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鄉與他鄉之間，菲律賓移工流動的同性愛

（毅敏，女權主義者，熱衷觀鳥的人類學學徒，目前在拍攝一部關於菲籍移工女性社群裏中老年同性伴侶的紀錄片。）

她/ta們有的是單身或已婚的女性，有的是生育幾個孩子的母親，但都曾與一位或多位同性伴侶保持着或公開或隱秘的戀愛關係，由此經歷了方方面面的變化。

幾年前的一個熱鬧非凡的週六，我參加了一場香港同志遊行。五彩繽紛的隊伍從維園浩浩蕩蕩出發，在那一片喧囂的海洋中，我突然收到發自路邊一個「孤島」上的微弱信號 ：「聽日係移工驕傲遊行（migrant pride parade），移民工姊妹都需要大家嘅支持！」但環顧四周，回應這訊號的往往是一種不明所以、茫然的目光，短暫的四目相對後，那微弱的島嶼之音便再次淹沒於茫茫人海，僅在少數的心上蕩起漣漪。

那時我正在做自己的碩士田野調查，題目是「在港菲律賓籍移民工（Filipina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or FDWs）中的同性親密關係」，因此對菲籍移工女性，尤其是其中的性小眾社群已有一定了解。這些移工女性絕大部分從事家政工行業，根據香港政府的規定，她們每個星期享有一天的休假，而大部分人的假期都在週日。

這島嶼之音帶來了一種時空的錯位感：對於移工女性中的性小眾群體來說，甩開工作去參與週六的同志遊行幾近不可能；相應地，對以本地LGBTQ+社群和在港外籍人士為主的遊行主體來說，一日之隔的渣打道「移工驕傲遊行」聽上去陌生而遙遠。迥然不同的時間性（temporality）和空間性（spatiality）將原本一體的同志運動區隔開來，造就了平權運動的巴別塔——週六的遊行將會以變裝表演和蘭桂坊午夜雞尾酒會告一段落，和週日的移工遊行不會有太大關係。

而跟這個總人數將近四十萬、女性佔比九成以上的外籍移民工群體走得越近，就越會發現其中形式多樣的同性親密關係，她/ta們有的是單身或已婚的女性，有的是生育幾個孩子的母親，但都曾與一位或多位同性伴侶保持着或公開或隱秘的戀愛關係，由此經歷了方方面面的變化——從獲得情感撫慰到財務互助，甚至承擔起對方家庭的責任。

這些感情因何在香港生發，是偶然或必然？ta們當中有多少性小眾，又是否符合公眾對本港或歐美國家LGBTQ+群體的想象？同時肩負女性/移工/性少數標簽，她/ta們的多重身份會引出怎樣的際遇，帶來何種故事？還有，在與男性迥異的成長軌跡中，她/ta們是如何探索乃至逐漸認同了自己的酷兒身份？「移民」這流動的過程對她/ta們實踐情慾自主又產生了何種影響，是促進抑或限制？

⋯⋯無數問題，集中在我腦海。

同性愛的起源：在故鄉與他鄉之間

一次偶然聽說我的研究，Rosemary道：「我之前也有一個Tomboy對象，我們在一起四五年呢！」她笑盈盈地，語氣放鬆隨性。

和其他菲律賓籍女性比起來，Rosemary身材更加高挑而豐腴，在人群中十分亮眼。每次週末聚會之前她總會精心打扮自己，妝發穿搭顯示出一種驕傲的時尚感。大家都愛Rosemary，不僅因為她愛笑愛唱愛跳，更因為她慷慨大方，待人熱情如火。

Rosemary掌得一手好勺，每週日在中環「tambayan」（Tagalog語，指朋友們一起閒聊遊戲以打發時間的地方）席地而坐的聚餐，屬她貢獻的飯盒最多（每個盒子裏都是她出門前花費大量時間精心製作的地道菲律賓菜餚）。將近「知天命」（五十歲），她像大家姐一樣照顧著tambayan的老老少少，卻顯得那麼年輕灑脫。其他人告訴我，Rosemary在香港工作了15年，結過婚，有一個跟我差不多大的兒子在老家。

一次偶然聽說我的研究，Rosemary道：「我之前也有一個Tomboy對象，我們在一起四五年呢！」她笑盈盈地，語氣放鬆隨性。

Rosemary來自Visayas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自幼就學會了做農活以幫補家計。十八歲高中畢業後，像很多女孩那樣，Rosemary沒有繼續讀書，開始離家到城市打散工。二十出頭的Rosemary經人介紹認識了後來的丈夫，沒過多久就結婚，隨後兒子出世，Rosemary開始見更多工，做過服務員、銷售員等職業，卻始終入不敷出。

與此同時，丈夫的懶惰與風流成性令Rosemary日漸心灰意冷，不甘心被年覆一年的貧窮打倒，Rosemary最終下定決心，通過借貸湊齊了申請到香港工作的各項中介費，年幼的孩子則被託付給親戚照管。一晃十五年過去，Rosemary靠每月定期寄回家的薪水養活了兩大家人，兒子也已經長大成人。

Rosemary與前任伴侶Andy相識於環球大廈附近的小酒吧，Andy是一位司機，認識Rosemary之後除了每天早晚打電話噓寒送暖，也能利用職務之便駕車前往Rosemary僱主的住所送禮送花，更親自烹調美食表達愛意。一來二去，Rosemary被Andy的堅持所打動，答應了她的追求。就像其他任何情侶一樣，兩人在為期五年的感情生活中有笑有淚，有猜忌吃醋也有和解原諒。一次Rosemary已經成年的兒子來港探訪，Andy安排了一場不可多得的旅行——在深圳世界之窗，三人穿上中國少數民族服飾拍了一張大合照。

當時Rosemary還不到四十歲，這是她平生第一次與一位同性展開一段親密關係，但Rosemary對「lesbian」和「tomboy」群體的認知開始得更早。「之前在老家我並沒有lesbian的朋友，但有一個女鄰居，她有個lesbian伴侶。當時我非常好奇，為啥那個女的好像跟那個tomboy談了戀愛之後就變得特別特別漂亮（very pretty），我想可能是因為那個tomboy真的很愛她⋯⋯幫她提包包，幹活兒，做什麼都問她的意思⋯⋯大家夥兒都這麼說，最後就連那個鄰居的老公都承認她的確變得不一樣了。」

Rosemary所觀察到的「漂亮」和她內心隨之生發出的「好奇」在此處極為關鍵，讀者也許會問：一個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因為戀愛而變「漂亮」？我認為這裏的「漂亮」並非物理意義上五官、身材的改變，而更接近一種「容光煥發」的狀態——tomboy伴侶無微不至的體貼與照顧（care-taking）令女鄰居感受到被重視，體會到愛的自由和被愛的喜悅，整個人的精神氣質隨之煥然一新。

不過我更加在意的，是Rosemary在敘述過程中所體現的對這種「漂亮」的強烈認同——「漂亮」其實是Rosemary內心的一種投射，反映出她對這種親密關係的肯定；而對原因的「好奇」則令Rosemary渴望有朝一日也能獲得一段類似的感情，擁有被伴侶呵護、成為「焦點人物」的特權。

婚姻制度缺陷，意外孕育多元親密關係

在我所認識的數十位菲籍移工女性中，成功申請到「婚姻終止」的唯有一位。

在我研究的26位關鍵報導人中，分別有14位性別表達較為陰柔的女性、和12位氣質較為陽剛的tomboy；14位較為陰柔的女性中，8位曾經與男性結婚且育有子女，其餘5位從未踏入（異性戀）婚姻，而第14位則選擇了在香港與自己的同性伴侶舉辦婚禮（編註：香港沒有同性婚姻合法，這裏指的是私人舉行的酒店婚禮）；

12位自我認同為tomboy的女性中，10位聲稱自幼已然形成tomboy主體性（玩男孩玩具、中性陽剛的打扮及追求其他女性），其餘兩位，一位早年曾與男友育有一子（但未結婚），另一位則育有一女，據說為其來港前在日本從事服務行業時所生。

有必要為讀者介紹下菲律賓的婚姻制度，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天主教徒佔全國人口數量百分之八十以上；除梵蒂岡外，菲律賓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仍然不允許法律意義上的「離婚」的國家，要想解除婚姻，唯有通過「婚姻終止」（annulment）的手段，但整個申請過程極為繁冗且代價高昂，除了達官顯貴，普通民眾根本無力負擔。

尤其對於大多數菲籍外勞女性來說，限制她們「終止」婚姻的除了巨額費用外，更有反覆來回菲律賓及工作地點所要耗費的時間和精力（e.g.遞送申請、請律師和參加庭審等）。

在我所認識的數十位菲籍移工女性中，成功申請到「婚姻終止」的唯有一位。正因如此，當婚姻因為種種原因亮起紅燈無法繼續，絕大多數普通菲律賓女性（以及男性）有且只有繞開這種制度缺陷，直接離開原有伴侶，發展新的戀愛關係這一種選擇。如同馬車行至山前絕壁，意外地孕育出她們對「親密關係」的多元理解與實踐。

香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香港本身是一個大的移工輸入地，但並非一個具有十分友善的移工政策的地方，但與此同時⋯⋯

每當有新朋友聽說了我的研究，都會瞪大雙眼：真的誒，我每個週末經過中環都會見到很多菲律賓TB姐姐和她們的女朋友，是不是這個群體中的同性戀特別多？這裏有兩個問題，是香港特別多嗎？以及如何定義「同性戀」？

海外移工分布在很多國家，包括沙特等中東國家、美、加、韓、台等，但流動的同性愛確實常在香港發生。人們一般會困惑，香港本身是一個大的移工輸入地，但並非一個具有十分友善的移工政策的地方：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以菲籍和印尼籍女性移民為主的外籍家政工先後進入香港勞務市場，她們向本國中介申請和繳納費用，成功後憑藉入境處特別頒發的外勞簽證出入境，在香港則受到包括「住家政策」（live-in policy)、「十四天內離境政策」（合約結束後十四天之內若找不到新僱主則必須立即離境）在內的諸多政策規管，同時被排除在港人最低工資標準之外，由2022年10月起大部分移工可以拿到每月4730港幣的工資。

但與此同時，香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塑造的國際化大都市的形象，其蓬勃的經濟發展和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對社團組織和言論、集會自由的保護，仍然令她成為衆多移工尋求出國勞務時的嚮往之地；在權力部門和僱主家庭的種種規訓之外，移工女性至少能在節假日相對自由地探索自我——除了每週一天的休假，香港豐富的文化多樣性還帶來了一年長達十幾天的法定假期，正常休假的移工姐妹們可以行山，或在海邊燒烤享受香港美妙的自然風景和成熟的市政設施，也可以組織參與社團活動，在中環和銅鑼灣的大街小巷與夥伴們唱歌跳舞或遊行示威。

就同志權益而言，身為前殖民地的香港受歐美同志平權運動的影響不小，連續多年舉辦驕傲遊行，令公衆對於性小衆社群的認知大大增長⋯⋯雖然比不過加拿大這樣的更發達、移民政策也更友好的國家，上述種種至少令香港趕超很多移工薪資更低、個體更沒有保障、公共參與更加受限的國家，成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所在。

「同性戀」成為標籤？

在跨度漫長、飽含艱辛的移民過程中，女性/酷兒移民的情愛體驗就像跨國移民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因其易逝和難以預測而鮮少被看見及命名。

酷兒研究的奠基者之一Sedgwick（1993）在其經典著作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曾精準地將主流社會對同性戀成因的看法提煉為兩種：一種是將其少數化（minoritizing view），認為同性戀是天生的因而無可改變，相應地，同性戀僅構成人群中的少數，有別於異性戀的大眾；第二種則是將其普遍化（universalizing view），認為「同性之慾」作為一種難以預料的強大力量可以擺脫任何固有標簽，任何人都可能在環境影響之下成為「同性戀」。

無獨有偶，福柯那句最著名的 「the sodomite had been a temporary aberration; the homosexual was now a species 」 也直接揭露了藏在歷史衍變溝壑之中的矛盾：日漸成型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無孔不入的社會規訓，性反常行為」被標簽化，因此一種全新的「物種」——「同性戀」誕生了。Sedgwick和福柯的揭露都反映出存在於「同性戀」成因論中的某些吊詭，從不同側面證明瞭這些論述/話語均為特定社會建構的產物，隨不同歷史時期社會需求的變化而變化。有鑒於此，我在研究中著眼於移工女性的主體性，著重分析其性/別流動和情慾流動過程中的切實經驗，對延用「同性戀」（homosexuals）之類的固化標簽則保持謹慎的態度。

從我的關鍵報導人中，可以一窺這種與跨國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tion）高度相關、充滿了「不規則」張力的女性性/別與情慾流動。移工女性各個不同的婚姻狀況和性別表達，讓「誰是同性戀」的追問更加站不住腳。按照世俗標準，那些結過婚且有育兒經驗的女性必然是「異性戀」無疑了吧？但為何她們又會與其他移工女性發展出同性親密關係呢？要如何看待一個獨自養育子女的tomboy？而女性/酷兒們的男性伴侶在她們的流動中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一個直觀的觀察是：在跨度漫長、飽含艱辛的移民過程中，女性/酷兒移民的情愛體驗就像跨國移民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因其易逝和難以預測而鮮少被看見及命名。菲籍學者Manalansan（2006）將跨國移民視為一個充滿了酷兒可能性的動態過程，對同為菲籍學者的Parreñas（2005）在其家政工相關的研究中僅關注「異性戀」女性的研究方法提出質疑和批評。

「你能為我改變嗎？」——流動中的性別角色

我依舊不明白，為何同性關係的起始勢必要以一方變得更加中性化為條件？Joan對此給出了自己的敘述⋯⋯

Joan是Gabi的伴侶，也是我所知道的少數幾個有生育史的tomboy之一，一次Joan用開玩笑的神情給我看一張手機裏的照片，裏面的女子紮著兩個羊角小辮，朝鏡頭露出青澀的笑容。我一時有些捉摸不定。

「是你妹妹嗎？」

「是我！」Joan 大笑答道，一旁的Gabi笑得前俯後仰。

在那個智能手機還不普遍的年代，Gabi和Joan相識於網絡聊天室，彼時兩人都三十出頭，都剛剛與自己的異性伴侶分手（Gabi已婚，Joan未婚），也都各有子女。Gabi通過勞務中介到了新加坡打工，而Joan則在黎巴嫩。

性情相投的二人隔著屏幕越聊越投機，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密友，幾年後Gabi決定從新加坡轉至香港工作，也順便慫恿好友前來，但Joan那時要支撐家庭，無法負擔高昂的中介費用，困難之際，是Gabi伸出援手相助。Joan順利來到香港，跨越六個時區的網友終於「奔現」成功。

但從「好友」到「情侶」，作為研究者的我無法跳過這中間最為關鍵的一步，同性情慾的「情」之所起究竟是在彼此默認中靜悄悄地轉變，還是山呼海嘯大地震？從日常互動到彼此身體的探索，對於很多像Joan和Gabi這樣曾有過異性戀愛/婚姻經驗的移工同性伴侶來說又意味著怎樣的碰撞呢？

Joan的照片令我記憶猶新，我試圖挖掘她從一個很有「女人味兒」的女性變成一個短發陽剛tomboy的原因，一切還要從Joan向Gabi主動表白說起。Joan是那個首先意識到「我們之間的感情已經超越了友誼」的人，但當她不止一次地向Gabi暗示或明示「我愛你」的時候，純真的Gabi總以「我也愛你呀，最親愛的Joan！」來回應，絲毫不明白這種愛意其實已經不再是朋友之愛。等到表明心跡，Gabi大吃一驚，一時難以接受「兩個女人在一起」的關係，經過反覆的磋商與等待，Gabi有所松動，但提出了一個條件。

「我跟Joan說，如果你真的愛我，能不能為我而改變？」

Gabi所說的「改變」指向清晰：剪掉長發，卸去妝容，再不穿高跟鞋⋯⋯這些女性化的特質在後來的日子裏被Joan舍棄，她答應了Gabi，改穿寬松的t-shirt和短褲球鞋，成為眾多tomboy中的一員。

但我依舊不明白，為何同性關係的起始勢必要以一方變得更加中性化為條件？Joan對此給出了自己的敘述：

「我有一些lesbian表姐妹，她們遇事很有主意，非常自信，對自己內心的感受從不遮遮掩掩，絕不隱藏內心的真我（true self）⋯⋯所以別人對她們沒有疑問⋯⋯如果我仍然塗口紅⋯⋯別人會不知道我們的關系，會有很多問題，但如果我改變我自己⋯⋯」

「別人就不會問那麼多。」Gabi輕描淡寫地補了一句。

「Doing gender」和誕生於日常操演的性別反叛

置身「變與不變」之間，Joan的選擇對我來說始終保留某些神秘，也許那是我作為一個外來研究者永遠無法了解的奧義？

Joan與Gabi的回答再次給我以深深的震撼。長期以來在父權社會中被漠視和邊緣化的女性情慾究竟要如何被看見？兩個同樣富有陰柔氣質的移工女性可以怎樣令彼此的愛欲最大程度可見？

受一眾性別研究學者的影響（West and Zimmerman 1987; Butler 1990, 1993），我將「性別」（gender）視為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包括特定的性別角色，通過日常生活中個體對各自所屬腳本的重覆性展演（Butler 1990）而得以被加強固化。從這個角度看來，「性別」不再是一種內在於個體的不變屬性，而是由一整套極為靈活、可協商的符號所構築起來的表演，具有很強的可操控性。然而正如Butler所說，這種必須要通過整個社會不斷重覆才能夠生效的性別規訓機制也毫不意外地帶來了它的漏洞，「doing gender」實則亦孕育出「undoing gender」的可能。

帶著Butler的洞見，興許讀者會對移工女性中高度性別化（highly-gendered）的同性親密關係有不一樣的理解。上文提及我的訪談對象中有12位自我認同為tomboy的女性，無論是10位聲稱自幼已經十分陽剛、從未與異性建立親密關系的報導人，還是曾經較為女性化且以不同方式育有子女的Joan 和Alex，所有人無一例外都有展示出了身為tomboy的共同點：中性打扮，短發，著裝平日以t恤、短褲和運動鞋為主，正式場合（如選美比賽）會穿西服套裝和打領帶/領結，一些配飾如手錶、項鏈和戒指也偏中性或男性化。

不過外表只是tomboy性別符碼的一部分，在田野調查中常聽報導人提及「tomboy之心」（tomboy’s heart）的說法，大概等同於一種「生來如此」的性別認同——「我自打孃胎裏出來就是tomboy」。

為了讓這種「生來如此」的tomboy主體性更加令人信服，tomboy們遵循着高度性別化的腳本，而對更加陰柔的同性表達興趣乃至追求她們成為其性別展演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無論是在與一般女性友人的嬉遊中表現出惡作劇式的「壞壞」（藏匿對方的個人物品、開令對方害羞的玩笑），還是在一段親密關係中展現「憐香惜玉」的騎士精神和為伴侶提供物質上的資助，這些細碎的日常都成為了實踐和證明tomboy主體性的有力注腳，與之相對的則是較為陰柔的伴侶參與這種互動模式，成為相關敘事中被寵溺愛護的一方。

早年有學者（Sim 2010）認為，由於其高度性別化的特點，這種存在於移工女性中的同性親密關系乃一種「強制性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Rich 1980）的復制，我認為這種看法既沒有充分認識到移工女性所處的極為複雜動態的環境，也沒有看到女性的性別（gender）和情慾（sexuality）二者之間的微妙勾連。

我一再詢問Joan性別主體性（gender subjectivity）轉變的原因，認定就算Joan不改變也不妨礙二人組成愛侶。但人在異國，身處由同鄉和親友組成的小社會，每一段親密關係都要面對無孔不入的窺視，經受明裏暗裏的角力，也必須接受異國戀和時差，或許隨著一個新合同的開始就會宣告結束。

在個體能夠藉由網絡同時開展多段關係，信息差因為物理距離而被放大的情況下，不明就裏的曖昧和來自外界的猜忌對一段關係的打擊可以是致命的。通過選取一套明確無疑的性別腳本，同性伴侶們以高度性別化的「表演」確立彼此在互動中的角色，令其親密關係最大程度地可見，原本意在規訓的性別秩序被個體巧妙利用，成為打破其自身的工具。

置身「變與不變」之間，Joan的選擇對我來說始終保留某些神秘，也許那是我作為一個外來研究者永遠無法了解的奧義？除了提升關係的可見度，Joan更直言：lesbian表親在她看來又酷又勇敢，「我想變得和她們一樣。」這樣看來，「變」對Joan而言也代表著一種全新的自我創造與自我想象。

知名性別研究學者和激進女權主義者Gayle Rubin在其早年文章「thinking sex」 （1984）中強調了將女性之「情慾」從對其「性別」的研究中分離出來的必要，認為同為女性，異性戀女性的生命經驗無法完全覆蓋性少數女性，因此女性的「情慾」與「性別」必須作為兩種高度相關而又各自獨立的範疇來研究。

也正因為舊有社會建制的力量是如此之巨，我們才更應該認識到這些也許曇花一現的情感的可貴，肯定女性和性小衆群體在流動中切實的生命經驗，避免過於簡單武斷地下結論。

跨國流動中的情感遊民：當家不是唯一終點

或許我們會對這些移工女性所穿行的無數邊界有多一點點的認識，而愛欲糾纏也許只是她們所穿行的無數邊界中最易於理解的一部分。

我正在刷手機，突然收到Rosemary接連發來的怒氣沖沖emoji，「怎麼啦？」我連忙問。
「Jenny這個壞女人，竟然跟Harry搞到一起了！她上月被老闆辭退沒地方住，可是Harry和Ann讓她去她們的boarding house的！這個沒良心的！」說著Rosemary又發來一張照片，狹小的空間內，Harry和Jenny相互擁抱著，姿態親暱。

「你在哪兒找到這張照片的？」

「保密！」Rosemary又發來一個得意洋洋的表情，「對了，千萬別跟其他人說是我告訴你的！」

Rosemary說完就沒再回覆，可能是又跑去跟別人分享這個「獨家」秘密了。我在臉書搜索Harry的賬號想要找到些許蛛絲馬跡，卻發現很早就已經是我臉書好友的Harry此刻竟查無此人！我再搜索Jenny，顯示賬號存在，但我們messenger上的所有聊天居然全部不翼而飛，空白的界面顯示著「跟Jenny打個招呼！」的初始信息，點擊頭像進入個人頁面，曾經的所有照片和發帖竟然都轉為不可見，我握著手機，彷彿落入了一個信息的黑洞。

也是在那次事件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和菲律賓朋友們在使用臉書和社交媒體方面有多麼不同，以臉書為例，我的賬號名也是我現實中人際交往使用的名字且一直固定不變，發帖基本都是朋友可見，但菲籍朋友擁有多個賬號的人不在少數，賬號名稱也豐富多彩，既有在原有的名字上加工美化的，也有直接進行文學或藝術創造，集個人審美和世界觀於一體，而tomboy將名字改得中性化或更加陽剛的操作更是極為普遍。

在這種情況下，如我這般的外人很難摸清一個人究竟在使用哪些大小號，哪個奇怪的名字後面又藏著誰的真身。再加上臉書本來的隱私設置帶來高高低低的信息墻，情感糾紛的當事人如Jenny和Harry既可以選擇隨時「升起」信息墻，以改變隱私設置、改名甚至銷號的方式從糾紛中脫身，也可以在同樣的信息墻裏悄然培育新的感情⋯⋯

而跨國移民令這一切更加複雜。如前所述，細碎交錯的時空間強制割裂了人與人、社群與社群之間的聯結，與此同時，這種「移民宇宙」不知何時就會迎來自己的「躍遷」甚至終結。本港新自由主義的移民政策之下，絕大部分移工女性若非與永久居民組成合法家庭，會一直保持外來家政工身份，以兩年續一次新約的頻率在不同僱主和合約間遊走，直到多年後幹不動了告老還鄉。這種無法確知其盡頭和方向的移民生涯對同性愛戀的影響十分複雜，或幽微或顯著。

在我的報導人中，有的與同性伴侶相伴數十載，經歷了跨國戀的風風雨雨，有的則在這些風雨中分離；有的早已成為對方家庭的座上賓，出入鄉里儼然是一家人，也有的為財物糾紛撕破臉皮再不相往來⋯⋯離開「香港」，是否也和從台灣、新加坡、土耳其、科威特、加拿大離開一樣，代表着一種關係的斷裂，一種對同性之愛的理解的終結？而回到「菲律賓」是否意味着舊有的識見與秩序再一次佔了上風？

在時空多線並進、歸屬感和愛恨反覆消長的跨國流動中，「家園」不再是旅程的唯一終點。如果我們考慮到養家的重擔、育兒的艱辛、中介的精明、僱主的陰晴不定，還有人在異鄉的孤獨，對未知的焦慮，對愛和被愛的渴望⋯⋯那麼或許我們會對這些移工女性所穿行的無數邊界（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一個家庭到另一個家庭，飽受貧窮卻日日見證鉅富，正值青春而常伴孤老弱童病者左右⋯）有多一點點的認識，而愛欲糾纏也許只是她們所穿行的無數邊界中最易於理解的一部分。

「我就是要活得開心」

面對跨國旅程中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女性/酷兒移民籍此獲取歡愉，進而發展出對「自我」更為飽滿的理解與想象。

我至今仍然記得多年前和幾個移工朋友的一場討論，那是在Joan和Gabi僱主闊氣的豪宅裏，一個叫做Judy的姑娘談起婚後與丈夫婚姻不睦，恰巧那時與Judy青梅竹馬的男生出現了，雖然心中愛慕，但婚姻與家庭的神聖讓Judy忍痛放棄自己的愛情：「雖然我一看見他就頭暈啦，但我不想後悔啊，我有老公，有孩子，為了不傷害別人，我一定得把這個男人拋在腦後！」

「可你這樣是在傷害你自己呀！」Rosemary直截了當地說。

「我能接受⋯⋯」Judy嚅囁著，「生活給了我什麼，我就一股腦兒地接受，必須得接受，因為女人就是受苦的命⋯⋯」

「為什麼當女人就要受苦？我就是要每天都活得開開心心！」Rosemary大聲說，一旁的Natalie用手指拈起一片青芒果，嘴角浮現一抹讚許的微笑。

我研究跨國移工女性敏感多變的情慾世界，是為了讓這些女性，特別是酷兒女性的情慾真正被看見。長期以來，女性作為父權社會中的「第二性」，其情慾或淪為男性的附庸被迫消聲沈默，或被污名化為「蕩婦」致使人盡喊打，或被神秘化和奇情化——不可知的女性性力代表著最原始洶涌的力量吞噬一切道德倫常⋯⋯；而在更宏大的民族主義敘事裏，個體女性的身體與性或被掩埋在戰爭的瘡疤中，或高祭在國族的神壇上，成為被侮辱、被憑吊和獻祭的客體，逃不過被凝視與邊緣化的命運。

但恰是女性對其情慾的艱難探索成就了她/ta們更獨立完整的主體性。跟隨前人學者（Vance 1984, Faier 2009, Cheng 2010），我將「女性情慾」視為一個充滿了無數爭議，也因此具備了無限創造力與顛覆性的場域；面對跨國旅程中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女性/酷兒移民籍此獲取歡愉，進而發展出對「自我」（selfhood）更為飽滿的理解與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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