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生存狀況：被困住的少數族裔，永恆的「內部敵人」

【導語】在二戰之後，沒有任何一場衝突像巴以衝突一樣，長久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而談到巴勒斯坦人，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居住在如今狀況慘烈的加沙地帶，以及約旦河西岸的人們；其次是大量流亡在其他國家的巴勒斯坦難民，而現在仍然生活在以色列境內，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卻往往被人所遺忘。他們被人類學家稱作是「被困住的少數族裔」（trapped minority）：這些無法建立屬於自己國家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雖然擁有國籍，卻無法像以色列猶太人一樣被政權平等對待。

10月7日哈以戰爭爆發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各項公民權利尤其是言論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無法抗議遊行，甚至在社交媒體上發聲也會引火上身。長久以來的二等公民身份，在戰爭語境下變得更加屈辱甚至危險：在加沙之後，會不會輪到的就是他們了呢？

耶路撒冷：不相交的平行線

初春的聖城耶路撒冷還有些冷，但天氣晴好的時候，溫度頗為舒適，在人口稠密的街區，熙熙攘攘、人頭攢動，似乎看不出這是一個正在經歷戰爭的國家。而在70多公里外的加沙地帶，已有三萬餘人喪生在以色列國防軍的炮火之下。

在老城北側的入口大馬士革門（Damascus Gate），城門內就是老城四個城區之一的穆斯林區，城門外則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集區之一。耶路撒冷如今鮮少遊客，在大馬士革門進進出出的大多是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但在城門處荷槍實彈把手城門的，都是以色列的軍隊。

本地人告訴我說，自戰爭開始，大馬士革門的警衛增加了不少。他們大約十八九歲的年紀，大抵是還在服兵役，彼此隔着一段距離喊話，響亮的希伯來語越過來往人群的頭頂。穿城門而過的人們，三三倆倆，說着阿拉伯語。守衛者和被守衛者們，沒有任何言語的交換，甚至沒有任何的目光接觸，像兩條並行流淌的溪水，互不相交。

這一幕將以色列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生活的狀況展現得頗為形象。75年來，擁有以色列國籍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一直保持着脆弱的共存關係。他們說着不同的語言，看不同的新聞；他們對於同一段歷史有截然不同的記憶，甚至存在根本性的衝突：1948年是猶太人的建國之年，卻是巴勒斯坦人的「Nakba」（阿拉伯語「災難之意」），在這場浩劫中，有70到80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逐離開故土。除去個別混居的城市，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大多居住在不同的城市；猶太人孩子多數去猶太學校接受教育，而巴勒斯坦人的孩子則去阿拉伯學校。他們或許在大學和公司一同學習和工作，卻甚少深入了解對方的生活，跨種族的婚姻更是少之又少。

「許多猶太人對阿拉伯人是不信任並害怕的，但是保持着禮貌和尊重；以色列阿拉伯人對於猶太社會有憤怒，但當面對單個的猶太人時，並不會表現出來」， 希勒爾·哈爾金（Hillel Halkin）在《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中如是描寫。這種共存關係被形容成是「冰冷的和平」，艱難而勉強地被雙方維繫着。

但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種和平。根據以色列一家社會和科學組織aChord 的調查結果顯示，在這輪衝突爆發後，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的猜疑、仇恨和恐懼都急劇上升。

以色列政府呼籲猶太市民要「武裝自己」，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推動放鬆嚴格的槍支許可要求，並建立更多隨時待命的民間安保小組。在2023年10月到12月之間，以色列相關部門收到了25.6萬份攜帶私人槍支的申請，這一數字在去年全年是4.2萬。本-格維爾還宣布採購一萬支步槍給民間安保團隊，尤其是在約旦河西岸定居點，靠近以色列邊境的城鎮以及像耶路撒冷這樣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

穿過熙熙攘攘的阿拉伯人商鋪區，就來到了西牆腳下，雖然偶爾也會遇到說着英文的遊客，但和往日相比，這裏依然顯得冷清。從西牆廣場一則的木質扶梯進入聖殿山後，更有些人跡罕至的意味，完全不似往日的聖殿山，要排幾個小時才進得去。而入口處的軍警數量，比遊客還要多。

在圓頂清真寺的一角，坐着兩個帶着頭巾的年輕阿拉伯女性。她們說，戰爭開始後，遊客和朝拜者都急劇減少。不少穆斯林在戰爭開始後，就不能自由進入圓頂清真寺和聖殿山。

「就是今天，在入口的地方，以色列士兵們還跟我說，讓我回自己的地方去。那我該去哪兒呢？我的家就在這兒，我是在這兒出生在這兒長大的，我的祖祖輩輩都在這兒，你讓我到哪裏去呢？」其中一位帶着粉色頭巾，正在學習藥劑師專業的女生對我說。

巴勒斯坦人，究竟應該在哪裏呢？

在地中海和約旦河西岸之間約6000平方公里、古時被稱作「巴勒斯坦」的廣袤土地上，生活着約720萬的以色列猶太人和689萬的巴勒斯坦人，其中一共有984萬人具有以色列國籍，以色列政府也是這片土地上唯一有管理權的政體。

猶太人大部分生活在以色列國土境內，約50萬被聯合國裁定為是「非法定居」在約旦河西岸；而巴勒斯坦人，約319萬人生活在約旦河西岸，超過200萬被禁錮於狹長的加沙地帶，剩餘的不到170萬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如今的以色列境內。

以色列政府將這些擁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納入「以色列阿拉伯人」（Israeli Arab）這一稱呼當中，根據2022年底的數據，有208萬人，佔到以色列總人口的21%。在以色列政府的敘事中，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分是複雜的，在宗教、文化、族群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從宗教和民族來看，主要有穆斯林、基督徒、德魯茲人和貝都因人。 而這樣的多樣性讓阿拉伯人無法在政治議題上達成共識並形成統一的身份認同。

事實上，以色列政府一直以來對於阿拉伯人的治理方式，就是分而治之。在1949年一份泄露的政府機密文件中明確寫道，「政府的政策就是將阿拉伯人口分成不同的社群和宗教…社群政策和部族劃分也是在分裂阿拉伯的統一」。

但在今天的以色列，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阿拉伯人」這個身份標識是拒絕的。他們認為，以色列政府將他們稱作阿拉伯人，就是希望人們會逐漸忘記他們其實是巴勒斯坦人。被定義為泛化的阿拉伯人，意味着他們和這片從羅馬帝國時期就被叫做「巴勒斯坦」的土地沒有絕對的聯繫，更加沒有所有權，因此可以被驅趕到任何一個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從以色列建國到現在，經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民族解放運動，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然人一直在試圖尋找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 根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內部衝突》（Israel’s Palestinians -The Conflict Within）一書的作者伊蘭·佩列格（Ilan Peleg）和多夫·瓦克斯萬（Dov Waxwan）, 目前最能準確反映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共同身份的稱呼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Palestinian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在1948年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的《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中，除去現今依然是巴勒斯坦地區的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區，還有很多如今被以色列佔領的城市，曾被劃分為是巴勒斯坦的屬地。這些地區，被稱為是「48屬地」（48 territories）。其中一些城市，比如以色列重要的海港城市海法，曾經主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居住地，如今是一座以猶太人為主，但多民族、多宗教混居的城市。

海法：被噤聲的巴勒斯坦人

海法，被稱作是以色列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從綿長的海岸線沿着主街道向市中心聳起的山丘走去，就到了世界最年輕的宗教之一巴哈伊信仰的總部所在地。階梯式的花園層級而上，鋪滿了整個面向海岸的山崗，遠遠望去彷彿是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顯化在當今世界的樣子。

以色列阿拉伯少數民族權利法律中心 Adalah，就坐落在離花園入口不遠處的一幢寫字樓裏。自1996年起，Adalah 致力於維護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以及其他邊緣群體的權利，幫助他們在土地和住房權利、政治參與、言論自由等經濟、社會和公民權利各個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和壓迫進行法律援助。

2023年10月7日以來，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加沙死亡人數已經超過3萬人，其中有70%是婦女和兒童，尤其是死去兒童的數量，比過去四年全球衝突中造成的總和還多；這場通過全媒體向全球直播的慘案，無不表明現在是一個對巴勒斯坦人而言，異常危險的時代。近年來，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定居者在以色列政府和軍隊的支持下，擴張非法定居點，襲擊巴勒斯坦人。聯合國報告顯示，從10月7日至12月23日，300餘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被殺害，其中包括79名兒童。而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全境，以色列歷史上最右翼的政府正在加強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監控，以戰爭為幌子壓制反對其政策的巴勒斯坦公民和左翼猶太人。

自戰爭爆發，以色列政府就發起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目標首先是那些對加沙人表示任何形式同情的巴勒斯坦公民。大量大專院校的猶太學生被徵召入伍，組成網絡大軍開展監控和追捕。支持和同情加沙人的遊行被全面禁止，並被貼上「支持哈馬斯」的標籤，警察局長科比·沙布泰（Kobi Shabtai）公開威脅說，任何認同加沙的人，他會幫助他們坐上直達加沙的巴士。

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68歲的海法居民、巴勒斯坦人權活動家約阿夫·巴爾（Yoav Bar）。警方給出的理由，是在他的住所查獲了大量涉嫌構成煽動的物資和媒體材料。而在拘留期間，患有慢性疾病的巴爾未能得到必要的護理，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惡化到需要住院治療，但警方堅持要繼續繼續關押巴爾。 在 Adalah 代理律師提起上訴後，當地法庭釋放了巴爾。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將巴爾和法官稱之為是「內部的敵人」。

Adalah 的新聞發言人阿里·雷麥茲（Ari Remez），在接受端採訪時表示，從2023年10月7日至11月1日的二十多天裏，有170多起類似的案件。而以色列政府所使用的「內部的敵人」這一說法，也是一直以來官方對巴勒斯坦公民全面壓制的背景。

除去無法上街遊行和抗議，巴勒斯坦人在網上的表態也受到了全面的監控，他們甚至無法將社交媒體的封面照片換成是黑白色的，因為這意味着「對加沙人的哀悼」，雷麥茲說。

2023年11月8日，以色列議會通過了一項暫時修正法案，將「觀看和閱讀涉及恐怖主義媒體內容」作為一項新的刑事犯罪，最高一年監禁。這一法案受到人權組織的廣泛批評。

以色列民權協會認為，這在其他民主國家是「沒有先例」的，而且這樣模棱兩可的內容最終將解釋權交由執行當局，極容易造成權利的濫用。Adalah 也警告說，修正案將「被動使用社交媒體」也定為犯罪，會加強針對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監視和限制言論自由的氛圍。

與此同時，以色列媒體報道說，以色列司法部長和內政部長已同意推進立法，因與言論有關的犯罪而被定罪的個人會被剝奪以色列公民身份和居留權。內政部隨即在2023年11月2日公布了一份「法律備忘錄」，提議凡被判定犯有與恐怖組織或煽動恐怖主義有關罪行的個人，將被取消以色列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身份。

Adalah 在一份聲明中說， 「以色列的部長們，顯然有意利用當前的國家緊急狀態，向巴勒斯坦公民發出這樣一個信息：他們的地位和權利是以拒絕自己的民族身份為條件的，他們面臨着被驅逐出祖先家園的威脅。」

在以色列大學的巴勒斯坦學生，也屢屢被「特別關照」。海法大學對聲援加沙的巴勒斯坦學生採取紀律處分，「情節嚴重者」則被開除。從2023年10月7日到11月中旬，有近160名學生受到處分。校園內的猶太復國主義學生團體會自發監視巴勒斯坦學生，看到「違反紀律」的行為，比如社交媒體上同情巴勒斯坦的帖子，就會上報給學校。而海法大學會將部分「惡劣學生」的姓名及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內容截圖交給警方，警方隨即會對這些學生進行逮捕。據統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在以色列全境，有251起針對學生的案件，其中121起是由於社交媒體內容。

警方的聲明表示，這些社交媒體內容是與恐怖主義和哈馬斯相關的，但被指控的具體罪行卻甚少被提及。

一位在諾夫哈-加利爾學院 （Nof Ha-Galil College）讀書的女學生深夜在家中被突襲逮捕。警方提供的罪證是，這位女生在社媒平台上發布了一張一名以色列婦女在吉普車上被劫持為人質的照片，並配上了說明，「我想被這張照片感動，但與佔領軍在加沙的所作所為相比，這根本不算什麼」。

對於長期觀察以色列政府對待巴勒斯坦少數族裔的學者而言，以色列國家機器對巴勒斯坦人的監視，是自1948年以來的長期實踐。《以色列的凝視》作者埃利亞·祖雷克（Elia Zureik）分析說，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上是出了名的間諜國家，通過電影、小說等流行文化以及外交界的助力，以色列的多個情報機構如摩薩德（Mossad）、辛貝特（Shin Bet）和阿曼（Aman）開展隱身間諜活動而先發制人成為了以色列獨特的國家品牌。而以色列強大的間諜網絡也深入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社會纖維之中，建立了一個無孔不入的體制結構，藉助各政府部門和機構，比如教育、警察、軍隊、統計局、情報機構和土地登記部門，對領土和管轄區域內的巴勒斯坦人口進行監視。

以色列在監視活動的早期，還沒有類似人臉識別這樣更先進的科學技術時，使用的主要是老式的人盯人間諜網。而這個網絡如今依然存在併發揮着作用。這些間諜網紮根於當地阿拉伯社區，目標就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而這些網絡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作者和告密者，他們與政府的合作更多是出於個人和經濟上的需要，而並非意識形態上對國家的認同。

針對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最重要的組織是 The Mista’ravim，是以色列的一支精英臥底部隊。這些特工僞裝成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收集情報、滲透抗議活動並實施暗殺，目的就是在阿拉伯社群製造恐慌和猜忌的情緒，從內部進行分裂。

Mista’ravim 工作的主要地區是巴勒斯坦人密集的以色列城市。如今大約80%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 居住在48屬地內，其中就包括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城鎮——拿撒勒。

拿撒勒：巴勒斯坦人的未來

沿着77國道，從海法出發，開車50分鐘就到了距離地中海40多公里外的拿撒勒。這座在聖經中佔有重要位置的古老城市，是來以色列進行朝聖的基督徒的必經之地。

在以色列境內，拿撒勒最重要的標籤之一，是最大的阿拉伯城市。 在拿撒勒的7.8萬人口中，超過99%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中約69%是穆斯林，30.9%信奉基督教。

在拿撒勒老城中心，有一處不太起眼的白色石頭建成的水井，若不注意，來朝聖的遊客往往會錯過這個在聖經中所記載的瑪利亞之井：聖母瑪利亞正是在這座井邊打水時，天使加百利現身報喜，告知她將懷上帝之子。也正是這個原因，不遠處的東正教堂被稱為東正報喜教堂，而基督教徒朝聖之旅的第一站，拿撒勒最大的教堂被稱為聖母報喜教堂。

這些在宗教史和朝聖地圖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建築，都在拿撒勒的老城。但與世界各地宗教聖城相比，拿撒勒的老城出奇的破敗，是一個高犯罪率、衛生環境差的危險之地。

在2023年，拿撒勒市區共有17人死於暴力犯罪，是48屬地城市當中數量最多的城市，如果加上週邊地區的話，這個數字高達28人。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社區和城市，與槍支有關的犯罪層出不窮。根據常年追蹤犯罪統計數據的組織亞伯拉罕倡議（Abraham Initiatives）發布的年終報告，2023 年在以色列境內被殺害的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共有244人，同比增加了一倍有餘，其中有88%是槍擊謀殺案。同時，這些案件中的大部分都是犯罪集團之間的械鬥。近些年來，犯罪團伙越來越猖獗，很多本地人把責任歸咎於由內塔尼亞胡總理領導的右翼政府，因為執政以來，他的政府在打擊針對阿拉伯公民的犯罪方面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並且取消了部分撥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社群發展的資金。

根據以色列獨立媒體的報道，這20年來，槍擊案數量逐漸增加的原因之一，是負責以色列國內安全的情報機構辛貝特（Shinbet）所採取的相關政策。

為了對管轄區域內的阿拉伯人進行監控，辛貝特往往會使用各種手段在阿拉伯社群安插線人。這些線人多是有案底的阿拉伯犯罪分子，比如涉及到武器或者是毒品販賣，通過與辛貝特的合作或是提供信息來避免牢獄以及獲得需要的許可，這也是以色列政府為監視境內的巴勒斯坦人所布下的網絡中的一環。這些辛貝特合作者們由此也將犯罪活動帶到了他們被安插的社群，進而影響了當地的經濟和安全狀況。

拿撒勒居民, 「公民抵制犯罪」運動的創始人薩利姆·阿巴斯（Salim Abbas）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解釋說，以色列政府指控暴力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但事實上是從1998年到2000年的20年間，只有83人死於暴力犯罪。

在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辛貝特開始更多地植入線人，根據統計，從2000年1月到2022年7月，有1466名巴勒斯坦公民被殺。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聚集地區，共有約40萬件未被登記的武器流散坊間，大多數都來自於以色列軍隊的庫存。

由於歧視性政策和受到的限制，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群體與猶太人群體相比，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因此不得不向犯罪團伙借高利貸；較高的青年的失業率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低下讓這些地區的年輕男性也更容易被這些團體收編而成為敢死徒。數據顯示，大部分的團伙成員年齡在15-28歲之間。

而校方也並沒有採取更多的措施來改善這一狀況。拿撒勒居民, 「公民抵制犯罪」運動的創始人薩利姆·阿巴斯（Salim Abbas）認為，學校在這一方面碌碌無為的原因，是由於大多數的教師根本不在乎教學，只是來「掙學費」的。而在被佔領地區的阿拉伯學校的校長，需要通過辛貝特的批准才能被僱傭，因此很少有巴勒斯坦人成為校長。

沿着狹長的白色石板路，從車輛川流不息的主街道走到拿撒勒的老城，在戰爭期間，幾乎看不到太多的路人。在衆多小路匯聚的中心，視線豁然開朗，一個不大的廣場出現在眼前，兩家咖啡店彼此相對，和一家亮着燈的青少年活動中心成三角狀，與四周門窗緊閉的街巷形成鮮明對比。

2020年4月，致力於促進以色列境內阿拉伯巴勒斯坦青年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權利的組織 Baladna，在拿撒勒老城建立了一個青少年活動中心。我在拿撒勒期間，參與了一場他們的例會，而他們正在為去巴塞羅那的一個交流活動做準備。

來參會的是十幾位高中生和大學生，戰爭開始幾個多月，加沙死傷無數，會議氛圍不免沉重。而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不約而同的說起他們目前所面臨的，在心理上的困境。

「我有時候會突然哭泣，我努力不去看社交媒體上的內容，但又忍不住。我又會為自己的哭泣而羞恥，和遭受着滅頂之災的加沙人相比，他們甚至沒有水喝，沒有飯吃，我們所承受的又算什麼？」 一位看來十七八歲的長發女孩子說。

「我特別能感受你的那種羞恥感，情況已經這麼糟糕了，我卻和壓迫者住在一起。以色列人的身份明明是我們的特權，但我們什麼都不能做，不能上街，甚至不能在社交媒體上為自己的同胞發聲，我覺得非常的悲哀。」 一位清瘦的男生補充說。

他們談起身份認同，對「以色列阿拉伯人」這個身份的抗拒，作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自己究竟是誰」這個話題，對很多的青少年來說，都是一場持久的存在主義危機。

「我們從開始上學就被不斷的洗腦，雖然是阿拉伯語的，但我們的教材都是以色列教育部審核過的，『Nakba』從來沒有被提到過」， 一位男生說，他的老師把這個詞寫在黑板上，然後說，「更多的我就不說了，但我們都心知肚明」。

會議的組織者，活動中心的負責人之一瑪利亞說，「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但我們還得過着看似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們必須得要做點什麼，才能在鋪天蓋地的幻滅感中，繼續生活」。

與其他以色列城市相比，拿撒勒的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只有旅遊業是支柱產業，而以色列聞名全球的高科技、國防技術、醫療保健甚至農業技術產業在拿撒勒幾乎無跡可尋。

不僅是在拿撒勒，在整個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聚集區與猶太人聚集區相比，經濟狀況和受教育程度都要遠遠落後。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2022年的數據，以色列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阿拉伯家庭的1.6倍；阿拉伯家庭陷入貧困的風險比猶太家庭高2.9倍；70.4%的猶太人對目前的經濟狀況表示滿意，而在阿拉伯人中為51.1%。猶太人的平均壽命比阿拉伯人高，嬰兒死亡率比阿拉伯人口要低。在教育方面，36.6%的猶太人有高等學位，這一數據在阿拉伯人口中為16.2%。而被問及是否擔心會受到傷害時，阿拉伯人中的數字為19.5%，猶太人中則是7.5%。

在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中寫着，「以色列國……將盡全力促進國家的發展以造福於所有的居民； 將以以色列先知所夢想的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原則為基礎；將保證全體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種族和性別充分享受社會的和政治的平等；將保證宗教信仰、語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

如今距以色列建國已經75年了，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們和先父們做出的承諾，在今天的以色列徹底成為了泡影。

被遺忘的巴勒斯坦人

自現任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1996年第一次當選以色列總理的二十多年來，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強化以色列的「猶太」屬性，進一步限制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權利。根據 Adalah 的統計，目前在以色列至少有60多條歧視巴勒斯坦公民和巴勒斯坦人的法律條款。

在2011年以色列政府通過的一項法案中規定，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如果在任何形式上參與浩劫日（Nakba）的活動，或是發表被視為「否定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民主國家的存在」的言論，都將被處以重罰。

再比如在2018年通過的《民族國家法》，規定「以色列是猶太人民的民族國家，他們在這個國家裏獨享民族自治權」，「唯有猶太人能夠自決」，鼓勵猶太人建立定居點，以及將阿拉伯語從官方語言的地位降到「特殊語言」。一位阿拉伯裔的議員將這份法律稱為以色列「民主之死」和「種族主義的巔峰」。

在《民族國家法》頒布之前，即使沒有法律的規定，以色列早就被看做是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人」和「猶太人」在諸多語境中，包括以色列政客的演講中、世界各地的媒體報道中，時常被默認為是可以互換的概念，而其中被忽略的，就是佔以色列人口五分之一的巴勒斯坦族群。

不僅僅國際社會時常會忘記這個規模龐大的少數族裔的存在，事實上，連巴解組織（PLO）——代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組織，也會忘記以色列境內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不管是在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還是2003年的《日內瓦協議》（Geneva Accord），都沒有提到，如果巴勒斯坦建國，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歸宿應當是什麼。

在《被遺忘的巴勒斯坦人》一書中，Ilan Pappé 詳盡地描述了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與這片被稱為家園的土地建立起的複雜關係，稱在關於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的幾乎所有討論中，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都被遺忘了。

跟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這本書的分析，巴勒斯坦少數族裔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歧視和壓迫後，越來越被邊緣化，已經受夠了低人一等的身份。他們在政治上變得更加強硬，開始擁抱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並且有變得更加極端的風險；由於不信任以色列政府會代表巴勒斯坦人，這一群體的政治參與度逐年降低，在以色列政界的存在感也越來越低。作者認為，關於巴勒斯坦少數族裔的討論必須成為巴以衝突討論的一部分，這事關以色列的穩定、民主的質量，甚至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

雖然，現在談論巴以衝突的最終解決方案為時過早，但即使在目前最有希望能將長達一個世紀的血淚衝突劃上句號的兩國方案，也從未提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然人的歸宿。

Let’s talk Palestine 播客的匿名主理人之一是來自於拿撒勒的巴勒斯坦人。他質疑說，當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劃定的邊界各自為營。若是實行兩國方案分而治之後，拿撒勒將繼續屬於以色列，因此他們也將繼續保持以色列人的身份，「但這怎麼能說是公平的呢？我將繼續在我的祖父母和數百年前的祖先生活過的土地上，當一個外國人。以色列將在各個方面成為一個猶太民族國家，而我的存在，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矛盾。」

註：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指的是：包括以色列境內的德魯茲人，貝都因人以及其他國籍的阿拉伯人等。而本文的主要對象，借用伊蘭·佩列格和多夫·瓦克斯萬的定義，就是擁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稱作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本文中為行文方便，有時寫作「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或在語境符合的情況下，寫作「巴勒斯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