厲害的畫面⋯⋯但那個畫面就是真相（truth）」。原片約5分鐘，紀錄片中僅保留了約30秒，被剪走的片段是她給媽媽打電話，但媽媽沒有接到，伊藤便對著鏡頭留下遺言訊息。

講起這些，她的手指無意識地交叉握住自己。

資料顯示，暴露療法是在受控的方式下讓人們面對他們害怕的事物，教導大腦不再將害怕的事物視為威脅，「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看你的故事，而這正正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方式。」

那麼，該放多少情緒在影片中，現在有答案了嗎？

她露出伊藤的招牌笑容：「就現在來說，從今天的我回看——它足夠好了。」

暴露療法

影片的剪輯，對伊藤像某種治療。

「有一種（心理）療法叫暴露療法（exposure therapy），一種認知科學的治療，」她在腦海中搜尋這種療法的名字。資料顯示，暴露療法是在受控的方式下讓人們面對他們害怕的事物，教導大腦不再將害怕的事物視為威脅，「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看你的故事，而這正正是（這部）紀錄片製作的方式。」

「最難的其實不是拍攝，攝像都是朋友或製作人，而且當拍攝變成一種常規，我後來就忘記鏡頭的存在了，」剪輯才是更艱難的，「我必須不斷地回到那些片段裏，那些我不願意回到的過去⋯⋯」伊藤有時看不下去，必須停下，「這就是為什麼剪輯用了四年。」

她認為這些影片不應該只有法庭有權看到，「我想大家都可以看，這是應份的，因為如果你沒有親眼見到，可能理解不了到底在發生什麼。」

但如果只有她一個人，剪輯永遠都無法完成。

「我並不是一個政治家，無法改變世界，我的工作就是講一個純粹的故事。但我希望可以鼓勵別人，或至少呈現出一種真實感——倖存者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伊藤的工作團隊，也是一群支持她、陪伴她的朋友。《黑箱日記》的監製之一 Eric Nyari，和剪輯師之一 Ema，是一對夫妻。在他們一次前往日本的家庭旅行中，伊藤和這對夫妻見面、遊玩，某日的席間，突然講起自己的紀錄片，希望可以找到人幫忙。大家一拍即合。

再加上另外兩位剪輯師 Ryan 和 Yamazaki ——五、六個人將400多個小時的原始影片翻來覆去地看，最終成片104分鐘。「剪了幾十個版本呢！」Eric 輕輕笑笑。伊藤對這個團隊深懷感激，「大家都明白我需要時間，而且因為預算很低，反而也沒有了要按時完成的時間死線」。

「和很多支持我的人一起工作很好，但有時也有壓力」，她形容寫書只要按照自己的節奏、用自己的頭腦就可以，而紀錄片有不同的製作方式，「但如果沒有我的編輯，我無法獨自面對所有⋯⋯所以我現在可以說拍紀錄片是療癒（healing）的過程了⋯⋯能找到明白在發生什麼事的人，我真的 super lucky！」

這其中，在日本出生，有英國和美國生活經驗的 Ema，成為了能夠理解在日本長大、在美國讀書、現在英國生活的伊藤的親近朋友。 這次合作之前，Ema 也是一位導演，伊藤曾在 Ema 的另一部片子裏擔任攝影師，「她可以從內部人的視角，也可以從外部人的視角看這個故事，這種眼光對我非常重要。」

影片中還安排了一些地獄笑話：比如伊藤躲避跟蹤她的人住到朋友家時，她答應從此幫朋友養老；她打電話詢問購買竊聽檢測儀，賣家卻以為她要買竊聽器（tanchi-ki，tōchō-ki，兩個日語單詞發音相近）；時任警察廳廳長中村格被指親自下令叫停逮捕山口敬之，伊藤和朋友去堵他，小轎車卻一溜煙開走了，「早知道我應該穿運動鞋的！」在美國放映的時候，伊藤聽到觀眾席陣陣笑浪，香港影院裏，不少觀眾也會心一笑。

「後來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在這麼慘的故事裏要放笑點，」伊藤將此歸功於 Ema，「Ema 看原始檔時就一直在笑，她說噢我的天呀你做了這個、你做了那個！她很擅長找到所有具有喜劇效果的時刻。儘管坐進剪輯房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但我們總是找到一些東西去笑，而且大家一起笑。我們就把這些笑點放進去了。」

團隊召集不同背景的朋友們一起看片，嘗試在「不言而喻」和「解釋語境」中找到平衡，「日本觀眾不需要太多解釋，國際觀眾需要，但這也不是一部教育影片，我也需要從中去重新發現我自己。」

影片中後段，曾目睹山口敬之把伊藤拽下計程車、拖進酒店的酒店門衛，主動找到她，表示不懼丟掉工作的風險，願意公開身分為她作證。「我不能再讓這些性暴力在日本發生了。」門衛清晰地向伊藤表達自己的立場。那一刻，鏡頭中伊藤嚎啕大哭。

她希望影片會有一些積極意義，但總的來說，「我並不是一個政治家，無法改變世界，我的工作就是講一個純粹的故事。但我希望可以鼓勵別人，或至少呈現出一種真實感——倖存者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多年前她形容「讓光照進黑箱」，如今提起，她依然肯定地大聲說「Yes！」，「要看到問題，才能修正問題」。

在另一個訪問中，伊藤說，「關於我是誰，我還在不斷發掘的路上。但是說到底，我感覺自己……誰也不是（I’m just no one），沒有被任何東西所依附，所以也會覺得有點孤獨，但是現在，我真心為自己獲得的力量感到高興。」

12天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共上映超過190部電影，最終觀眾票選《黑箱日記》為最受歡迎第3名。

找回語言

2019年伊藤一審勝訴後，山口敬之提出上訴，直到2022年1月案件才二審，維持原判、定讞。不過，二審中法官認同山口敬之的部分主張，認為沒有證據證明山口敬之曾對伊藤下迷姦藥（date rape drug），為此伊藤需賠償對方55萬日圓（約2.88萬港幣）。

勝訴未竟的這幾年，伊藤開始寫一些散文，嘗試找回自己的語言。

「我如果在一個 #MeToo 運動已經發生過的現在講自己的故事，我想我會得到更多理解。前些年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感到非常孤立，人們不明白我說的，也不理解為什麼我要公開講性暴力，這在日本是禁忌和恥辱。」

因為一度，她壓制和失去了自己的語言。

紀錄片裏即可見一斑。影片中提到三名關鍵證人，其中被她稱為「A」的來自警方，披露了警方曾確實下達對山口敬之的逮捕令（後來被叫停）。但就在伊藤糾結於是否應該保護線人、沒有他的同意應否向公眾公開這個信息時，A卻在喝醉後說出「如果你跟我結婚，我就為你作證」的話。

伊藤瞪大眼睛，啞口無言，只用「是、是」等簡單的回應草草結束對話。

「我後來忘記了這一幕，我應該也是從記憶中抹除了，當時太震驚了。」

影片中後段，曾目睹山口敬之把伊藤拽下計程車、拖進酒店的酒店門衛，主動找到她，表示不懼丟掉工作的風險，願意公開身分為她作證。「我不能再讓這些性暴力在日本發生了。」門衛清晰地向伊藤表達自己的立場。那一刻，鏡頭中伊藤嚎啕大哭。

「謝謝你，謝謝你。」淚水中她也只能這樣回應著。

當時身為受害者，她找不到足夠的能量和時間去梳理自己，而除了創傷中的失語、面對時的遺忘，頻頻質疑和蕩婦羞辱她的社會氛圍也曾讓她感到孤獨。伊藤站出來兩年後，#MeToo 運動才經歐美席捲全球，「我如果在一個 #MeToo 運動已經發生過的現在講自己的故事，我想我會得到更多理解。前些年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感到非常孤立，人們不明白我說的，也不理解為什麼我要公開講性暴力，這在日本是禁忌和恥辱。」

2019年，一連四起性侵案被宣判無罪，才催生出一場線下的花朵運動（Flower demo）；2023年，日本偶像產業鼻祖、傑尼斯事務所創始人喜多川去世後，事務所才承認喜多川對旗下男藝人的性侵醜聞，願意道歉和補償。

日本司法、警方、政治、媒體對待性侵案，更多時候仍像一場沉默的霧。2019年，一連四起性侵案被宣判無罪，才催生出一場線下的花朵運動（Flower demo）；2023年，日本偶像產業鼻祖、傑尼斯事務所創始人喜多川去世後，事務所才承認喜多川對旗下男藝人的性侵醜聞，願意道歉和補償。

而在案件仍在起訴、審理，未有結果的階段，伊藤還對自己有「客觀」的要求，「我們還在庭中（in a court）」，她在意自己是否能對事件進行評論、表達個人觀點，因此盡力從記者視角出發。在《黑箱》一書中，她就努力自我抽離，憤怒、恐懼等尖銳情緒只在字裏行間閃爍。

是隨著法庭做出判決，她才漸漸找到餘力，「有了法律決定後，我的討論和表達變得容易多了」。

散文集合在《裸泳》一書中，她寫自己不再是「受害者」，也不再是「記者」，而是「詩織本人」了，終於重新獲得了言語化自己的能力：「我採集了許多詞語，用來描述自己曾經不願正視的心理創痛，終於擁有了將那段經歷拆解、重組、化為日常語言去加以剖析的能力⋯⋯其中最大的轉變，是發覺自己從『倖存』進化到了『活著』。」

伊藤從小就有記者夢，紐約大學畢業回到日本後，她就開始給外媒做 fixer（協助外國記者在當地採訪的助手，包括聯繫採訪、翻譯等工作）、攝影師，在受創、打官司的那幾年，她也不輟拍片，用影像講述新聞故事。

這些寫作進行於紀錄片製作的後期，「我決定這麼做，因為當我重回所有日記時，我覺得需要去面對我的感受，練習面對自己，誠實寫作，也誠實地講故事。」《黑箱》是「記者之眼」的，《裸泳》是「自我救贖」的，這些寫作幫助她最終完成了《黑箱日記》，「像是兩個階段，而這部電影是這兩種視角的合集。」

「而且我還忘了這麼多事」，她幽默地提醒，「當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寫作是不錯的。」

伊藤從小就有記者夢，紐約大學畢業回到日本後，她就開始給外媒做 fixer（協助外國記者在當地採訪的助手，包括聯繫採訪、翻譯等工作）、攝影師，在受創、打官司的那幾年，她也不輟拍片，用影像講述新聞故事：「總是回顧自己的經驗和記憶，是糾結困擾的（haunts），但一旦開始講述別人的故事，它好像幫助了你去找到在自己身上找不到的語言。我現在想，這也是一種應對創傷的機制。」

自殺後三個月左右她就馬上工作、繼續發片了，她有休息過嗎？

「噢」，伊藤從未想過，有點驚訝，「我沒有意識到這點。」

「動起來、積極做些什麼，或許會讓你到達某個地方，」她想了一下接到，「我確實不是一個可以坐下來思考的人⋯⋯我真的需要學會休息和放鬆。」

她覺得巡迴公映期間的自己又說了太多話，「我一直在講、講、講，也獲得很多資訊，但我需要慢下來」，因此今年她的一個新願望是找到時間去練習內觀（vipassana），這種來自印度的靜坐方法，讓人在十天半個月內不說話，注重和自己相處時的內心平靜，「我有點害怕，但又很好奇⋯⋯一個月太多了！或許先試試一週吧。」

鏡頭

不管是被拍還是拍別人，伊藤畢竟是一個和鏡頭打了許多年交道的人。

端的攝影師帶著 Sony A74 鏡頭去工作，鏡頭離伊藤特別近的時候，她突然轉過頭調皮地抓了一下，報上自己也常用 Sony。後來攝影師再拿出 Mamiya RB67 的菲林機，她好奇地主動拿來把玩。這台菲林機的取景成像與正常視覺相顛倒，她覺得好酷。

「我總是在鏡頭後面，這是很棒的經驗，但如果我不把自己放在鏡頭前、客體化，有些事情我是學不到的。」對於拍自己這件事，此刻她有這樣的感悟，「我想這對影像工作者、記者，都是很重要的一課。」成為記者以來，伊藤的大部分新聞作品都和影像有關，除了與外媒合作製片、攝像，她也和朋友 Hanna Aqvilin 成立紀錄片公司 Hanashi Film。她曾擔任導演、講述日本老人孤獨臨終問題的紀錄片《亞洲的孤獨死》（Undercover Asia: Lonely Deaths），獲2018年紐約節（New York Festivals）社會問題類別（social issue category）銀獎。

她認為聲音和講述才是武器，鏡頭不是，從頭到尾，那都是出現在她生活和工作裏的有用的工具。

穿紅色衣服的14歲土耳其小男孩，被伊藤的鏡頭拍著拍著，好奇地拿起了一台 Go Pro，迅速學會了用它來自拍。那是2023年5月土耳其大地震，伊藤來到四處都是廢墟的當地，意外碰到這個小男孩。她後來在自己的土耳其新聞報導中使用了不少小男孩自拍視角的畫面——他介紹自己同樣紅色衣服的妹妹，在塵土瓦礫的現場開心地跑起來、頭頂是蔚藍的天，鴿子在地上，小路通往災民營。半夜，小男孩憶起在地震中失去的好友家人，輕輕哭泣。

「我們完全沒有計畫做這件事，他就是對鏡頭感興趣，在地震創傷中，他好像想做些不同的事情。他起初嘗試用大相機，但不會對焦，後來就用 Go Pro，甚至可以跑起來和跟朋友們一起玩。」

她覺得能看到這些很幸運，「如果不是他的視角，我永遠不會知道他在土耳其的這個小鎮裏、某條後巷踢足球。」

伊藤覺得自己沒有故意選擇和災難與療癒有關的題材，「但我想在剪輯過程中，或許我聚焦在人們如何面對困難、和如何應對事情上了，因為這也啟發我們怎樣在艱難的處境中生活。」

伊藤還為她的朋友、日本女性攝影師安田菜津紀做了影像訪問，安田菜津紀也專注拍攝災後問題，她長線跟進日本、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的貧窮和自然災害，地震、海嘯、暴雨、颱風後的社會面貌，都曾出現在她的鏡頭中。

「我只是愛這些人，這就是紀錄片的美麗，你碰到一個人，然后記錄他/她的個人故事。」伊藤覺得自己沒有故意選擇和災難與療癒有關的題材，「但我想在剪輯過程中，或許我聚焦在人們如何面對困難、和如何應對事情上了，因為這也啟發我們怎樣在艱難的處境中生活。」

九年該告一段落。雖然還不能公開，但伊藤真的想要做些新的事情了。她也想念自己的貓貓 Tabi 和狗狗 Uni，Tabi是日語的襪子（タビー），因為它有小白手套，Uni 是獨特（unique）、only one 的意思。Tabi 在伊藤困在日本剪輯的時候偶然跑進她的生活，成了她的 coping partner，Uni 陪伴了她有些時日。去歐洲的話，它們還需要辦理簽證、打疫苗等等，現在伊藤把它們暫時留在父母家。

那麼哪裏是她的家呢？「有 Tabi 和 Uni 在的地方就是家。」

每一次放映結束，觀眾都大排長龍跟伊藤簽名合影，她跟每個人打招呼都熱情飽滿，好像久未謀面的老友相逢。「是因為大家都來找我說話！雖然我不說粵語、也不說普通話，但大家還是來跟我分享感受。有些東西不是言語的，我可以從大家的眼睛裏看到，這對我來說很觸動。」

所有人都像通過這部影片連結在一起了。「就像，我們都一起從一趟艱難的旅程中回來了，然后互相跑來說，You did a good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