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聲者的失語時刻：當中國女性記者遭遇性騷擾

七年，張雅寧已經忘了他的名字，只記得有四個字，由藏語譯來。但當她摸索起在媒體實習時的不愉快過往，還是輕易想起那個人，繼而被記憶中他輕車熟路的「肢體接觸」和「言語挑逗」逼出寸寸「噁心」感。是持續又真切地。由口到心。

張雅寧現在是一家知名媒體的主筆記者，她報導了許多女性議題，都曾獲得極高閱讀量，但她自己的這些經歷，始終未被公開披露過——當時她是「懵的」，亦不認為這是「大事」，只是不斷懷疑，其他女生會否也有同樣遭遇。

「2018年的那場#Metoo之後，我才意識到，我的感受是合理的，那就是性騷擾。」張雅寧多次確認過事情發生前與他相處的細枝末節，肯定道：「我根本沒有任何的語言或肢體動作表示過他可以對我做這些舉動。」

張雅寧絕非孤例。在「新浪微博」上關注人數超過百萬的的媒體人「蘿貝貝」曾在大陸一家雜誌任記者。今年「編劇史航性騷擾事件」發酵後她有感而發：「女記者之間相互一聊，就沒人沒被騷擾過。曝光的和沈默的完全不成比例。」

大陸地區關於媒體圈性騷擾的公開探討，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非政府組織「廣州性別教育中心」推出的全國首份《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數據顯示，83.7%的女性記者曾遭遇性騷擾，其中超半數選擇沈默、忍耐或躲避。據報導，《報告》執筆人黃雪琴曾投稿給中國逾30家大型媒體，但大多數媒體都未給以回應，對此做出報導的亦是寥寥。

隨著中國大陸#Metoo浪潮的中途腰斬與媒體管控的逐漸劇烈，直至今日，記者——這一慣性為他人發聲的職業，當引入「女性」前綴，當遭遇「性騷擾」時，依舊難以避免地陷入另一個失語處境。

意料之外的工作常態

2016年，張雅寧大三，找了份撰寫紀錄片文案的實習。剛半年，她就等來一份重量級項目：公司主理人憑「資深編導」的資歷從中國中央電視台拉來的外包。作為唯一的文案人員，張雅寧被派去青海藏區全程跟隨拍攝牧民工作日常。

陌生的地域和領域，令她有些躍躍欲試。但當時的張雅寧還預想不到，亦沒人為她預警：一位女性記者，尤其是初出茅廬、沒什麼社會經驗的年輕女性記者，會在再正常不過的工作流程中遭遇何種避不過的困局。

有央視背書，張雅寧聯繫到了當地農牧局，精通國語和藏語的領導爽朗答應：作中間人，幫忙和牧民溝通。那位領導的協調令到拍攝推進得很順利。有次，攝影師想紀錄牧民提桶打水的畫面，後期剪輯到視頻裏，但牧民此時沒有打水的需要，亦不理解這種和生活日常相符的「演繹」，起了爭執。這位領導出面協調，耐心和牧民解釋。拍攝得以持續。

戒備就在這樣的日常相處中一點點放下。張雅寧沒有在高原生活的經驗，不知道10月的青海會是長年在北京生活的她想像不到的冷，她出發前拿的長袖衫和薄外套，根本扛不過高海拔的嚴寒。某天，張雅寧一行起了大早，前去拍攝日出，低溫天氣隨著時間推移鑽入薄衫再敲打骨頭，她凍得直打冷顫。那位領導聽說後，從家裡帶了一件羽絨服。張雅寧感激地想：「我覺得他人真好，一直照顧我們。」

但「恫嚇」來得無聲息。

某次拍攝，爭執又發生了，這次是和那位領導本人。攝影師想拍攝轉經筒的空鏡頭，但對有宗教信仰的牧民而言，這不符合習俗規範。同是藏族人的領導為牧民說話，和攝影師爭鋒相對，兩個男人誰都不退讓。

張雅寧暗暗發慌，拍攝還未結束，怎麼能和中間人有衝突，後續進程還要尋求他的協調。她下意識就要上前安慰。在張雅寧心裏，這位領導為人幽默，極好溝通：工作團隊和他私下聚餐聊天時，這位領導會侃侃而談他在北京讀博時的精彩見聞，一行人沒有太多疏遠感。

可張雅寧這次剛開口，那位領導就不尋常地突然把臉貼了過來，抱住張雅寧。那張連日來為她們和牧民互相遊說的口舌，緊跟著配合剛才那個不合時宜的舉動，迸出一句驚悚言語：「我真想親你一下。」張雅寧大腦發白，震驚在原地，但令人不適的話還在繼續：「小張，如果我沒結婚，我一定好好疼你。」

張雅寧下意識掙脫開：「你這樣讓我很不舒服。」再沒有別的話。她怕會因為她影響後續拍攝。回來的路上，張雅寧依然是懵的。

天高雲低，空氣稀薄，她注意不到高原氣候給人生理上帶來的不適，只是內心翻湧，再自我安慰，或許是藏族人民太過熱情，剛才那個行為只是在向她的勸架表示感謝——在早前的一次歡迎會上，她就被迫接受過這種熱情。那位領導斟滿三杯白酒，讓從不喝酒的她全部飲下，帶著點逼迫：「你來了我們藏區，就必須得喝點酒，不喝不讓你走。」當時的她同樣把這種令人不舒服的舉動理解為民族差異。

找到了解釋，但她還是疑惑：他到底想做什麼？他此前從未提起自己結婚了，還有個孩子，今日為何做了莫名其妙的舉動，還說了這件事？

載他們回宾馆的司機是農牧局派來協助工作的，剛才就站在五米外的位置旁觀，她試探地詢問司機：「他已經結婚了？」司機安慰一樣地和她說：「你別在意，他性格就這樣。」張雅寧不由想問：之前接觸過他的女生們，也有過同樣的遭遇嗎？接著自我懷疑：我是不是太小題大作？

拍攝結束後，她再沒聯繫過那位領導。她本能地抗拒著。在青海的高原上，張雅寧遇到了一位小姑娘，給她拍了系列照片，答應回去後會寄給她。但張雅寧忙著工作，忘記問地址，回到北京後，她和那片土地唯一的聯繫人就是那位領導，但她只能忍下失約的愧疚。

好在那位領導也未再糾纏她。她快忘了那个人，只是在此後多年的採訪中，從實習到正職，這樣令人不適卻又無法直接拒絕的相似瞬間還在持續著。

從「不懂得」到「不得不」

畢業後，張雅寧來到一家報社正式做主筆記者，接觸到了更多元的社會與更多層次的人群。以及，更多樣的難以迴避的尷尬時刻。

有一個選題，是探訪勞務市場的民工，她為此做了多重準備，特意找出舊衣服，粉黛未施，想融入環境中。採訪中一位男青年走過來主動攀談，張雅寧感受到對方的友善，以為他是合適的訪問對象，就互加了微信好友。但回去後，對方時不時就在微信上問她「睡了嗎」或是「想我嗎」，以及一些露骨到張雅寧從記憶裏清空了的話。

在媒體行業工作了多年後，張雅寧不再如當年懵懂，遭遇出格言行在原地不知所措。但她依舊十分困擾，不懂怎樣完美處理這件事。選題還在繼續，她沒辦法和這位受訪者劃清界線。「我們記者好像就是吃這碗飯的，靠陌生人願意敞開跟你聊一些話題，你也不能得罪他們。」

對於女性記者而言，無論受訪者身份如何，是居於高位者還是普通人，那一點信息資源，足夠令她們在性騷擾面前收斂起「發聲」本能，被迫妥協。

陳侑璇時常回想，若是現在的她重做當年那則選題，她一定會換種寫法，把那位受訪者的兩面都一一呈現。

2021年10月，陳侑璇偶然刷到則帖子：帖主丈夫前往醫院結紮時遭拒，醫生隱約提示他們，三胎政策後，醫院被賦予了指標，結紮「不讓做了」。陳侑琳驚訝：為了逼人生孩子，連結紮的權利都要禁止？她在各網路平台上搜集信源，很快找到了合適的受訪者——一位主動結紮的男性。

他分享了結紮前後的經過：結婚十年，和妻子都不想生育，所以走上結紮之路。自2019年始，他接連被多家醫院拒絕，終於在2021年透過熟人介紹做了結紮。

或許是他的紀錄太過義正嚴辭，字裏行間都是他的毅然，也或許是陳侑璇未積累足夠多的工作經驗，出於本能預設了立場，她對這位受訪者是有些敬意的：「他不讓妻子吃藥或帶環，而是自己結紮，說明他尊重女性。」

可這個判斷沒能持續多久。透過兩個小時的語音連線，對方講述了更多細節，從結紮前的心理脈絡，到術後的生理變化，陳侑璇負責問，他就只耐心回答，言語冷靜。但剛掛電話，陳侑璇就收到一則和剛剛電話那頭氣氛不符的消息：「討厭，我竟然跟你說這些，臉紅，心跳加速呀～～」

陳侑璇保持著作為書寫者的文字敏感性，她平日透過網路與人溝通時，會時刻注意語氣詞和標點符號暗含的意思。她知道，屏幕對面的那位男性受訪者也是，他太懂得怎樣用某些細節去塑造自己的形象了。剛才的採訪中，他就主動提起，疫情期間當「大白」時和周圍女性護士說過這件事，收穫了一陣陣艷羨和誇讚，說他有「擔當」。

想到這裡，再看著波浪號以及他發來的文字，陳侑璇找回了一些警惕性，她斟酌稍許，回復：「採訪多了，這些話題對我不敏感。」試圖告訴他，記者的採訪和護士的手術一樣，這些專業層面的事情都是不帶情色濾鏡的。

但對方又道：「但是我敏感啊。」緊接是一句好似撒嬌的問話：「你怎麼能光想著自己呢～」看到這裡，陳侑璇足夠明白過來，她收起客套話，盡可能例行公事地組織起專業術語：「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我不會洩漏您的隱私。」對方不死心，重新連起剛才的話題：「你的聲音很好聽哦，感覺好像是剛睡醒。」陳侑璇把對話截圖發給編輯，編輯習以為常，卻也無奈，安慰她冷淡處理。陳侑璇敷衍了兩句，就此作罷。

隔天早晨，那位受訪者發來組圖，都是他拍攝的當地景觀，陳侑璇沒再回覆。這已經是她能做出的最冷酷的回應了，她不能撕破臉。賴於中國官媒的有意培植，如今市場化媒體在中國民眾心中的可信度直線下降，陳侑璇當時發出了多份約訪函，但願意接受採訪的男性只有兩位，他是最符合選題畫像——婚後結紮者的。

組稿時，陳侑璇盡可能把此人的信息一帶而過，對於一些未能釐清的細節，她也不再去補採，她實在不想被這個人糾纏了。此後兩年裏，她偶爾回想：稿子裏有關「結紮」的部分是實事，但這會難以避免讓讀者和最初的她一樣，認為這位受訪者是尊重女性的案例，事實上他是怎樣的，陳侑璇再清楚不過。

她只能時刻保持警惕，把這當作被刪稿、被舉報之外的另一項工作可能遭遇的常態——男記者也許毋須擔心的常態。陳侑璇多次回看兩人聊天記錄，確定他在答應採訪邀請的那一刻，並未帶有能與女性搭訕的僥倖心理，那個人，起初還以為她是「男記者」。她真的是一名男性記者，或許無論是後續補採還是稿件呈現，都不必糾結。

自我「交換」？媒體「資源」？

在財經媒體工作的王念琳也會思考相似的問題，好像這種為了獲取信息的「自我交換」，是她作為一名女性記者不得不承受的。

工作多年，王念琳清楚，作為財經記者，事業有成的男性企業家，是她們最繞不過的重點採訪對象。而信息資源和社會地位共同造就的權力極端不對等，又會讓採訪工作中的性騷擾變為一項常事。

2021年，王念琳採訪一位企業家，提到他公司旗下的一款符合人體工程學的床墊，對方不作正經回答，張口即調侃：「像我這樣一個男人，如果身邊睡著你這樣一位嬌小的姑娘，那你說怎麼調節呢？」企業家人高馬大，可言語帶來的壓迫感遠大於他的身形。

這不是最危險的時刻，企業家們的公開大會才是。有會議召開時，王念琳會被派去做會議報導，與每位企業家對談。財經媒體對時效性的追求近乎苛刻，會場上的那些時間，根本來不及提問所需細節，王念琳有時會和企業家們一同乘大巴車去另一個地點，路上補充一些問題，隨後通霄趕稿。

滿員大巴車上，環境逼仄，人連著人，但這並不會讓那些「不愛惜羽毛」的企業家有多少顧忌。王念琳記得，她採訪其中一位時，對方沒答兩句就岔開話題，關心詢問她晚上住在哪兒。王念琳想著選題，不敢太過敷衍，老實答：公司安排了住宿，自己會熬夜寫稿。車上的人都在聊天，兩人的輕談不會被注意到，對方步步禁逼，狀似體貼地關懷道：「你寫稿得住舒服點，我住在五星級賓館，你今晚去我那裏吧。」

隨後，報出了房間號，帶著點脅迫。王念琳明顯感覺到，這已經不是暗示了。

王念琳任職的媒體公司並非會忽視對記者的「保護」。有需要前往偏遠地區採訪的選題，公司會優先派給男性記者，但也僅限於此。至於需要在眾多男性企業家間周旋的選題，公司會「過程公平」地讓女性記者擁有獨自前去的機會。

她有時和同事互相安慰：「我們好慘啊，還要出賣色相的感覺。」偶爾也會自我催眠，來緩解本能的不舒服，「人家也是在用自己的時間去告訴我們信息，好像我們也只能以被冒犯和他做置換。」

记者張筱雨畢業後同樣在財經類媒體工作了兩年，令人不安的「猜想」一點點落實為肯定的「判斷」：在這家媒體領導眼裏，「女記者」好像的確只是一項資源，或者精準一點，是應酬局飯桌上的一道菜。打扮好些，是精美的、能令酒桌眾人凝視的陪菜，不怎麼打扮，就是上不得台面的邊角料。

她的感覺有著充足印證。某次聚餐，張筱雨刻意穿得隨意，上樓時撞見到領導，對方打量了一下她，頗帶遺憾地咂嘴規勸：「好歹打扮一下，化化妝啊，你這樣的我吃飯根本帶不出手」。

這位領導現年四十余歲，此前是一家雜誌的財經記者，後來趁著中國大陸「自媒體」崛起的風口，創立了屬於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他和當地許多領導混得風生水起，經常不帶掩飾地告訴記者們：「財經新聞都是在酒桌上和老闆們吃飯才能知道。」

連帶著，他還會提示女性記者：「好好打扮，帶你去和老闆們吃飯。」話裏話外，好似這是一種無上嘉獎，張筱雨在心裏默默翻白眼。

忍了一段時間，張筱雨跳槽到了一家老牌的市場化媒體，這家媒體隸屬的報業集團，曾在中國新聞的黃金時代做出了無數能留在新聞教科書上的深度報導。但換到這樣的環境裏，女性記者被視為「資源」的感覺，卻並未在她內心消散。她意識到，「資源」最終流向的方向，不止是選題信息的持有者，還有，自家媒體裏身居高位的人。

「濾鏡」陷阱

來到新報社，張筱雨習慣和一位剛入職的女性記者同行，她倆年齡相仿，很多話題都聊得來。有次食堂餐桌的閒聊中，同事就提起了某次去外地出差時膽戰心驚的遭遇：前半程還無事，但回到酒店裏，和她一同出差的男同事忽然摟過她的肩，言語挑逗，女生只能推託：「這是工作場合。」對方卻步步試探：「別回去了，喝個酒怎麼樣啊。」

巧合的是，那位男同事的名字，曾多次出現在不同女性同事的敘述中，比如，他此前還曾追求過公司裏目前已經轉正的實習生——這僅僅是張筱雨來這裡工作不久就已經了解的。這怎麼可能是正常的追求方式：他對自己的情感狀況隱瞞得太過緊密，就在前些日子，張筱雨才打聽到，這位男職員有妻子和孩子。

「這些人很聰明，他們知道對什麼樣的人下手，怎麼下手。」張筱雨總結。「之前的實習生家在外地，沒有依靠，這位同事也是畢業後就入職，沒有經驗，不像我看起來就不好惹。」透過和不同類型媒體的女性同行的交流，她尤其肯定這一點。

張筱雨的一位女性同學此前在一家中央直屬的官媒實習，起初，那位編輯對她噓寒問暖，勸她畢業後就留在這家媒體，儼然一副慈祥長輩的形象。但對方得知她計畫出國留學後，立刻就收回了所有關心，另覓目標，將照顧轉移給了有可能留任的實習生。

後來她打聽到，這位編輯同樣有家庭，借著關心的名義時常對下屬動手動腳。他尤其偏愛的「獵物」，是那些急切想留任，沒有資源亦缺乏經驗的女實習生。實習之前，其實有前輩好心提醒，要小心防備負責帶她的「編輯老師」，但無論個體性的反抗還是領導層面的制止他，好像都還是一件望不到可能的事。

女性會遭遇職場性騷擾，已經是不新鮮的共識，但她們不理解的是，這可是在媒體，男記者們一向自詡追求公理與正義的媒體。這裏，難道也沒有屬於女性的正義？

跳脫出學生身份，真正做了兩年記者後，陳侑璇才發現，從前她對新聞媒體的印象，大多蒙著一面未經考證的濾鏡。

陳侑璇是大陸95後生人，待到她讀中學時，屬於《南方週末》這類市場化機構媒體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報刊亭也不再風靡這份報紙，但陳侑璇經常聽周圍人提起。與「南方系」三個字共同印在腦海中的，有大人們語調激烈的「有正義感」和「為民服務」的評價，還有她從新聞獻詞中摘抄來的那句激勵了幾代新聞人的「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她莫名感到熱血沸騰。

2017年，陳侑璇讀大二，來到一家國家級媒體的法制節目做實習生，她也想參與進媒體的「正義直言」中。但她和大多數實習生一樣，做的只是校對字幕這樣接觸不到核心工作的雜活。

沒過多久，她辭掉這份實習，回校上課。但之前帶她的領導，卻出乎意料地在此時和她的聯繫多了起來。對方偶爾發過來「玫瑰」的表情貼圖，偶爾問她「睡了嗎」，大多集中在晚飯後與睡覺前的這段時間。

在陳侑璇的好友欄，這位領導的備註是「王伯伯」，他的年齡和自己父親相仿，也和父親的朋友相識。顾虑這層關係，陳侑璇還是會回覆消息，感謝對方關心。她曾和男友分享過這件事，男友斬釘截鐵告訴她，這是想騷擾她，當時陳侑璇還以為男友小題大作，直到某天夜晚，王伯伯再次發來消息，這次是露骨的「我想你了」。

陳侑璇從宿舍床上坐起身，強壓胸口的噁心，斟酌怎麼回覆。她想直接問：那你老婆知道嗎？但她發不出這樣的字眼，只能冷處理，不回覆——她怕影響三位長輩之間的關係。

多可笑。那位「伯伯」卻拿捏到她的心理，料定她不會和家長說這些事，進而肆無忌憚。陳侑璇也的確未和家人說起這件事。她後來反覆回想，明明實習時還是溫柔和煦的長輩，為何實習結束後就變了個人，因為沒有了利益關係，不會構成職場性騷擾了？在工作領域，實習生也許是可有可無的，但對他來說，或許是重要的可騷擾資源。

陳侑璇後來在朋友圈公開分享了這段經過，朋友找她聊天，兩人不由發笑：國家級媒體的法制欄目負責人，私下卻騷擾實習生。若中國大陸有新聞自由，這樣荒誕的事，或許早就能引燃熱搜了。

她們為何「不發聲」？

楊文晶在報社工作多年，知道性騷擾在自詡正義的媒體圈裏同樣頻繁，但這些經歷，卻只能小範圍在「閒聊」中流傳。那些為人發聲者，為何在此類事件輪到自己時幾乎集體性地陷入失語？她回想工作中的蛛絲馬跡，捕捉到了一些答案。

楊文晶的上一家公司是曾經推出過多篇揭黑報導的報社。有天，她打開報社官僚化後被迫安裝的工作App，跳出了一篇群發所有員工的數千字長篇控訴，一位女同事詳細紀錄了被報社同事性騷擾後求助無門的經過。楊文晶仔細讀過，不由想像，這件事會不會引起高層注意，又會不會由此建立起報社內部的反性騷擾機制？

儘管她對這件事會怎樣處理並不持樂觀態度，但結果仍超出她預想的底線：那位女同事被踢出了公司群，就此解雇，涉事男同事卻未有絲毫影響。領導也未公開對這件若放在其他領域一定會被報導的事件做出任何回應。

這不僅是某家報社的「小氣候」，亦是媒體圈的「大環境」。即使能在公開平台引發一些迴響，女性記者們的維權訴求依然難以收到明朗結尾。

2020年，大陸媒體圈流傳起了一份聯名信：知名雜誌《智族GQ》報導組的數位成員集體舉報編輯何瑫捏造報導、對女性下屬性騷擾。何瑫曾寫過多篇傳播廣泛的非虛構報導，此事很快在媒體圈掀起巨浪。但高層的回覆卻顧左言他：「公司會全力支持何瑫，若你個人有不同的意見和選擇，公司雖遺憾但也會支持和祝福。」隻字不提聯名信中最令人關注的的「性騷擾女性下屬」一事。

和本行業有關的消息，在媒體圈總是流傳飛快，陳侑璇等女性記者亦關注到了這件事，令她們震驚的，不止是GQ高層的回覆，還有圈內男性媒體人們的集體回應。一位圈內小有名氣的男記者在微信朋友圈發言：「永遠不要背叛帶你入行的人。」似乎意指被何瑫性騷擾的那位女性記者「忘恩負義」。評論區中，來自不同媒體的男性記者、編輯們均獻上支持。但女性媒體人的態度卻截然相反，與那位男記者同在一家媒體工作過的記者同行告訴張雅寧，多位女性記者和編輯看到發言後都與他大吵一架，甚至決裂。

「很多男性媒體人的性別意識是很差的，」在媒體工作多年的楊文晶說，「他們從中國媒體的黃金時代走來，做了許多為底層群體發生的調查報導。看到鐵鍊女的事情時，他們也會憤怒，但這純粹是基於樸素正義感。他們的侷限性導致他們只會一遍又一遍發現和憤怒于國家機器的暴力，卻對瀰漫于日常生活的微觀權力關係選擇性地視而不見，這其中就包括性別。」

這樣的性別意識，也直接影響到了由他們層層搭建、把控的媒體本身。

張筱雨供職的老牌傳媒公司，高層被男領導們圍擁。有能力的女性，或有性別意識的男性，大多被排除在外，難以晉升到管理層。

這種結構不僅阻礙女性記者的維權路徑，也左右著媒體的議程設置，甚至工作的細枝末節。

前些日子，張筱雨的同事為一部在中國本土與海外引起熱議的女性主義電影撰寫了兩篇影評。刊出後，那位男性領導不屑一顧道：「這片兒有什麼好寫的。」但隨後，他就用了多頁通版，濃墨重彩講述了他偏愛的一部敘事和場景更為弘大的國產電影，在他的論述裡，那是「歷史的、優雅的、高端的」，好像這是完美到幾乎沒有錯漏的影片。但在大陸相對專業的影評平台「豆瓣」上，這部電影的詞條下呈現出的卻是多元評價，許多網友批評它充斥「男性凝視」，女性角色全部未能免俗地淪為背景板，為男性力量的博弈服務。

張筱雨依稀記得，這位領導從前不是這樣的。她剛入職時，這位領導慷慨直言：「我們不強制坐班，要讓大家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待他升到「二把手」，這位領導來了個翻盤轉變：「我們現在開始要嚴抓考勤，不然你們女的天天不在。」

張筱雨有時會思考，或許性騷擾的源起，不僅是個別人的性別意識差，而是他有了權力。「你說，他們敢對自己的女上司這樣說話嗎，會去性騷擾自己的女領導嗎。」

在遭遇過一次烏龍般的「性騷擾」鬧劇後，記者林瑞克卻有不同見解。2020年，林瑞克做「自媒體寫作課騙局」選題時，偶然在書迷群尋到位曾刊發「教你如何寫出10w+爆款」廣告的公眾號負責人，於是以「寫作發燒友」的身份與對方聊天、套話。

起初都還正常，但不知為何，聊了兩天後對方竟以為他是女性——要不是女性，怎麼會言語這樣溫和？但林瑞克無奈，他只是出於記者本能，不願得罪受訪者。從那天起，對話主題就從「寫作課」有關的內容，變成了每晚的噓寒問暖。「親愛的，睡了嗎」或是「姑娘，我想你了」，句尾再搭配上「親吻」和「鮮花」的表情貼圖。偶爾，他還會分享自己寫的一些「下半身文學」，主打歷史名人的八卦性事，請林瑞克點評。

選題結束後，林瑞克惡作劇一樣在倆人認識的書迷群裡發了一條語音，隔天，就發現自己被那個人拉黑了。在過往五年的記者工作中，他聯繫到的女性受訪者，無論是白領、老師還是政府人員，都是克制又溫和，言語和行為從不冒犯。他覺得，在權力關係裡，「性別」本身就是一種處境。「這就是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的原因，要把員工——女性記者的遭遇當作重要的事情來看。」

林瑞克還記得2018年中國大陸掀起#Metoo運動後許多令人看到希望的瞬間。在浪潮裏，全國各地高校的學生陸續建言，要求學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杜絕校園性騷擾；媒體圈亦不落後，陸續有弦子、何謙等人講出曾在媒體工作時的遭遇。

從某種程度，張筱雨也是那次浪潮的受益者。在被那位領導性騷擾過後的兩年裏，她始終保持一種類似圍困的自我糾結。一邊，那令人不適的感觀是騙不了自己的，只要她想到「對方的臉貼過來」這個瞬間，噁心感還是不由分說地襲來。但另一邊，她又會想，我又沒掉塊肉，是不是太小題大作了。

透過#Metoo運動中女生們的講述，張筱雨找回一些歸屬和自信：原來大家都有相同的心路，這不是矯情。「這種感受是合理的，正當的。」

時間照常流逝，五年間，弦子、何謙的公開發聲在一次次封堵中減少，直至內地互聯網上能被看見和檢索出的，都是她們等大多「站出者」的負面評論。隨著新聞審查的加劇，#Metoo有關的詞彙也成為中國大陸媒體不可觸碰亦無從實踐的另一禁區。

林瑞克有時會想，為人發聲者的失語時刻會減少嗎？但有時又覺得這個問題是無稽之談：「在新聞審查愈發劇烈的當下，發聲本身就是一件越來越難的事。無論為別人，為自己。」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