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2024】取消文化大旗下，誰是裁決者？｜華語影評人駐場聯評

【編者按】過去一年世界可曾平靜？過去一年的銀幕世界又特別精彩嗎？電影總是大眾的白日夢，如何解讀過去一年的現實，真實，與夢境？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將於3月10日（東八區3月11日上午）在加州洛杉磯杜比劇院舉行，也是藉著這份世界關注的提名名單，盤點過去一年重要電影的時機。

我們為此邀請了香港、中國大陸、台灣、澳門、居英、法、美各地的十六位華語影評人，作為端傳媒文化版的「駐場影評人」。首先是「聊『透』奧斯卡」部分，影評人們將從時下重要議題入手，解說過去一年銀幕世界與奧斯卡入圍熱門作品，這類似一場紙上對談，同一電影不同的觀點呈現才最有趣。

此外在「賭局」部分，駐場影評人也對「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四大獎項投票，得出一個華語視界下的投票結果，比較我們的賭盤預測與奧斯卡賠率或會有饒有趣味的發現；同時，影評人們還在回顧過去一年電影的同時，為我們組合、推介不同情境下的最佳觀影配方。

投票和頒獎前，先來「聊『透』奧斯卡」。今天的議題是「取消文化」，執筆者是影評人翁煌德（台北）、林克（北京）、一捺（紐約）、馬欣（台北）。

取消文化不只是取消了誰，而是以正確之名取消了善惡的辯證，也取消了對真理的追求。

Part A 以色列：奧斯卡永遠無法跨越的紅線？

影評人 / 翁煌德

現任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現任Cinema at Sea – 沖繩環太平洋國際電影節策展人；臉書粉絲專頁、部落格「無影無蹤」經營者。

1973年的奧斯卡獎，美國原住民小羽毛（Sacheen Littlefeather）在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本人授意之下上台代領奧斯卡獎，並呼籲台下眾人關注美國原住民處境，當其時現場噓聲四起，以西部片英雄角色聞名的約翰．韋恩（John Wayne）竟想要衝上台打她。

2022年8月，美國影藝學院向小羽毛的遭遇正式致歉。沒想到一年多後，莉莉．葛萊史東（Lily Gladstone）就有望以《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成為首位獲得奧斯卡影后的美國原住民演員，而且呼聲甚高。這部片講述的正是美國白人對美國原住民的系統性謀殺。

小羽毛在相隔近五十年後得到平反，奧斯卡也展開雙臂擁抱像《花月殺手》這樣反省白人惡行的電影，但這並不代表奧斯卡就從此在道德上站在高地。儘管近年在種族多元上展現不少努力，但仍有一條紅線永遠無法跨越，那就是奧斯卡絕不會對以色列表示譴責。

我們可以想見屆時描寫烏克蘭戰爭慘況的《戰場日記》（20 Days in Mariupol）肯定會拿下最佳紀錄片，也可以預期典禮上聽見聲援烏克蘭的發言與掌聲。但別期望能聽見任何人呼籲以色列停止轟炸巴勒斯坦，猶記英國女星凡妮莎．蕾格烈芙（Vanessa Redgrave）在1978年在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上稱猶太復國主義者是流氓，從此之後她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頒獎台。

奧斯卡影后蘇珊．莎蘭登（Susan Sarandon）在去年底參與的一場力挺巴勒斯坦集會上表示：「現在有很多美國人正因自己的猶太人身分而擔驚受怕，但這正是經常面臨暴力對待的穆斯林在這個國家的日常。」這段發言暗示了她覺得猶太人大驚小怪，因為穆斯林明明才是長期以來的受害者，而她也為這段言論付出代價，UTA經紀人事務所將之除名。

她不只是第一位在爆發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之後，因為站在以色列對立面而被「取消」的演員，主演《驚聲尖叫》（Scream，2022）的墨西哥女星梅麗莎．巴雷拉（Melissa Barrera）因為指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施行種族清洗，而被續集製作方開除。

過去談取消文化是道德面向，捲入性騷/侵的人很可能就此失去工作。但未來幾年的取消文化恐已跳脫到政治層面。個人的政治理念很可能都面臨審查與考驗，21世紀的當下，裁決者恐怕是網路民眾。

早年有人登台嗆聲，今發IG限時動態也被取消

美國人向來是以色列忠堅盟友，演藝界尤然。大多企業大亨都是猶太人，作為握有資源的一派，他們自然要控制輿論風向。每年也都會有講述納粹大屠殺的電影或同情猶太人處境的電影入圍奧斯卡，以今年來說，以獨特角度描寫納粹惡行的《夢想集中營 》（The Zone of Interest）提名了最佳影片，入圍最佳動畫短片的《Letter to a Pig》則描述一個老人回顧自己躲在豬窩躲避納粹追緝的往事。

提名本屆奧斯卡最佳化妝與發型設計獎的《贖罪日之戰》（Golda）也惹來爭議，因為該片是以以色列立場看待他們如何在贖罪日戰爭之後力抗阿拉伯聯軍，儘管電影本身的處理並非想像般粗暴的「主旋律電影」，但光是題材本身就已經讓不少巴勒斯坦同情者覺得在此時上映可謂「不合時宜」。不過奧斯卡獎顯然無懼這些抵制與爭論。

以色列-哈馬斯戰爭伊始，輿論壓倒性地認為哈馬斯的偷襲行徑就是「恐怖分子」，但隨著以色列以不成比例的舉國力量加以反擊，造成相對貧窮的巴勒斯坦陷入嚴重人道危機後，風向頓時轉變。但在當下的好萊塢，不發言就是明哲保身，對比美國電影人過往經常出聲力挺自由人權，反對極權暴政等等，現在針對以巴議題安靜一片，顯得格外偽善。

大家之所以噤聲，也跟近年美國的取消文化脫不了關係。早年凡妮莎．蕾格烈芙投資親巴勒斯坦紀錄片，在台上怒嗆以色列，但當時電影圈仍然把她的政治立場跟演藝成就分兩邊看，分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再次提名她入圍奧斯卡，儘管都沒給獎，至少仍然表彰她的事業成就。

但在當下的取消文化氛圍之中，梅麗莎．巴雷拉哪怕只是發個Instagram限時動態都會直接被片方除名，又有哪些人敢在猶太人大老闆前造次？

過去談取消文化，大家談到的是道德審查的面向，即捲入性騷或性侵爭議的從業人員很可能就此失去工作。但未來幾年的取消文化，恐怕已經跳脫到政治層面。個人的政治理念很可能都面臨審查與考驗，在麥卡錫主義之下的恐共時代，有一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裁決。而在21世紀的當下，裁決者恐怕是網路鄉民們。奧斯卡獎上會不會有人試圖挑戰這條底線，我們拭目以待。

Part B 女導演支持#me too，亦反思其中泛道德化傾向

影評人 / 林克

在北京的影評人，關注電影節文化，獨立電影和女性電影。

自2017年#me too運動席捲好萊塢，取消文化的影響力越發不容小覷。不少曾經炙手可熱的好萊塢名流因私德問題被公眾討伐，繼而失去工作機會甚至不再出席公開活動。伍迪·艾倫（Woody Allen）、約翰尼·德普（Johnny Depp）、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J·K·羅琳（J. K. Rowling）等人的經歷，在中文世界也曾獲得不少關注和討論。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取消文化」並非今日才有，而是一直在歷史進程中時隱時現，只是標準和表現形式不同。相較歐洲三大電影節，奧斯卡的道德標準更為嚴格，不但會在頒獎禮上「取消」部分名流資格，選片標準也似乎更加道德化，每一屆都會平衡性別、種族和階級三大板塊。但由於其核心的「老白男」口味並無本質變化，也不斷有批評指出奧斯卡多元化追求的虛偽。

獲得本屆奧斯卡多項提名的《音樂大師》（Maestro）就是這樣一部作品，試圖回應當下性別議題，卻陷入了一種自戀式套路。電影將男主角音樂家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塑造成困在異性戀婚姻中的雙性戀者，在妻子和婚外同性情人之間搖擺，而其妻費利西亞（Felicia）則不得不承受婚姻帶來的痛苦。

題材上，這部電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獲得去年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塔爾》（Tár），主人公都是酷兒指揮家，都陷入多角戀漩渦中，但《音樂大師》完全是男主視角，創作者對他投入極大認同，強行將其漏洞百出的婚姻塑造成「愛情」悲劇，以「去道德化」的名義粉飾了音樂大師對妻子的傾軋和剝削。

《音樂大師》透露出導演萊德利·庫珀（Bradley Cooper）的電影野心，但就上映後反饋來說，如今年輕一代觀眾早就不滿意此等「渣男」敘事，該片目前在IMDb上的評分只有6.6，在中國豆瓣網僅有5.8。

女導演茹斯汀·特里葉（Justine Triet）的作品《墜落的審判》（Anatomy of a Fall）揭示了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內部不可見的性別張力。女主角Sandra在殺夫案審訊中乍看起來疑點重重，她不但是雙性戀，還曾經出軌，又對丈夫暴力相向⋯⋯但隨著調查深入，Sandra在失衡家庭生活中承受的壓力讓事件變得更加複雜。

《墜樓審判》顯然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義電影，它沒有刻板化女性的結構性遭遇，而是展現出一個在丈夫面前強勢的妻子是如何被父權制婚姻「剝削」和異化的。

茹斯汀·特里葉曾公開支持#me too運動，但這並不妨礙她對性別運動中「泛道德化」傾向的反思。在《墜樓審判》中，Sandra是否真的殺害丈夫已不再重要，雖然逃過了法律懲罰，但生活對她的考驗才剛剛開始。她不但要面對兒子的信任危機，還要應對公眾的道德審判。在失敗的婚姻中，沒有人是完美的受害者，Sandra固然要為之負責，但她的遭遇卻讓人十分同情。

《墜樓審判》顯然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義電影，它沒有刻板化女性的結構性遭遇，而是展現出一個在丈夫面前強勢的妻子是如何被父權制婚姻「剝削」和異化的。這部電影是去道德化的，但處處又體現著道德的思辨。或許，在私人生活領域，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完人」，每一個人都需要和內心的魔鬼鬥爭。

而近三個小時的《奧本海默》（Oppenheimer），真正的核心只有兩部分：奧本海默如何在政治和人道的天平上做選擇，以及晚年的奧本海默如何被自己的國家打壓。顯然，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這位科學家因為年輕時代的「左傾」思想，也成了「取消文化」受害者。

沒有什麼比國家英雄被「取消」更諷刺的場景，奧本海默本可為自己抗爭，但他心存對造成殺戮的懊悔，選擇以「殉道」方式贖罪。荒誕的是，反派「迫害」奧本海默是出於一個無聊的誤會。諾蘭讓宏大的歷史在個人恩怨糾纏中顯得有些語焉不詳。奧本海默的遭遇儘管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卻充滿了當下症候。遺憾的是，不論是對技術的思考，還是對「取消文化」的反思，諾蘭提出了問題，卻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Part C 白人女導被冷落有群起激憤，亞裔女導未提名無人聲張？

影評人 / 一捺

興趣廣泛的流行文化觀察者，中英雙語獨立撰稿人，寫影評和錄播客，解讀當代女性生活。現居紐約布魯克林。

如果把一切表演者或電影人被各大獎項忽視的現象歸咎於投票者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者恐同行為，那就是過於簡化這個複雜的議題。

從2015年的#OscarsSoWhite，到2018年的#metoo，再到今年關於《芭比》導演和主演並未獲得提名的爭議，取消文化這個詞似乎總是和奧斯卡脫不開干係。

今年提名名單宣布時，最大的新聞反倒不是哪部電影獲得了提名，而是哪部電影被電影學院所冷落。這個席捲社交媒體的新聞聚焦在去年暑假一炮而紅、以14億美元創造了2023票房新高的《芭比》（Barbie）。電影導演Greta Gerwig和主演Margot Robbie並未得到最佳導演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反而是Ryan Gosling飾演的Ken獲得了最佳男配角提名。

要知道，《芭比》的誕生離不開這兩位傑出女性：Margot Robbie十年前成立了自己的製片公司LuckyChap Productions，一直追蹤芭比這個IP。當沒人願意大手筆投資去改編芭比，Robbie和合作夥伴決定自己來，並找到Greta Gerwig這位唯一前三部電影全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導演合作。

Gerwig匠心獨運把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商業產物芭比娃娃寫進當代社會，運用芭比這個文化符號講述了一個女性主義的故事。再考慮到《芭比》電影中對於男權社會和男性氣質的調侃戲謔，也不奇怪公眾會對奧斯卡冷落女性電影人感到十分憤怒。

我們需要去審視這個憤怒的來源：對於參與《芭比》的女性電影人可能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顆粒無收的被誇大了的擔憂，忽略了Gerwig和Robbie分別作為聯合編劇和製作人依然出現在提名名單上，也忽略了電影中American Ferrera獲得的最佳女配角提名，因其是該類別第9位被提名的拉丁裔女演員而同樣具有歷史意義。

美國觀眾對兩位白人女性在獎項上被忽視而引發的狂熱，同時也是白人女性主義最糟糕的例子：除了Ferrera，首次執導和編劇的Celine Song憑《之前的我們》（Past Lives）成為首位獲得最佳原創劇本提名的亞裔女性，同樣創造了歷史；而她同樣沒有獲得最佳導演提名，卻也無人為她聲張。當然，如果把一切表演者或電影人被各大獎項忽視的現象歸咎於投票者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者恐同行為，那就是過於簡化這個複雜的議題。

這樣的提名結果值得討論的另外一點，是它讓我們去思考，看電影的觀眾和投票的學院成員，該如何參與以非白人角色為中心，以他們的視角講述的故事的影片呢？

少數族裔：「我的故事是有價值的」

作為少數族裔，是該寫討好大眾的故事，還是忠於自我忠於社群的真實故事？

今年獲得提名的《美國小說》（American Fiction）其實探討了這樣的故事。男主角「Monk」 Ellison是一位黑人作家，但著作多為學院風格，並不符合（白人主導的）出版界和讀者期待的「黑人文學」，Monk一怒之下寫了本諷刺出版行業白人自由派對黑人創意人士的象徵化的小說，卻出乎意料大賣。電影對出版界白人角色的扁平化，和男主角在小說裡對黑人家庭創傷的刻板印象描述相呼應，都可理解為導演對於現在美國社會如何講述非白人主角故事的諷刺。

好萊塢在1970年代曾有「黑人剝削電影」（Blaxploitation）的草根電影運動，是一個黑人自己把自己剝削變現的電影運動，起源於美籍非裔電影人有意識地慶祝白人主導的好萊塢所建構的黑人刻板印象，如皮條客、幫派人士等，由此取得票房成功，而好萊塢嗅到商機，也開始按這個模板拍攝更多類似的黑人電影。

此運動的流行一方面可以理解為黑人賦權的象徵，但同時也延續鞏固了社會對黑人的刻板印象。 如果說主角Monk的「玩笑著作」是對於如何講述少數族裔故事的最懶惰的解題方法，《美國小說》則給了更巧妙的回答。電影本身是導演兼編劇Cord Jefferson對此問題的思考：作為少數族裔，是該寫討好大眾的故事，還是忠於自我忠於社群的真實故事？

這兩者之間有一定張力：如外界商業壓力，或創作者被雙重意識挾持所感覺到的撕裂感。所謂雙重意識，是邊緣群體在擁有兩重身分時經歷的內在衝突，其中一個身份定義源自主流社會結構，而另一種更符合自己的文化背景。當今仍然有很多Monk這樣的創作者，依舊需要不斷說服白人主流社會「我的故事是有價值的」。

但值得慶祝的是，2023年在好萊塢我們看到了不止一部創作者忠於自我講述的細膩故事：《美國小說》另一條故事線講述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細膩家庭故事，而《之前的我們》講的則是對失去故土和故鄉的人的愛的故事。

《之前的我們》女主角在2023年12月在年度亞裔盛宴「Unforgettable Gala」中，獲得電影突破獎（Breakout in Film）的時候說到，「我終於能夠做我一直看著我的同行和我最喜歡的藝術家們經常做的事情：我可以扮演一個只是處理愛情、命運和影響人生的選擇的角色。我可以扮演一個普通人，只是試圖理解活著的意義。」

我們以為自己生而自由，卻不知取消文化是種匿名專制。以往幾年奧斯卡選片有著濃濃的政治正確，今年入圍看來，卻有許多電影破格嘗試，對近年流行的取消文化進行了犀利的諷刺。

Part D：自由是否被不斷變形的意識形態馴化？

影評人 / 馬欣

曾任台灣金曲獎、金鐘獎、金音獎、金馬獎評審。著有電影書《反派的力量》《當代寂寞考》等。

我們以為自己生而自由，卻不知道取消文化是種匿名專制。以往幾年的奧斯卡選片有著濃濃的政治正確，然而今年最佳影片入圍看來，即便奧斯卡最終結果再保守，也無損於這些電影破格的嘗試。尤其對於這幾年流行的取消文化，更有其犀利的諷刺。

從天才變成螻蟻，奧本海默的變形記

「政治正確」大旗高舉的世界，讓我們忘記藝術最重要的是人性複雜幽微的部分，及唯有藝術才能揭開文明假面的可能性。被視為最可能得獎的《奧本海默》，天才「功成身退」後，科學家如同墜入卡夫卡小說《變形記》與《審判》的景況，主角存在本身，自此成為一個荒謬的符號，被「驅之別院」地對待，成為被政治玩弄的棋子。

導演諾蘭最會處理人性的矛盾性，「奧本海默」的名字成為「死神」後，電影下半部便讓這位科學家如螻蟻一般，接受不存在公平的審判與他說的任何話都形同被消音，人生被迫停止在原子彈爆發那日。以他為代罪羊，來遮擋他背後的龐雜政治布局與恍如未知的集體社會。

集體鄉願的機制最大的Bug只剩下他。一改變了人類歷史的名字，卻被取消了他實體的存在，導演諾蘭拍的是：取消文化一直都在，即便知名如奧本海默，都會被刻意一步步取消他身為一個人的真實。

我們膜拜的「政治正確」真的更貼近善惡嗎？

較少被討論的黑色喜劇片《美國小說》，更是將當今「正確」專制諷刺到極致。文學教授傳授黑人歷史小說時，被學生質疑那本19世紀的小說怎能用「黑鬼」二字，毫不考慮時空語境的問題。更弔詭的是黑人教授連為自己人權表達的權利都被奪走，改為一個白人學生用如公式教條般的「政治正確」話語剝奪了他的自由。

此片更進階地讓教授後來因憤怒而出了一本合乎「政治正確」的書，書中黑人成為完美受害者，好讓白人藉由買書完成了「贖罪卷」的行為。這一連串玩笑的出氣行為，竟讓那本書成了暢銷冠軍。極端的「正確專制」取代了善惡是非，「政治正確」取代了藝術價值。

取消文化不只是取消了誰，而是以正確之名取消了善惡的辯證，也取消了對真理的追求。

《墜惡真相》真正的死者是真相

深受台灣文青喜愛的《墜惡真相》，更是取消文化的佳作，深深呼應了這個「真相」被取消的時代。暢銷女作家可能謀害親夫的消息震驚了視聽，從法庭到閱聽者，都開始柯南探案。檢察官與律師加上家人，沒有人對真相執著，反而早看清世道般為所謂的「真相」添油加醋。

或從小說家書中的內容猜測作者本人，或以形象來包裝「真相」，以至於到最後導演都沒有要告訴觀眾任何真相，而是呈現這社會的真貌。如今網路社會的「真相」是要為證明自己存在與點閱率的自戀工具，當群眾自戀現象無限放大時，「真相」成了比電影中那個染血的老公還要隱晦的「死亡」。

商業面前，人命可以如工業廢水般形同消失

自然，《花月殺手》與《夢想集中營》的種族屠殺，在人類史上並不罕見。前者導演馬丁史柯西斯以非常古典的敘事，為觀眾細細梳理脈絡，其中的弱弱相殘，由落魄的白人毒殺奧賽奇原住民，以榨取原油生產地，成了一個有系統與的生意，當生意繁榮後，源頭的犯罪通常不了了之。當「殺人」成了好生意的一環節，人類從來就會選擇遺忘，幾乎沒有反例。

《夢想集中營》則將觀眾也捲入那時空，以聲效與若無其事的緊繃，儘管一牆之隔集中營殺人的煙灰很少斷過，另一頭的富裕「烏託邦」還在延續。「被遺忘」是在當下就開始，這部除了在講納粹外，同時也在訴說我們現世跟多少事情是「一牆之隔」呢？
尤格藍西莫始終諷刺的是整體社會忽視個體，而不只是女生生存問題

雖不知那匿名的專制從何而來（因為到處都有）， 如果說是女性的覺醒太過誇大，拿到權力的聖杯終究內化在權力之中。

主角是女生就是全然的女性電影？

當然《可憐的東西》與《芭比》常被放在一起討論，但並非主角是女生就是全然的女性電影。尤格藍西莫的《可憐的東西》更多是在挑釁整個社會結構，放在現在也是一個可以賽博格的人，如果換腦會變成如何？但無論科技如何發達，人可以如何被改造，《可憐的東西》裡面的角色都是去除本質的，為了彰顯社會結構而存在，無論男女。三個男人藉由女性投射出最理想的自我，但都是海市蜃樓，無關女主本人。

而女主角本人最後的選擇，也是榮耀了結構本身，《Poor Things》是複數，我們人從食物到手機一再被改造（賽博格）中，但終歸是效忠系統與組織的思考，雖然不知那匿名的專制從何而來（因為到處都有）， 如果說是女性的覺醒太過誇大，拿到權力的聖杯終究內化在權力之中。

這幾部電影都在講著人們被不斷變形的意識形態所馴化，包括也入圍最佳影片《滯留生》必須被迫相處才感受到階級本身就是視而不見，我們以為自己身而自由，這些電影告訴我們：籠中鳥並不知天空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