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訴以色列：二戰與殖民記憶交疊處的種族滅絕案

新年伊始，南非控告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的案件在海牙開庭。「種族滅絕」這個因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而設立的罪名，終於被用來指控猶太人自己的國家。而德國宣布將在法庭支持以色列的聲明又迅疾受到其前殖民地納米比亞的炮轟，帶出一場120年前德國在納米比亞實施的至今未能實現和解的種族滅絕。

這一連串事件以強烈的戲劇性凸顯出一個主題，那就是被西方的二戰和大屠殺記憶所塑造和規範的國際秩序，正面對「全球南方」國家源自殖民主義記憶的不滿。

以色列在海牙

1月11日，聯合國旨在解決國家間爭議的司法機構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荷蘭海牙舉行公開聆訊，聽取南非陳述其對以色列提起的一項訴訟，根據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種族滅絕公約》），指控其在去年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後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中犯下種族滅絕（genocide）罪行，請求法庭緊急下達臨時措施，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停止和防範多種《公約》禁止和未明確禁止但可能造成種族滅絕的行為，並保護相關證據。

這是世界因納粹大屠殺而制定《種族滅絕公約》以來，國際法院審理的第五起相關案件。前四起分別是1993年波黑訴南聯盟、1996年克羅地亞訴南聯盟、2019年岡比亞訴緬甸，和2022年烏克蘭訴俄羅斯。

面對坐在台上的15名大法官和兩名分別由南非和以色列指派的特別法官，南非進行了長達三小時的陳述。其多國法律團隊用大量來自聯合國機構和國際NGO的報告和證詞細緻且飽含悲情地刻繪加沙在以色列在近100天的軍事行動中人間地獄般的景象——「平均每天有247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害或者有被殺害的風險，其中很多人被炸成碎片。他們中包括每天48位母親——每小時兩位——以及超過117名兒童」，「史無前例的93%的加沙人口面臨危機級別的飢餓。全世界目前受到危機級別的飢餓的人口中，超過80%在加沙。」

他們認為以色列存在八種可被認定為種族滅絕的行為——殺戮，造成嚴重身體和精神傷害，大規模驅逐和強制遷移，剝奪充足的食物和水，剝奪庇護所、衣物、衛生和保潔，剝奪充分的醫療條件，摧毀巴勒斯坦生活（指對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摧毀），以及阻撓生育。

同時，南非法律團隊引用諸多國際法院的判例，認為加沙今日的狀況理應被予以下達臨時措施，阻止事態無可挽回地惡化。他們還訴諸世界的道德責任，引用國際法院過去的法律意見，指出《種族滅絕公約》並不僅僅是關於判例，而是關於「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的確認和背書」。即便從去年10月19日以來，國際專家就不斷警告加沙戰事存在倒向種族滅絕的巨大風險，但國際社會仍然沒能避免加沙慘劇的發生。因此，南非引用在地國際非政府組織人員的話說，加沙現狀所代表的已不啻為一場世界的「道德無能」（moral failure），為此「世界應感到愧疚」。是否能下達臨時措施，事關「國際法的聲譽」。

根據《種族滅絕公約》，一種行為構成「種族滅絕」的法律前提是它具有蓄意性。這通常被認為是此類案件中最難證明的，但這起案件似乎是個例外。因為從開戰伊始，以色列從總統、總理和國防部長到部長和議會成員在內的各種政治人物不斷拋出的大量煽動性言論，罕見地為證明蓄意性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南非團隊不僅大量引用了他們諸如用希伯來聖經中耶和華要求滅絕「亞瑪力人」的神命來進行戰鬥動員、將巴勒斯坦人稱作「人形動物」、號召用核彈摧毀加沙等極端言論，還引用了來自一線以軍官兵的言行，證明上層的種族滅絕意圖為其所領會。這其中包括一段視頻：一群以色列士兵11月在加沙載歌載舞，他們唱道：「我奉行一條神命，那就是剷除亞瑪力人的種子……我們知道我們的口號，那就是『沒有無辜平民』。」

而即便是猶太精英也擔心政客煽動的後果。以色列出生的猶太裔學者、美國布朗大學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教授奧馬爾·巴托夫（Omer Bartov）在去年11月給《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他最大的擔憂是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已經「存在種族滅絕意圖，而這很容易變成種族滅絕的行動」。去年12月，一群以色列學者、前外交官、議員和記者、活動家向該國司法部門負責人致公開信，抗議司法系統未對政府官員和公衆人物大量煽動種族滅絕的言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信中指出，根據以色列作為其締約方的《種族滅絕公約》，煽動種族滅絕是一種應該受到懲治的罪行。

關於以色列究竟是否犯下了種族滅絕罪，法庭可能需要數年審理才能裁決。在現階段，南非的目標是尋求法院下達緊急臨時措施。它引用國際法院在岡比亞訴緬甸、波黑訴南聯盟兩起種族滅絕案件中的裁決，提出就下達臨時措施而言，法庭無需確鑿認定，而只需「初步認定」（prima facie）以色列的相關行為有可能屬於種族滅絕，或者確認被告具有實施種族滅絕的「特定意圖」（dolus specialis），即擁有管轄權來下達臨時措施，防止事態不可挽回地惡化。

南非在去年12月底提起訴訟之際，以色列就報以強烈反應。以色列外交部就將其稱為「血祭誹謗」（經典的「反猶主義」典故，指中世紀歐洲基督徒誹謗猶太人會殺害基督徒，以將受害者的血進行宗教儀式）。在南非作出庭上陳述後，以色列外交部又稱這是「歷史上最大的僞善表演之一」，指責南非扮演了「哈馬斯法律部門」的角色。內塔尼亞胡還聲稱「沒有人能阻止我們，即便是海牙」。但以色列還是派出了一個高規格的法律團隊來應訴。其指定的特別法官阿榮·巴拉克（Aharon Barak）是以色列當前相對開明和獨立的司法系統的締造者，而當前極右翼政府自2022年底上台伊始就企圖以一場司法改革限制司法系統的制衡權和獨立性，引發了聲勢浩大的全國抗議，僅僅是因為哈馬斯去年10月7日在以色列殺害1200多人、擄走250名人質的襲擊事件才讓這場抗議暫時緩和，但政府仍未放棄其司法改革議程。因此這場訴訟讓一些以色列人喜憂參半——憂的是以色列被以種族滅絕罪名起訴，喜的是司法系統的現狀有望得到維持。

以色列法律團隊在第二天的庭上陳述全盤否認指控，將南非的訴訟稱為「誹謗」。其法律策略，一方面是否認蓄意性的存在，堅稱南非所引用的政治人物煽動性言論並非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它聲稱南非所要求的臨時措施將阻礙其自衛。此外，它還從程序問題入手，認為南非在起訴前只是就自己的立場進行了單方面的表達，雙方並沒有就這個問題進行接觸和互動，因此兩國之間並不存在實質性的《公約》第九條所述的「爭端」，法庭的管轄權無從建立。

對兩場陳述截然不同的反應，反映了當今世界的分裂。南非的控告被認為是南非自1994年民主化以來最令南非人自豪，最令外界感到振奮的時刻。南非種族隔離政府與以色列政府曾在外交、軍事乃至核武領域上開展合作，而非國大和巴解組織則相互支持彼此的抵抗運動。1997年曼德拉曾說「沒有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我們的自由是不完整的。」南非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被日漸廣泛地譴責為另一場「種族隔離」和「定居殖民主義」的當下提起這項訴訟，被廣泛認為儘管其民主制度面臨種種挑戰，但終究沒有忘記曼德拉的政治遺產，繼續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代表「全球南方」國家對僞善的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挑戰。

而在另一邊，長期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政策，包括對本輪加沙攻勢提供政治和軍事援助的西方國家，則依舊一致反對南非的指控。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稱南非的訴訟「讓世界的注意力從重要的和平與安全努力上轉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John Kirby）說南非的訴訟「毫無道理、起反作用、完全沒有事實依據」；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稱「無法探測到以色列在面對武裝恐怖組織進行自衛的過程中有任何這種（種族滅絕）意圖。」英國首相蘇納克的發言人稱南非的訴訟「完全不正當和錯誤」，並稱「英國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國際法框架下自我防衛的毫無疑問的權利」。

1月26日，國際法院就南非的臨時措施請求作出裁定。法庭認為可以「初步認定」南非和以色列之間存在關於《種族滅絕公約》的爭端，並認為南非羅列的以色列的衆多行動和疏漏中「至少部分」有可能落入《公約》禁止的範圍，因此法庭具有管轄權。法庭繼而以15:2或16:1的壓倒性多數向以色列下達多項臨時措施，要求其「盡其所能」預防，並確保其軍隊立即停止多種《公約》第二條中禁止的行為，「立即而有效地」向加沙提供基礎服務和人道救援，懲罰煽動種族滅絕的言論，保護與種族滅絕罪行相關的證據，並在一個月內向法庭報告執行進展。

這個裁定並未支持南非關於以色列立即停火的請求，也沒有要求以色列停止實施驅逐和強制遷移，以及「摧毀巴勒斯坦生活」這兩種《公約》中沒有相關條文的行為，而是謹慎地在《種族滅絕公約》的邊界之內採取措施預防加沙形勢進一步惡化。國際法院的裁決具有約束力，不可上訴，但卻沒有相應的執法手段。缺少停火令的臨時措施能否阻止加沙這場已造成超過2.6萬人死亡的人道災難進一步惡化，仍然高度不確定。對以色列來說，雖然避免了最壞的結果，但被國際法院認為「有可能」犯下了「種族滅絕」這種因為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而被命名的罪行，是對其 「永恆受害者」身份的褻瀆，將嚴重影響其未來繼續以「自衛」為自己的巴勒斯坦政策辯護。裁定一齣，以色列官員毫不意外地指責國際法院「反猶」。

被遺忘的殖民史

在國際法院作出裁定之前，德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超越了表態。在以色列陳述的當天，德國宣布將作為第三方介入國際法院的聆訊，為以色列辯護。其聲明表示，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是在哈馬斯10月7日暴行之後的自衛，哈馬斯意在毀滅以色列。繼而寫道：「德國由於其歷史和在納粹大屠殺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聯邦政府對《種族滅絕公約》具有特別的投身。該公約是國際法實踐『永遠不再』（nie wieder，英文never again）的核心工具，我們反對任何政治利用」。「聯邦政府堅決和明確地反對在國際法院對以色列的種族滅絕指控。該指控毫無根據。」

雖說「反對政治利用」，但短短的聲明卻充滿了政治，和歷史認識的陷阱。那個廣為流傳但語焉不詳的政治口號「永遠不再」，從未說明是對誰而言「永遠不再」——是僅僅對猶太人，還是全人類？如果種族滅絕不應該在任何民族身上重演，那麼即便對此案在法律上持不同觀點，面對加沙人間地獄般的現狀和以色列政客連篇累牘的種族滅絕言論，為何將南非的控告說成是毫無根據的政治操弄？在這則以歷史教訓為名的聲明中，沒有巴勒斯坦人的位置，沒有對歷史可能重演的警惕，卻重複了一個長期存在並正受到越來越多批評的現象，那就是德國對納粹大屠殺的紀念和「責任擔當」幫助以色列壟斷受害者身份，以此合理化其自身的暴行。（詳見筆者此前的文章《險被剝奪的漢娜·萼蘭獎，和「歷史之外」的大屠殺記憶》）

正當事態變得複雜之際，半路又殺出個「程咬金」——那就是德國鮮為人知的前殖民地、曾與南非共同反抗種族隔離的納米比亞。1月14日，納米比亞總統根哥布（Geingob）通過其推特賬號發表了一份措辭激烈的聲明，反對德國作為第三方在國際法院支援以色列。聲明開篇寫道：「在1904-1908年，在納米比亞的領土上，德國犯下了20世紀的第一宗種族滅絕罪行，數萬無辜納米比亞人在最無人道和殘酷的條件下死去。德國政府至今未能對其這宗種族滅罪行絕進行充分的彌補。」聲稱德國不可能在投身《種族滅絕公約》的同時，卻支持正在加沙發生的「納粹大屠殺等價物」和「種族滅絕」。它要求德國「重新考慮這一不合時宜的決定」。在寫作本文時，這條聲明已有近兩千六百萬次閱讀。

前殖民地對殖民主義的記憶，和西方對歐洲二戰的記憶，兩條長長的影子因為一場訴訟和兩則聲明交疊在了一起。建立在這兩種記憶上的不同的國際秩序觀，在陰影最濃重處狹路相逢。

德國在1880年代開始正式殖民今納米比亞，將其稱作「德屬西南非洲」，向那裏輸送大量德國定居者，隨之而來對原住民的土地掠奪和其他權利的侵犯，最終激起了後者的反抗。1904年1月12日，當地遊牧民族赫雷羅（Herero）部落起事，襲擊德國定居者並殺死其中100多人。這開啓了綿延五年的以赫雷羅和納瑪（Nama）為主的原住民族與德國之間的一系列戰事，其被紛繁地稱作「赫雷羅戰爭」、「赫雷羅與納瑪戰爭」、「德國-赫雷羅衝突」，或「德國-納米比亞戰爭」。隨後，赫雷羅部落與德軍展開了游擊戰。為了平息叛亂，德國調來了曾在中國鎮壓義和團起義的將軍洛塔·馮·特羅塔（Lothar von Trotha）。8月，特羅塔的部隊在一場決定性戰役中擊敗了赫雷羅部落。10月，特羅塔下達了一份「滅絕令」，要求赫雷羅人離開這片土地，不然，在「德國邊境」之內，每一個赫雷羅人都將被射殺，包括婦女和兒童。

德軍將潰敗的赫雷羅人包圍，將其驅趕進炎熱的沙漠，並對其水源下毒，造成大量赫雷羅人死於飢餓、脫水和疾病。隨後，德軍又把沙漠中的倖存者送往多座集中營，給他們繪了紋身、編制了代號。這些技術在30年後又被納粹德國在歐洲集中營中使用，因此有觀點認為，這兩場屠殺之間具有連續性。不僅如此，納粹優生學的奠基者尤金·費舍爾（Eugen Fischer）正是在德屬西南非洲通過對赫雷羅和納瑪（Nama）戰俘進行人體實驗，發展出了關於「種族純潔」的學說，受其影響，德國在1912年在其殖民地禁止異族通婚，後來這套學說又成為納粹種族理論的基礎。為了實驗目的和證明種族優越性，費舍爾蒐集了大量赫雷羅和納瑪人的骨骼、頭顱和皮膚帶回德國研究。德國到2011年才開始歸還這些遺骸。

到1908年戰爭結束的時候，約6.5萬赫雷羅人和2萬納瑪人被害，分別佔兩者戰前人口的80%和50%。此外還有達馬拉（Damara）和薩恩（San）民族的遇難者，死難者總計近10萬。1985年，聯合國預防和懲治種族滅絕罪特別報告員的一份報告首次將這場屠殺正式稱作「種族滅絕」。但直到2004年這一表述才首次被德國官員使用。這一年，德國發展部長在赫雷羅戰爭爆發百週年之際，表示這場暴行「在今天會被稱作種族滅絕」。但聯邦議會同年通過的一項決議仍稱這段歷史為「鎮壓起義」。2006年，納米比亞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授權政府與德國就這段歷史的清算展開磋商。但談判直到2015年才開始。談了六年之後，雙方終於在2021年5月形成了一份聯合宣言文本，其中稱1904-1908年發生的事「在今天來看，會被稱作種族滅絕」。此外，雙方約定德國在未來的30年中向納米比亞提供11億歐元的贈款，其中10.5億用於受屠殺影響社群的重建和發展項目，其餘5千萬元用於和解、紀念、研究和教育。

但這個文本在納米比亞國內立即遭到強烈反對。赫雷羅和納瑪兩個民族的傳統權力機構不滿談判始終在兩國政府間進行，而未能讓自己代表受害民族與德國直接談判。宣言中「在今天來看，會被稱作種族滅絕」的措辭和用「開發援助」替代賠款的做法，被認為是幫德國撇清法律責任，確保其未來免於被根據《種族滅絕公約》起訴。10億歐元出頭的援助金額，也被認為與當年的暴行不匹配。

在聯合聲明文本公布後，赫雷羅和納瑪各自的傳統民族權力機構發表了一份措辭激烈的聯合聲明，稱「德國與納米比亞的雙邊協議只不過是德國的種族主義思維和納米比亞的新殖民主義的奴顏婢膝的產物。」

德國的解釋是，這場種族滅絕發生在《種族滅絕公約》誕生前，因此它無法成為法律意義上的種族滅絕，對它的彌補也就不能採取「賠款」的形式。其談判特使甚至直言不諱地表示，若直接賠償受害者後代，會讓德國和其他前殖民宗主國面臨無盡的索賠。但赫雷羅和納瑪人則指出，納粹大屠殺發生的時候也沒有《種族滅絕公約》，但是德國與由23個猶太人團體組成的「猶太人索賠會議」磋商，並向受害者及其後人直接支付了賠款。這也不僅僅是關於錢。一位納瑪傳統領導人協會的顧問告訴媒體，「這是關於承認。德國只有在和我們一起坐在桌子邊的時候才會承認我們。它將成為一面鏡子讓德國照見自己曾經做過什麼。」這種種厚此薄彼被納米比亞人看作德國政府的「雙標」和「僞善」。

聯合宣言文本出來後，納米比亞國會就是否要簽署它進行了為期十週的辯論。反對黨聯合一致反對簽署，就連執政黨中包括副總統和首相在內的領導人物也表達了保留態度。在巨大的壓力下，政府在2021年11月宣布將進行後續磋商。但是次年2月，德國新政府否決了開啓新一輪談判的可能。

2023年1月，赫雷羅傳統權力機構、納瑪傳統領袖協會和納米比亞第二大的反對黨「無地人民運動」（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領導人聯合起訴政府，主張聯合宣言的磋商過程違反了納米比亞憲法和國會在2006年的決議，要求將其廢除。

他們的立場得到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支持。同年2月，其7名人權特別報告員在給德國政府的信中，在批評談判過程和宣言內容之外，他們還指出，不同於德國對納粹大屠殺舉世聞名的隆重紀念，赫雷羅-納瑪種族滅絕在德國幾乎沒有紀念。他們還寫道：「長久以來，殖民歷史未能在德國的公共話語中扮演一個顯著的角色。鮮少有公共資源和紀念建築被投向德國的殖民往昔。」

德國也是剛剛才開始正視自己在另一塊前殖民地——坦桑尼亞——的黑暗歷史。2023年11月，德國首次為1905-1907年在鎮壓馬及馬及起義（Maji Maji Rebellion）時殺害25-30萬名當地原住民向坦桑尼亞致歉，但未涉及賠償問題。有研究者認為，這場暴行可以在法律意義上被認定為種族滅絕。兩國正在準備就賠償和歸還被德國盜走的遇難者遺骸舉行談判。

在二戰和大屠殺佔據德國紀念文化絕對中心的同時，德國卻也忘記了納粹對烏克蘭的殖民。控制烏克蘭的黑土地、將其變成帝國的糧倉和「生存空間」，是希特勒發動二戰和屠殺猶太人的主要動機。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認為，由於未能反思長久以來對烏克蘭的殖民主義態度，德國對獨立後烏克蘭的國家主權、甚至是否存在烏克蘭民族都持猶疑態度。這也導致其對蘇德戰爭的愧疚幾乎被完全投向俄羅斯並被後者利用——儘管烏克蘭在那場戰爭中的犧牲更大。結果是，即便在2014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德國依然對俄羅斯持綏靖態度，未能堅定支持烏克蘭。這種狀況直到2022年才開始改變，在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之後。

德國和納米比亞的和解方案至今擱置。根哥布總統炮轟德國在國際法院支持以色列，既可以被看作納米比亞和南非這兩個命運相連的前殖民地、前種族隔離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團結，但它也是納米比亞國內這場政治風波的高潮。

在根哥布聲明次日半島電視台的一場連線中，雖然赫雷羅傳統權力機構最高首領穆特金德·卡吉瓦（Mutjinde Katjiua）批評曾與德國達成聯合宣言的根哥布是機會主義，但出生在納米比亞、曾參與納米比亞獨立運動的德裔學者亨寧·梅爾伯（Henning Melber）則表示，根哥布終於說出了納米比亞人在兩國長達八年的拉鋸後對德國的「傲慢、僞善和道德雙標」的極度失望。他說：「德國一直告訴他們，你們不能把你們的事和納粹大屠殺相比。這指的是「納粹大屠殺的獨一性」（the singularity of the Holocaust），彷彿對納瑪、赫雷羅、達馬拉（Damara）和薩恩（San）人來說，當年對他們的滅絕不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經驗。這是德國一直沒能理解的。」

看見「黑暗的心」

無論是機會主義，還是真正的思想轉變，根哥布的行動呼應了本輪巴以衝突以來不斷浮現的一個主題，那就是西方國家在俄烏戰爭和巴以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使「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開始對前者所倡導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感到幻滅。而同時它更以一種十分戲劇性的方式，呈現出兩種立場背後歷史記憶和歷史觀的衝突——一邊是「全球南方」對被殖民苦難的記憶和漸強的去殖民呼聲，另一邊是前殖民國家將歐洲二戰記憶特殊化，用它建立和維護一個西方中心的戰後國際秩序，同時卻未能清理自己的殖民主義遺產，並縱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複殖民主義。而以色列從不諱言自己是西方在中東的同盟。正如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在去年12月初通過媒體向西方喊話：「這不是一場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戰爭，這真的是一場旨在拯救西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價值觀的戰爭。」他稱這場戰爭是旨在阻止由伊朗、真主黨、胡塞武裝和哈馬斯組成的「伊斯蘭聖戰網絡」征服整個中東。「如果不是我們，歐洲就會是下一個，緊接着就是美國」。

雖然德國的聲明和納米比亞對其的抨擊最直觀地展現出西方的二戰記憶和前殖民地的殖民記憶分別導向十分不同的國際秩序觀，但是德國的殖民史無論是長度、規模和殘酷程度都遠遜於英國、法國、美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等西方國家。但西方前殖民國家至今尚未對其殖民史在「全球南方」造成的悲劇作出正式的清算。德國與納米比亞之間的磋商，本有機會為此樹立一個範本。

西方殖民主義之始遠早於二戰的開始，其大體結束遠晚於二戰的結束。但同盟國勝利的萬丈榮光和對二戰與大屠殺的紀念、哀悼和反省，既遮蔽了西方戰勝國在其殖民征服和掠奪中的殘暴和不正義，也遮蔽了戰後殖民統治的草率收場繼續在「全球南方」造成人道災難和持久衝突——印巴分治、巴勒斯坦浩劫（Nakba）和持續至今的巴以衝突、緬甸持續至今的內戰和對羅興亞人的清洗、蘇丹內戰、盧旺達的種族滅絕乃至在其餘波影響下爆發的剛果內戰，無不有其深刻殖民根源。在這雙重遮蔽之外，戰後的去殖民過程又被冷戰的陰霾籠罩，讓對殖民主義的反思和清算進一步被擱置。結果是，殖民記憶未能成為今日國際秩序的一塊歷史觀基石，卻常被後殖民國家的統治者利用，打起「反帝」、「反西方」、「反殖民」的旗號煽動民族主義，建立和維持專制統治，欺凌弱小民族。

但前殖民地國家近年來紛紛開始對殖民歷史展開單方面的清算。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起點和終點，非洲和美洲與加勒比國家紛紛開始要求前殖民宗主國支付「奴隸制賠款」。2023年8月一份由國際法院（ICJ）大法官帕特里克·羅賓遜（Patrick Robinson）領銜的報告，計算出賠款總規模達107.8萬億美元。而英國前殖民地加勒比國家，正相繼廢除英國君主作為其國家元首的地位，將國體改為共和國。

當「全球南方」在加沙炮火聲中頻繁以一個龐大的異見團體形象見諸西方報端的時候，有人問：「什麼是全球南方？」認為它只是一個在沒有更好字眼可用的情況下的誤導性的「籮筐」。但「南方」難道不正暗指「北方」的存在，表明它代表的是關係中的位置，而非自身的屬性（比如「發展中國家」）？被來自真正地理意義上的「北方」強權殖民的共同歷史經驗，讓「全球南方」不只是一個「籮筐」，而是一種在國際秩序中的集體處境。這種處境有時真切，有時飄渺。有時它激發出共同的正義立場——在聯合國大會爭取加沙停火，在氣候大會上要求富國向窮國和氣候脆弱國家提供資金，在多重危機疊加的當下呼籲再造作為殖民遺產的國際金融體系，實現公正和可持續的全球發展。而有時卻不盡然——正如南非和其他一些國家對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使用反向的雙重標準，在譴責以色列的同時，卻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殖民戰爭含糊其辭。它還容易被犬儒劫持，用以打造自己的反西方聯盟。

在19世紀的末尾，用英語寫作的波蘭人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基於自己在剛果的經歷創作了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部揭露當時歐洲對非洲殖民之殘酷和恐怖，批判歐洲心智的貪婪、僞善和缺乏反思能力的經典。蒂莫西·斯奈德在2022年的一場公開講座（見35:00）中提醒觀衆：康拉德雖然是波蘭人，但他來自今天的烏克蘭。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波蘭對烏克蘭的殖民主義的理解，幫助康拉德看清歐洲對非洲的爭奪。1月11日在海牙，一位代表南非出庭的愛爾蘭律師的表現，則讓人關注這個歐洲邊緣的國家被英國殖民的歷史，與它選擇和巴勒斯坦團結的根源。

這終究不是關於「南方」還是「北方」、「東方」還是「西方」，不是關於誰才是更大的受害者。而是關於從歷史中學習，看見眼前的霸權和壓迫，看見自身所處時代的「黑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