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算是台灣人？新住民和新二代的身份認同與政治參與之路

1月13日，台灣大選日，投完票後，21歲的林廷宇從台中搭車隻身北上，趕往位於台北市的民進黨競選總部與朋友們會合。抵達時，競選總部附近已封鎖交通，現場已有數萬名支持者舞台螢幕上，民進黨總統票數一直持續領先對手陣營，現場傳來熱烈的歡呼聲；但林廷宇發現，自己支持的選區立委在落後，心情有些低落。

林廷宇是一名「新二代」。從2016年新南向政策開始後，新住民、新二代這樣的用詞才成為台灣社會主流使用的名詞。過去被稱做「混血兒」或是「外配的子女」的他們，如今成為政府眼中的「新南向小尖兵」。在政策鼓勵之下，他們從被台灣社會排拒、歧視的外來者，成為政府眼中炙手可熱的人才。

新二代就像是在兩國中的夾心餅乾，生活在台灣，卻與陌生又遙遠的「母國」息息相關。這些年輕的二代與來自異國的母親們又大有不同——母親們大多想隱身在台灣社會，低調再低調，只拚經濟不管政治，甚至不願去投票；但新二代們很多對政治仍抱持理想，希望透過參與政治、公共事務尋找自我認同，改變社會對移民與二代的觀感。

根據移民署統計，2023年，台灣新住民的人數超過59萬人，取得投票權的人數約有29萬人，其中，中國與港澳移民合計為15萬，接著以越南11萬人為最多；而具投票權新二代約有40萬人。換句話說，台灣新住民及其子女已快破百萬人，而有投票權的人數佔據了台灣選民近4%；縱然數量可觀，但在本次大選中，新住民議題並未得到更多關注。雖然幾位候選人多少提出針對新住民的政見，但譬如在總統大選辯論的時刻，就未曾被任何候選人提及。

在台南，一個名為「新二代留聲機：移民青年倡議陣線」的團隊成員聚集在一家民宿內等待選舉結果。18位新二代盯著電視螢幕等待選舉結果，在總統票上，他們幾乎都選擇了民進黨，政黨票則分屬在民進黨、時代力量或綠黨等小黨。他們說，長期觀察下來，時代力量與其他小黨最關心新住民與移工權益。隨著開票過程，愉快的氣氛逐漸下降，期待落空，大家發出惋惜聲，他們所投的小黨皆不過5%票數門檻，沒能取得立委席次，全軍覆沒。

同時間，同屬於留聲機團隊的林廷宇還在台北，他跟夥伴故作歡樂，大聲在外國媒體面前唱著民進黨的兩首競選歌曲《挺台灣》跟《路》，高唱著「我挺我的台灣，挺台灣！」，並大喊著「We are Taiwanese」吸引媒體拍照。晚間八點半，台上主持人宣布賴清德與蕭美琴當選。群眾對著剛結束記者會的賴蕭兩人高喊著「總統好」，不少人激動流淚。

深夜，林廷宇獨自搭夜車回到家鄉。歡呼聲消去，這並不是他和「新二代留聲機」的朋友們想要看到的結果。而那句「We are Taiwanese」——也著實碰觸到了他長久的痛楚。

「不夠像台灣人」

林廷宇與家人住在台中，母親 Sunny 是印尼華僑二代。Sunny 是長女，一家人在印尼的排華政策下過得艱辛；在印尼大學就讀一年後，Sunny 因排華事件中斷學業，轉而到百貨公司擔任櫃姐。對於自己是如何來到台灣，Sunny 始終未向兒子說明，只含糊說是來台旅遊認識丈夫，經不起丈夫強烈追求才答應結婚。

在林廷宇眼裏，母親在台灣的生活有如惡夢。父親是工地的工人，賺取的薪水勉強能讓家庭溫飽，但他卻多用於吃喝嫖上，經常入不敷出，就連兒子幼時生病，也不帶妻小去醫院，而是載著女友外出遊玩。Sunny 常常得一個人背著兒子，轉好幾趟公車，來回花費數小時的時間到大醫院求診。

因為家庭收入不高，兩個孩子還小，Sunny 就得外出打工，經濟拮据時就以一包8元新台幣的營多麵（印尼炒泡麵）給孩子果腹。

更甚的是，夫家親戚待 Sunny 如下人，親戚對外稱她為外傭，丈夫視她為「買來的老婆」，也稱她「外勞」。直到林廷宇小學三年級，Sunny 開始有穩定的經濟能力，月薪甚至超過丈夫，親戚才慢慢改變瞧不起她的態度。

在國中前，林廷宇沒有因為母親的身份而被親友特殊對待，「我長得就跟其他台灣人沒有什麼兩樣，口音也聽不出來」。直到高中，同學及網友開始用印尼二代身份來嘲弄他，一些同學知道他的母親是印尼人後會嘲諷他「難怪你長得像印尼人」。上大學後，他參與學校議會，學長姐將他帶進地方選務工作，基於對政治的好奇心以及經濟需求，他開始大選務相關的打工，這一做就超過三年。但在打工時，有些民眾會嗆他「你不會說台語就不是台灣人。」

這些，才讓林廷宇產生身份認同的問題，「我一直很困惑，什麼叫做不夠像台灣人？他們用我的新二代身份否定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

夠不夠像台灣人，這是很多新二代的難關。

同屬「新二代留聲機」成員的劉俊良住在台南，母親 Belinda 在童書公司工作。Belinda 來自中國重慶，來台灣前是一名電廠的公務員，父母都是老師。當時做慣了安逸工作的 Belinda 很好奇台灣的生活，與丈夫談了半年戀愛後就決定來台灣。

作為一名有著台灣口音的「中二代」，外界並無法辨識出劉俊良母親的身份，家族對他們也十分疼愛。但是，他的母親並沒有獲得相同待遇，歧視來得很直接。小時候，劉俊良早上八點會被父親帶出門上學，九點，Belinda 則出門上班。鄰居看見了，會跟劉父嚼舌根：「小心你太太，你前腳出門，她後腳就跟著出去不知道做些什麼事。」還會提醒劉家，小心錢財被中國來的媳婦偷走。

過去，台灣社會認為台灣經濟發展水平高於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外籍配偶為了改善經濟來到台灣，加上文化、語言的差異，台灣社會對於新住民的不理解演變成偏見與歧視。採訪中，Belinda 與其他新住民受訪者都曾遇到被夫家提醒「錢財」的情況。

在工作上，同事無心或有意的話語也讓 Belinda 難受，「有人會說，妳會寫字（繁體）啊？有時發生大事，兩岸關係敏感，同事就說，妳給習近平打電話啊，叫他別打我們。」

直到大學，劉俊良在閱讀新住民的研究時，發現文本中的新住民女性與母親的身影疊合，才有辦法體會母親的為難處境。他主動致電給母親，但仍有些難為情，只是向母親分享讀到的新住民研究，「我不擅長表達情感，有些尷尬，只是迂迴地向媽媽訴說我在研究中讀到的新住民慘況」，最後他才勉強擠出一句：「我現在才知道妳一直以來有多辛苦，對不起。」

其實兒時，劉俊良還會大方說母親來自中國，甚至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自豪，直到2008年發生的毒奶份事件（註：中國嚴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三鹿集團奶粉遭檢三聚氫胺超標，根據中國官方統計，累計有30萬名嬰幼兒患病，出現輕重不一的泌尿問題，此案最後促使食品安全法修訂），他開始感受到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不友善。

他從同儕的話語嗅出對中國人的不友善，特別是發生重大事件如毒奶粉事件、太陽花運動或是反送中運動的時候，同學的一句「你媽是大陸人嗎？」便讓他希望母親再也不會出現在學校，這樣他的身份就不會曝光，他就能隱身在台灣人的身份下。

作為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人，劉俊良說：「有時候，我甚至會忘記，我不是一個『純的台灣人』。但是，社會還是一再提醒我，我可能是個外國人。」

大學時，他希望做出一些改變，鼓起勇氣效仿其他新二代，透過一桌美食向同學們介紹母親的家鄉文化。他端出口水雞與中國製零食，同學們不太習慣重慶的辣味，認為中國製食品也許有食品安全疑慮。他說：「同學們開玩笑說中國製零食充滿化學元素週期表，意思是，他們排斥中國製食品」，這些反應讓劉俊良難受。直到畢業，已經充分理解自己身份認同的他再度鼓起勇氣，向同學們分享自己當時的失望心情。但他笑著說，同學們還是沒能理解他的真正意思，只是在他面前開始吃辣，流著汗、表情痛苦地說真好吃。

今年是劉俊良第二次參與總統與立委大選，雖然在偏藍的家庭成長，但他無法接受國民黨的論述，又對蔡英文當時喊出「抗中保台」的口號反感，因此他在第一次投票時，投給了宋楚瑜。這次，他原來選擇投下廢票，以表達對三組候選人的不滿，認為這三組都無法滿足他們期待的新住民政策，但後來轉投賴清德，因為害怕另外兩組候選人當選。

在政黨票部分，他選擇了時代力量，「時代力量是從太陽花運動後崛起的政黨，是從公民社會演變成實質上的政治力量展現，符合我們年輕人對政治的想像，加上他們長期關注少數族群權益，我希望他們不要泡沫化，但這次連不分區的門檻都未通過。」符合受訪的新二代價值觀的選區立委與政黨未能順利當選，似乎意謂著，在政壇中，他們的聲音未能被聽見，他們所關注的新住民權益也不是台灣民眾最在乎的事。少了立委席次，是林廷宇在開票日這麼難過的原因。

「可是我媽媽是中國人，你們不會介意嗎？」

基於同樣的理由，身為首投族的22歲李依靜做出了相同選擇——她將總統票投給了賴清德，政黨票則投給了時代力量。

李依靜的母親來自中國貴州，她的身份認同也從「混血兒」、新二代轉到中二代。

李依靜曾任國教署青年諮詢委員、「新二代復仇者聯盟聚會」——也就是新二代留聲機前身——的運作，目前就讀中正大學政治系。由於參與課綱審議，也參與過多次與審議式民主有關的營隊活動，擔任主持議題的桌長，這樣豐富的公共事務經驗，讓台南市的民進黨籍議員認識李依靜，並邀請她進入議員的行政團隊。她聽了，便直接告訴對方：「可是我媽媽是中國人欸，你們不會介意嗎？」

李依靜的母親名為夢迪，來自貴州遵義。夢迪20歲不到的時候，曾在廣州西餐廳做服務員，也在台商的製鞋工廠工作，後來認識了一名台商，他問夢迪為什麼不賣家鄉產的茅台酒？從此開啟了夢迪做茅台生意之路，後續也透過這名台商認識了丈夫，談起戀愛。一年後，她懷上了女兒。丈夫的家人正式到貴州提親，她形容自己當時不知天高地厚，沒想太多，只想著往前衝。生下女兒後，夢迪2001年來到台灣。

殊不知，台灣的生活與她的想像大相徑庭，一到台灣，她與丈夫位於三樓的新房內空蕩蕩，只有一張床，她感到像是被騙婚一般，再加上沒有身份與工作證，讓熱愛工作與自由的她，像被折斷翅膀的鳥兒，困在一幢老房中。

三、四年的育兒時間，讓夢迪罹患憂鬱症，她雖然也曾在居滿兩年拿到工作證後去打工（註：2009年修正兩岸條例，陸配經許可來台，無需申請工作證即可工作），但受限於學歷因素，僅能找到低薪的兼職工作，與她喜歡自己做主、自由的個性差異大。後來，夢迪選擇兩地來回，在貴州家鄉往往一待就是數個月。

母親不在身邊的日子，年幼的李依靜得學著獨立，補習下課後，要一個人在門口等雨停。父親上班，爺爺奶奶又年長，若等不到親人、等不到雨停，她只能一個人淋雨回家。她羨慕其他同學，也埋怨起母親。

直到有一次，她看見母親遺留在房內的日記，才理解母親的犧牲與痛苦。後來，她成為最常趕著母親回貴州的人，她知道母親在那裡是快樂的，有自己的工作、疼愛她的家人，還有靠自己掙來的房子。

李依靜也經常與母親回到貴州，她一直認為，自己可以在兩個國家中做選擇。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發生，她頻繁在社群媒體上轉發有關的資訊，雖遭母親阻止，但她不以為意。後來，她從澳門入境中國，遭海關攔下，以機場有同名同姓者為由要做身份檢查。那是她十多年往返兩岸第一次被帶到小房間盤查，也另她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

當時，母親責怪她，說定是因轉發跟政治有關的資訊才惹禍上身。走到小房間的路上，她手按著手機上的臉書 App，猶豫著是否要刪除資料。在小房間內，海關要求她填寫一份非常詳細的表格，在國籍那欄，李依靜猶豫了幾秒寫上「台灣」——她不知道，這會讓海關作何反應。

那次的經驗，嚇壞了李依靜的父母與在中國的親友，他們在發生大事件或大選時，都會特別叮囑她別碰政治。「如果戰爭發生，因為我對中國家人的好感，可能會讓我選擇逃亡中國依靠他們。」李依靜說，「但經過那次盤查我才發現，我沒得選，中國不要我。」

反送中時，另外一件事也帶給她莫大的影響。李依靜的表哥從軍，他們自小玩在一塊，表哥也十分疼愛她。當李依靜回母親家鄉，因為口音被其他村里的孩子排擠時，是表哥帶著她玩耍，讓她融入當地，至今，也每逢她生日就會發祝福訊息。反送中時，她看著直播，發現解放軍在深圳集結，恰好，她得知表哥人也在深圳。她害怕在直播上會看到表哥的面孔。過了多年，她仍不敢問表哥，當時做了什麼？她內心也冒出一個莫大的恐懼：「如果台海發生戰爭，表哥，你會打我嗎？」

從那之後，關心政治也積極進行公共參與的李依靜不免提醒自己，不要站在最前線。

「新二代是一個大的集合，中二代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二代的處境可能不那麼相似。」李依靜說，「兩岸關係讓我們的認同很混亂。」

李依靜表示，她在國族認同上比較傾向從小長大的台灣，但在身份上，她並不是那麼肯定，也還在尋找答案。李依靜正在進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生研究計畫的中二代政治認同研究。她覺得，無論是她目前的訪談對象，抑或是她自己，「都不可能選擇兩者都是，在兩岸敵對關係下，身份認同只可能是一個。」

「局外人」

母親來自泰國的王秋雯，在選擇「兩者都是」的時候，要比李依靜輕鬆一些。

王秋雯將近30，她的母親在1992年來台，那是台灣來自東南亞和中國的跨國婚姻開始大幅增加的時候，她也算是新二代中年齡稍長的一位。小時候，王秋雯樂於跟同學分享回到泰國探親的經驗，同學也叫她混血兒；她深受泰國家人的疼愛，她也喜歡泰國的文化，從21歲開始學習泰文、看泰劇。也在2019年的時候拿到了泰國身分證。

但她也曾感受過國族認同混亂。在台灣，她可以大方的說出自己是台灣人，但因為缺乏在泰國長時間生活的經驗，她不免困惑「我是泰國人嗎？」「以前我會說自己是混血兒，現在不會。母親是華人，她認同自己是泰國人也是華人，所以我的混合是文化與國籍，」後來，經過學習泰語以及去泰國工作的經驗，現在，王秋雯具有泰國人及台灣人的雙重認同。

但母親麗莎始終是台灣的一個「局外人」。

麗莎來自泰國的華僑大家庭，身為長姐，下有四個弟弟，家庭經濟狀況並不佳，她希望改善家裡的生活，聽說台灣容易賺錢，生活品質較好，透過早些時候嫁來台灣的姑姑認識了丈夫，並來到了台灣。但是，台灣的生活沒有麗莎想得美好，夫家的生活並不富裕，她還得照顧臥病的婆婆，為了生計，她上沒幾天識字班，就到工廠與一群泰國工人們一起工作。家庭、工廠兩邊跑，長期下來，麗莎習得一口流利的台語，卻看不懂中文字。

雖然台灣政府規定，華僑身份可以拿雙重國籍，不需放棄原國籍，但麗莎找不到足以證明華僑身份的文件，又不願因為歸化而放棄泰國籍，32年來，她還沒有台灣身份。

四年前，父親罹癌，王秋雯從泰國返回台灣。父親的臨終前照顧，讓她發現，母親作為主要照顧者，無論在照顧婆婆或是丈夫時，都沒能得到良好的醫療協助。遇到重大醫療決策，母親常對她說：「反正我是外國人，我都不懂，妳是他女兒，妳決定就好了。」

她當時不解，為何母親明明人在醫院，卻一直要求她在工作與醫院間奔波，讓她疲累又無助。在某次父親病危的期間，母親在夜裡突然驚醒問她：「為什麼都沒有關於照顧妳爸爸的泰語書？我不知道怎麼好好照顧他⋯⋯」王秋雯這才意識到母親遇到的困難，並請泰國的朋友寄癌末照護的書籍到台灣。

幾年前，麗莎曾因白內障動眼部手術，但術前沒有獲得任何泰語文字說明，這讓面臨手術的她十分焦慮。王秋雯上網查詢，才在茫茫資訊海中撈取到衛福部的泰語手術說明：「衛福部明明有做多語的衛教資訊，但對新住民來說不太容易找到，這很可惜。」

而且母親已63歲，在缺乏身分證的情況下，未來將無法使用長期照顧政策，這是一項針對65歲以上老年或失能、失智的國民所提供的健康照顧服務。屆時，她可能面臨獨自照顧母親的難題。而這也會是獨生子女照顧新住民父母們將遇到的困難。

就讀社工系，現在在醫療院所工作的她，看到許多語言不通的長輩求診時遇到的困境，「十大癌症的衛教已經普及到多數台灣人都知道了，但不懂中文的新住民住了二、三十年卻未能被觸及」。目前最多語化的醫療衛教資訊主要圍繞著懷孕與母嬰照顧，似乎將新住民婦女定位於「傳宗接代」，但新住民在照護家人或自身時，卻缺乏相關衛教資訊。

「南洋姊妹會」是成立20年的新住民團體，旨在於協助外籍配偶培養中文、親職教育等能力，亦針對法制修訂進行倡議。姐妹會的理事長洪滿枝從越南來台已25年，她觀察到，南洋姊妹會接觸的少數個案已屆70歲高齡，新住民們逐漸變老，成為接受長照服務的對象，至於沒有台灣身份者的長照需求確實是個極大的難題。另一方面，中年的新住民，雖然具備居家照顧服務的能力，但因為居服員的資格考試是中文，對新住民來說是個艱難的門檻。

「有名字的進步」

選舉前，「新二代留聲機」針對選舉政見開過多次會議，他們的核心關懷聚焦在醫療與新住民及二代的教育上。他們認為這些議題最為迫切。

基於新南向政策，新住民語已經被列入國小的必修。但這一看似立意良善的教育政策，卻因為中央與地方的配套不足，導致較少人選擇的母語課程根本開不了課。

曾被要求同化、融入台灣，因而經歷過失去母語的一些新二代，看到政府突然在2019年的課綱下，推行母語政策，也有許多不理解的。王秋雯說：「多有要求接受母語課程的學生，不理解為什麼要學習母語。」根據內政部2015年的調查，有40%的新二代不會說母語。二代沒有自發想認識「母國」文化，卻被強迫學習「母語」，王秋雯說，這就如同在新南向政策下，民眾不理解為什麼要認識新住民、為什麼要認識異國文化，最後淪為放煙火式的辦活動、吃美食，「表面上有尊重，實際上未能有更多理解。」

在教育上，同為新二代的「跨國銜轉學生」在校園面臨比在台長大的新二代更大的適應障礙。跨國銜轉學生指的是曾居留國外或大陸地區而回台就學的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生因為華語不流利，卻得在華語為主的課程中學習，導致學習成效不佳。跨國銜轉學生的人數逐年上升，直到2022年，全台約有1000名跨國銜轉學生。

下一屆總統是賴清德，他在新住民政策上並未提出突破或有開創性的政見，大多是延續舊制並強調會進行修正，如強化新住民專責單位、擴大新住民發展基金的運用等。可以預期，八年前蔡政府上台後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也將持續進行。

新二代們也提出了對持續修正新南向政策的看法，比如境外面談制度（註：為防止人口販運、假結婚等情況，外交部與陸委會針對18個國家以及大陸地區人民設有「境外面談」制度，若台灣人要與上述國家的國民結婚，需通過面談，才能來台。）林廷宇認為：「既然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就應該廢除境外面談，不應該想跟東南亞國家做生意，有更多利益往來，同時卻又懷疑這些國家來的人都想要假結婚、不懷好意，這很奇怪。」

王秋雯也認為，政府為了經濟利益推動新南向政策，卻沒有對新住民有真正的理解，「這只是廉價的尊重。」

本次選舉，三黨總共提名了四位新住民參選立委。在確定當選的立法委員名單中，有兩名新住民代表，分別是獲得連任的民進黨籍羅美玲（馬來西亞）以及民眾黨籍麥玉珍（越南），比起前兩屆多了一席。另兩名落選的候選人皆為陸配，民眾黨提名的李貞秀與國民黨提名的李霞。

本屆大選的新科立委麥玉珍在越南出生，結婚來台20年，曾經歷前夫家暴而離婚。家庭與工作的經驗，讓她理解新住民在台的困境，因而在居住地彰化縣成立越南同鄉協會及全國性台灣新移民協會。她還創立了新住民黨，希望規劃完整的全國性新住民政策。2023年在民眾黨徵召下，加入民眾黨籍，成為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並順利當選。

民進黨的羅美玲獲得連任。2020年的立委中，馬來西亞華人羅美玲是該屆唯一的新住民立委。她在大馬成長，以僑生身份來台唸大學。羅美玲曾任教師、民間團體幹部，並擔任過兩屆的南投縣議員，2020年成為不分區立委。曾在立法院成立「台灣新住民權益發展促進聯盟」，獲得跨黨派支持。她曾倡議增加中央部會的新住民比例，也關心新住民相關法案。不過，她的僑生身份受外界質疑是否有代表「新住民」的資格。

而2016年首位勝選的有新住民身份的林麗蟬，這次卻未獲得國民黨的提名。林麗蟬是柬埔寨華僑第三代，1997年結婚來台，在台完成大學與碩士學歷。2016年成為首位新住民立委時，林麗蟬受到矚目，但因在台的柬埔寨新住民並不多，也引起質疑是否能夠代表多數新住民的意見。在國會期間，她主要關注的還是在新住民相關法案，例如曾修改國籍法，提出「新住民基本法草案」。

在前兩屆立委的經驗中，兩名新住民立委的身份與國籍能否「代言新住民」，是受外界關注的焦點。

但是，洪滿枝並不認為有更多新住民立委，就能更好的代表新住民意見，她形容台灣有新住民立委，更像是讓新住民成為「有名字的進步」，被社會看見了，「這多少會改變社會觀感，但從過去的經驗，我們並沒有感受到那些新住民立委為新住民們做很多，也許個案上有，但我認為需要整個政黨或跨黨派有共識，對法案的推動才會有效果。」

後記

台灣的新住民與二代人口逐年攀升，這八年來的新南向政策，也讓新住民比例最大宗——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民洪滿枝與二代的王秋雯都感受到地位提升，無論從媒體的正面報導，到民間與政府的各項獎勵措施，新住民似乎比較被尊重，但台灣社會對於外來者的歧視與成見並未消失。王秋雯形容「是虛偽的尊重」，「為了獲得東南亞配偶國家的經濟、語言、文化資源，『選擇』尊重你，但在我們這些新二代眼裡，那些都很表面。」

進步是緩慢的。去政府機關開會時，南洋姊妹會的新住民們仍會聽到官員稱呼她們為「外籍新娘」——儘管多年來，大家一直在抗議這一帶著歧視意味的稱呼。洪滿枝認為，這顯示官員的意識，並沒有真正進步。如今，姐妹會的成員們則會自嘲是「老娘們」。

身為新住民，「不管你有沒有身分證，你有不同的膚色、口音，你就是外國人」，就算認同自己是台灣公民，洪滿枝與其他新住民仍未感受到台灣社會將他們視為一份子。洪滿枝說，二十年來，她們上街買菜仍然會不斷被問相同的問題：「妳寄多少錢回家？妳們是不是會騙台灣人的錢？妳是用多少錢被買來的？」以前她會因為這些失禮的問題感到很憤怒，習慣了台灣社會對移民的不解後，現在聽了也會一笑置之。

但是，有時歧視還是會來得猝不及防，前陣子，洪滿枝與一群越南姐妹欲搭計程車到醫院進行醫療美容，一群越南人聚在一起自然用母語交談，一名司機聽到她們說越南話，就拒載。而回程的司機原本還跟她們用中文聊天，一聽到越南話後靜默，臉色一沉，甚至要她們提前下車，「我們一直問司機為什麼拒載？為什麼提前叫我們下車？沒有答案。」

比起默默承受偏見的母親們，二代們更要不斷地證明自己是夠格的台灣人。李依靜第一次使用新住民福利是在特殊選才（註：針對特殊才能、不同教育背景、弱勢族群開放1-2%的就學名額）的管道，「同學們都知道這是新住民名額，他們開玩笑，剛好妳媽媽是中國人，你才有辦法進到更好的學校。」

「所以，上了大學後我要求自己的成績不能只是及格。我得要加倍努力，證明我夠格。」

那個夠格的台灣人的樣子，卻是模糊的。王秋雯家中四代都是華人，但當她透露自己的身份後，就會有旁人說「難怪妳看起來一副泰國人的樣子」——這讓她非常困惑，「你們想像中的泰國人是什麼樣子呢？」

而從小，李依靜就要自己積極學台語，應老師要求參加台語演講比賽，也曾參與國語演講比賽，她說自己是要「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自己變成一個台灣人」。但這份渴望仍然充滿矛盾，本就在台灣長大，本就是台灣人的她，還要怎樣變得更像一個台灣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